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影像:王兵的《铁西区》
危险,勿近
看不见的影像之十六
王兵作品《
过程
《
王兵在鲁迅美术学院读书的时候去铁西区的工厂拍图片,算是作业。但后来的事情是他个人的兴趣。有关他个人的情况我在后面一节中再说明一二。他的个人兴趣是去了一些次,图片的范围扩大到作业之外。我个人有兴趣组织一个展览看一看王兵那个时期的图片。
然后是DV,他到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租了一个松下的EZ1,前后几年绝大部分时候都是用那架机器拍的,300多小时的素材,租金早够把机器买下来的了。那架机器经历过的所有考验足够让它进入博物馆,看过《
拍摄过程以工厂开始,涉及整个铁西区。开始吸引王兵的多少有形式感的东西,而后大面积的改造排山倒海一般到来,从工人自发性的拆除到整片的推平。从而从工厂延伸到疗养区、家属区、运输部门、家庭内部等。
拍摄过程中比较费解的是王兵如何将自己融入了那些工人和居民之中,以至拍摄他们正常和怪异的工作、生活场面而不招致他们的反感。时间可能起到了最大作用,就是王兵在那里泡了很长时间,用漫长的时间与他们呆在一起,拍或不拍,直到他变成象是个路过的无职业游荡亲属、牌友,小摄像机成了人们随意放在桌上印着劳动模范红字的搪瓷茶缸、铲子、毛巾。
剪接的过程之漫长与拍摄的漫长相类似。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李宏斌带王兵来找我,大概是01年,当时我正埋头写有关DV的《
哪里想得到后来还有超过150小时的素材又拍出来了。在此期间帮助了王兵的很多人中,有两位比较有意思。一是艾未未。王兵在美术圈子里转了一段,有次去老艾家,两手空空,两兜空空。老艾见他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窘迫,就让老婆陆青去拿一万元钱,虽然王兵一再解释他当时的困难不是钱能解决的,但一万元他还是收下了,而且老艾不让他打借条,算是白送的。当时王兵确实窘迫到极点,连继续买磁带的钱都没有,拿到钱第一件事是去买了二十盒磁带。
二是林旭东。我与林旭东都承诺王兵从头到尾看一遍他的素材,我没做到,老林做到了。按每天看十小时计算,全部看完要三十天。王兵自己非常熟悉那些素材,他也只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帮王兵找了个公家的机房,人家白天干活他们夜里干活。
王兵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有工作、生活两个部分,另外他犹豫的有关少年人生活的部分,兼跨生活区和铁路上的一对父子。结果剪出来的第一个版本不分片段长达五个小时,比较明显地能看出作者在前半段集中精力于工厂工人的劳动和疗养,后面逐渐模糊。
林旭东直接动手剪接了一段,后来王兵自己购置了电脑在家里做。这个阶段有几个老外起了不小作用,一个是剪接师亚当,是个混在北京英国人。还有柏林电影节和鹿特丹电影节的人,后者的赛门至今仍在给予王兵帮助。
内容
新的版本长九个小时多一点,第一部分《
影片直接从车间内休息的场面开始,接着是洗浴、争斗,他们谈论的内容主要是喝酒和赌钱。严肃的话题是哪一家工厂又黄了、那家厂的工人的出路。然后是漫长的工作场面。从一个庞大的厂区掠过,到另一个厂区,又是漫长而费解的工作场面,作为外人我们总在猜工作中工人的某些具体动作的具体意义,往往这个意义在镜头的后半部或下一个镜头中得到答案。金属泡在酸性溶液中,空气中漂浮着蒸汽,工人手中拿着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工具。
间歇时,有个小班组开会的场面,班组长对大家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大家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注意安全问题。
然后是最后一天上班的情况。明天工厂会变成什么?
