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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健宁

FANHALL ID: im10011
姓名: 康健宁
性别: 不详
生日: 不详

影人概述: . . . . . .

(一)履历:
  1954年出生于河北;
  1976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体操与运动生理学专业,到宁夏大学体育系任教;
  1981年到湖南师范大学运动生理系进修一年;
  1984年离开宁夏大学,到宁夏电视台新闻部任编导;
  1985年到新成立的宁夏电视台对外宣传部工作;
  1994年任宁夏电视台对外宣传部主任;
  1999年任宁夏电视台副台长。
  (二)主要作品:
  《黄河谜》(1985);
  《黄河流长》(1986);
  《窑洞•人》(1987);
  《闯江湖》(1988,与高峰合作);
  《沙与海》(1989,50分钟,与高国栋合作,获得第二十八届亚广联纪录片大奖);
  《石头上的印记》(1991);
  《雪域》(1992);
  《泸沽湖》(1993);
  《天籁》(1994);
  《生活》(1995,合导);
  《阴阳》(1995--1997,180分钟)
  《公安分局》(1998);
  《当兵》(2000);
  《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2002)
  康健宁是中国纪录片界最具声望的导演之一,他的作品《沙与海》曾获亚广联大奖,《阴阳》被誉为反映中国农村题材的纪录片中最深刻的一部。在《唐之韵》这部被称为“诗的纪录片”中,康健宁依然保持着他作品中一贯对人的重视: “我们更关注那些作诗的人——他们自身的命运,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他们对国家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人生的态度”。
  总编导 康健宁:中国纪录片界最具声望的导演之一,主要作品:《沙与海》曾获亚广联大奖,180分钟纪录片《阴阳》被誉为中国农村题材纪录片中最深刻的一部,著名独立制片人吴文光曾说:“《阴阳》就象一块大石头,谈当代中国纪录片没有人能绕过它。”
  十四年后,每每提起康健宁,略晓一二的人还是要回到1989年,回到《沙与海》(康健宁与高国栋合导)。一周前,康健宁在北京三多堂,谈到某电视台又拿《沙与海》说事,忽地面色一沉,声调却提高了两倍——我就不相信,一个纪录片获了个奖,它就是一颗钻石了?就是什么里程碑了?这么多年了,还在说!
  知者无怪。此言虽重,纯粹是一种对待纪录片功利主义的过于鲜明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康健宁成其为康健宁的原因之一。十四年了,他那条不轻的船,也行过了多少重山水;《沙与海》至多只是其中的一站。但是另一面,也唯有那一站,让众人还算清晰地看到过他一次——尽管他自己始终不以为然。从那以后,康健宁这个人其实一直处在“见首不见尾”的状态。一个在中国首次拿到 “国际大奖”的纪录片导演,曾经的宁夏电视台部门主任和副台长,从来不在这样那样的小圈子大圈子“闪亮登场”,却经常从单位彻底地消失,少则数月半载,多则两三年;回来了,除了面容衣襟添些尘土色,往往仍旧只是沉默。很难有人说得清他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
  《沙与海》之后的十四年来,康健宁在做些什么?这里有一份还不够清楚的清单:
  《石头上的印记》(1991),未播出;
  《雪域》(1992),未播出;
  《泸沽湖》(1993),未播出;
  《天籁》(1994),未播出;
  《生活》(1995,合导),未完整播出;
  《阴阳》(1997),未播出;
  《公安分局》(1998),未播出;
  《当兵》(2001),未完整播出;
  《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2002),未播出。
  这些纪录片的重量,够得上担当任何一种中国纪录片史的压舱石。但它们不仅基本上未在国内主流媒体公映过,而且也极少进入其它的“小众”传播渠道,更勿论参加评奖研讨会之类。这个目录还不够清楚,是因为另有一些被他自称为“乱七八糟”而排除在外的片目,其中包括《景德镇》、《改革开放二十年》、《20年·20人》、《晋商》、《唐之韵》之类声名远播的系列片——当然,分布在不同时间序列和各类人群里的观众,很难记得住它们的总导演是同一个人;去年,他还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个剧情片《出汗》。
  稍有纪录片常识的人,不会不明白这份清单对十余年的人生意味着什么。试问同康健宁差不多一起上路的人,“主流”也好,“独立”也好,今天有几个还在身体力行地做着当年追求的“纪录片”?而借着这三个字,远比康健宁“有名”、“有利”的,又何止一二。中国纪录片最热闹的时候,大概在90年代中期前后,纪录片的媒介地位正如日中天,真个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但庄稼的收成不只与鸣蛙有关,俯首犁地的耕牛就一向弄不出什么响动。