几个月之后,若干工人回来在休息室和车间里转悠,看还有点什么零碎可以拿走。
疗养院是为一些从事中污染工作的工人预备的,是乡下的几排平房,与干校、三线工厂的早期宿舍差不多,板床上下铺。一群大老爷们无所事事,连扑克都懒得打。两个胖爷们光着膀子躺在一张单人铺上。公共休息室提供给大家的唯一娱乐是台电视,先后三次休息场面一次是工人自己唱歌、二是主旋律电视歌舞晚会、三是看毛片。前后三次他们的表情、姿态都出奇地类似,以木然为主。有片小池塘,俩胖爷们用塑料袋在里面走来走去捞鱼,水刚到膝盖深。可过了一会抬上来一位,别人说是淹死的。同事们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公家给多少抚恤,他们觉得应该是三万元左右。
然后就拆了,高大的厂房成了一片瓦砾,工人们没能拆走当废铁卖掉的东西,有组织地买掉了。剩一根光秃秃的烟囱。
后两个部分说简单一点,假设读者早晚会看到这部作品、而且有愿望看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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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王兵为他的这个作品选择了严格的形式。他自己肯定能更好地总结。
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是作者严格地不露面。王兵自己没有在画面中出现,甚至没有在声音中出现。
比较熟悉纪录片的人知道作者的出现是件很常见的事。比较熟悉98后大陆纪录片运动的人知道小摄象机拍摄的纪录片中永远有个作者的声音,从摄象机后面发出,留在声道中。有些是有意的,如《
为取消自己声音上的存在,王兵甚至从头到尾没有向他拍摄的人提一个问题。被拍摄者如果想讲话,是他们自己讲的。大部分场面没有对话,有对话的大部分场面是人物们互相说话而不是与摄象机交流。很少的场面中人物开始对摄象机说话时,多数有种非常揪心的效果,如《
取消作者的存在既非常困难、也有可能很虚伪。幸亏这些问题我们不必有答案、可以继续争论下去。王兵的全知式视点当然可以被怀疑,这与他影片的长度相对应,这是他形式感的第二个特点。
影片的长度让人怀疑王兵有个全知式的野心,其大而无当与不可实现等同于工业时代咱们的计划经济。有没有一部影像作品可以号称涵盖了整个空间和整段时间?如果有,《
幸亏,这也是一个我们永远可以质疑的形式感。我个人非常害怕所有没法让人怀疑的东西。让人怀疑的东西只是把问题摆出来而已,不让人怀疑的东西或者是问题太大不能被怀疑,或者是隐藏得太好了,会带来恐惧的效果:明明我知道它不可能是完美的,怎么看不出哪里可疑?当然这只是我作为一个怀疑论者的个人看法,信徒们可以指责我没有信仰。
幸亏有些问题可以争议,我对不可争议的东西充满蔑视,它们失去作为话题的权力也就是失去了生命。
有关长度,拍摄纪录片《
最近王兵私下表示他想找个机构,某个严肃的基金会之类的地方,把他的300小时素材捐出去。他根本地相信其资料价值,也顽固地相信现在的完成片是唯一的版本。所以素材已经可以放弃了,现在距第一盘磁带的拍摄已经有五年,尘归于尘,土归于土,磁带会变成塑料条和一些磁粉,他希望有机构愿意收留并想出一种更恰当的方式来保留。这愿望很常见。我还在后悔当时没有与他观看整整300小时的素材,如果在别人收藏的过程我有机会的话,还会设法多看一部分他的素材。
这就是我对其九个小时长度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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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兵
这两年写这些东西我得罪了很多人,有特别亲近的,也有本来就很疏远的。至今没有打电话威胁下次出门别遇见他的,但有个把要起诉的,有半夜发短信破口大骂的,有在网上投匕首的,也有表示以后不希望再见到我的。低调的人们往往希望别人少谈论他们。王兵是个这样的人。在此谈论他,希望偏差尽量小,也希望被谈论的人和读者都不把谈论的内容当作隐私。