  康健宁“消失”的原委,也就这么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他只不过是在做纪录片而已,只是埋头在做,其余万事皆不关心;就因为做得太过专注而与所谓的“纪录片圈子”两相淡忘。康健宁明明知道,自己尽心竭力所做的绝大部分事情收不回任何看得见的成本——身前如此,身后也未可知——他依然这样一路走来,一个人;直到此时此刻,仍在路上。
  这个人的身影就像他的纪录片一样,沉重得不合时宜。可他又自比为补锅钉碗的小工匠,纪录片对他来说,早就褪去了“光荣与梦想”的色彩,转化成另一种“物质”的生命形态。
  但为什么偏偏选择纪录片?为什么又偏偏“一意孤行”地走了这么远?康健宁答:可能我呆的那个地方比较封闭,封闭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让我“心无旁物”;心无旁物,就一心一意了,一心一意,就把有些事情变得可能了。
  如此,就是宁夏的风沙与黄土塑造了康健宁,虽然也仅仅塑造了这一个。而他对这片土地所倾注的生命,应该足以报答它了。
  还得回到著名的《沙与海》。一般人知道,《沙与海》断断续续地拍了半年多;而就在《沙与海》之前,康健宁还做过两部“另类”的纪录片,都是对“贫穷”与“封闭”的苦苦追问:一部是《闯江湖》(1988),拍的是宁夏最贫穷的地区西海固;更早的一部是《窑洞·人》(1987),拍的是陕北窑洞。在思想逻辑的时间线上,康健宁至少用了三年的推敲叩问,才成就了一部《沙与海》。
  《沙与海》之后,康健宁也曾一度“闯江湖”一般,裹在众多的摄制组里,不辞万里,跑去雪域高原,拍青海,拍西藏,拍泸沽湖。但他很快发现那里不是他的领地,于是他回到宁夏,继续关注刘泽远一家的生活;到了1995年,将续拍的部分与《沙与海》之《沙》衔接起来,合成了纪录片《生活》。
  这一年秋天,在吴文光的推荐下,康健宁带着《生活》去了趟山形电影节。那里的人群和热闹依然受到他本能的抵制,但山形还是留给他一个印象:为了一部五六十分钟的片子,居然有人不惜耗费整整五年的时间做前期调研;而且七老八十了还在拍!此人名叫怀斯曼,是康健宁至今能够记住名字的唯一一个外国导演。他看到了一种对待纪录片的态度,真正知道自己该怎么走下去了。
  从山形回来,康健宁重返西海固,在有备而来的搜寻中,他等到了风水先生徐文章的出现——这就是后来拍了三个年头的《阴阳》。这一次,他深深地沉到了黄土的最底层。对于中国的农业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症结,《阴阳》的沉潜与提升几乎都到了极致,是一部当之无愧的集大成之作。康健宁编完《阴阳》是在1997年,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进驻陕北的窑洞刚好十年。十年磨一剑,他的“黄土情结”至此终于有了一个了结。
  这以后,他才调转目光,拍了城市题材的《公安分局》和《当兵》。最近的一部纪录片是去年完成的《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形式单纯的个人口述历史;康健宁说,这是《阴阳》之后他个人最为满意的一部纪录片。
  樊先生何许人也?看过《阴阳》的寥寥数人大约不会注意到,它的片尾字幕里,有一个“文学顾问”樊修章,就是这个樊先生——50年代北大的一介书生,被打成“右派”远赴宁夏,在农场以烟盒作稿纸翻译了《浮士德》。近期轰动一时的电视系列片《唐之韵》,撰稿也是樊先生。每集结尾压轴的一首唐诗,用的是童声朗诵王维的《送元二使关西》: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惺惺相惜的别情,清凉而恬淡,犹在触手可及的眼前。想必樊先生有意用这样举重若轻的心境,作别气象万千的唐朝,作别三千六百多诗人,也作别自己颠沛流离七十年的往事。
  事实上,康健宁本人也并非宁夏土生土长。人生辗转飘浮,何处无离别?何处不相逢?何处是永久的故乡?或许在路上就是人生的唯一归宿,也是他的纪录片的唯一归宿。
  事实上,康健宁最初听到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还是始能诵诗书的年纪,距今也有三四十年了。那位年逾古稀仍默默著述不止的老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隐在他背后的精神源泉。
  每当选择纪录一个人的时候,康健宁总要看看那人背后站了多少人。牧民刘泽远、“阴阳”徐文章的背后,站着十几亿的中国农民;樊先生的背后,站着一代命运多舛却是出污泥终不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说,古来圣贤皆寂寞,那么康健宁也好,樊先生也好,都谈不上孤独。向他们的背后回首望去——向历史的更深处望去,那里有整座星空。
  又记:在我仓促行文之际,康健宁正在一边筹划宋词的电视系列片制作,一边抽空到内蒙古,为中央电视台拍摄一个关于蒙古族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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