王兵生于陕西农村。14岁时因家庭变故(父亲因工去世)被招到西安城里顶替长辈的工作。从此在那个设计研究院呆了十多年,从小工一直变为在总工办坐办公室的。他描述那段时间就是国家单位的生活:没事干。
然后考上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学习图片摄影。上学的后期断续去铁西区拍摄图片。上完后又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一年摄影。
王兵长期与艺术青年来往,与摄影、个人影像、先锋艺术的圈子都有点联系,也作为摄影或助理给别人打过工。朋友很多真谈得来的有限,脾气一般但生活还算稳定,挣钱少借钱多,在北京大部分时间租住在东边的郊区。
他偏爱谈些巨大无比的文化艺术话题,而且比较接近偏见,起码其看法经常留有比较大的争议空间。但确实经常思考并且有个人看法。比如没有看完整《
他觉得他这辈子的作品可能止于三部。第一部有关工人,已经完成了。另两部分别有关工人和知识分子。
如此简洁的作品理想让人想起蒋樾、段锦川、康健宁故意为之的工、农、兵系列(《
但王兵的东西有点不一样。比如伤感等情绪性的东西,以及形式感的东西,有时让人感觉比其现实主义色彩和人文关怀还更大一点。而且叙事性更弱,因而与电视台可以播放的标准相差太远。
农民的那个作品,他倾向于拍摄一户陕西农民的四季。知识分子的那个作品,他倾向于处理精神不正常、处于被管制状态下的所谓知识分子。
这两个作品从原则来说均既有可能是纪录片也有可能是剧情片。但无论任何一种类别,都将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制作。王兵今年35岁,说不定到他40岁大家才看得到他下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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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年元旦前他决定还钱,就把银行的钱都取出来了,开了一张十年来他借钱的单子,背着满满一书包现金去邮局一个个地寄。只有一笔找不到主人了,那个朋友离开北方去广东肇庆规划局工作,而那个局说他早已离开了。
王兵女朋友赵银鸥与他一起从沈阳来北京时,两个人总共有700元钱,一些家具是他们自己动手用木头钉的。在制作《
背景
我没有能力全面讲述《
94年前后我还跑过一段供销,与我特别熟悉的朋友可能都不知道这一段。去过沈阳电池厂。全厂三千员工全回家了,雇着一二十个保安看守,不敢用原来的员工,是另外找的。只有一个车间有十几个人在干活,因为他们接了一个小订单,只好小规模生产,女工们拿着形制奇特的小勺往电池形状的小筒里填黑色粉末。手工工作方式当然让我非常惊讶,而且她们身边就放着看上去非常先进的机器。然后是个很复杂的故事:机器是领导出国考察买回来的,花了很多钱,但后来才知道原材料也要用国外的国内的不行,成本太高,没开几回。那是老领导时候的事现在他们已经退了。而且机器一开必须生产量很大,现在用不上。等等等等。三个厂长都不在,办公室里坐着个实习的女大学生,问什么都不知道。厂长们据说都出去催债去了,三角债拖着他们即使接到订单也没买原料的钱。
街上的情景也很让我吃惊。大片的地区一看就是四五十年前的平房,而且还不是住宅而是小商业区。当时我假设工人住宅区中有更古老、更简陋的平房。
97年前后在天津拍片,找了几家工厂,见到一些在岗的工人和下岗后再就业的工人。进了天津自行车二厂,看了,还没来得及拍摄。被请到局子里去:说说清楚。为什么说清楚?有什么要说清楚?局子里的人穿着便衣一味强调他们是依照北京有关部门打的招呼来询问、阻止的,并要求以后不许说出去。后来我们了解到那家曾经有近两万人的工厂几乎全面停顿之后,在我们去拍摄之前的两个月刚有六千工人静坐,把一座立交桥堵了一天。
我姐姐和姐夫都在南京做工人。拍纪录片的胡杰认识他们。连续六七年间每次我回家他们都谈下岗的问题,乍听起来都是下个月就完了。后来兼并了两次,上面安排的,第一次兼并的那个上级集团公司后来也倒闭了,只好再兼并一次,至今工人减少了80%,经济效益提高了一倍多。他们有幸一直没有下岗。
另一个有关效率的话题,即国家单位没事干。国营工厂窝工、没事干是正常状态,见过很多上班打扑克的,去食堂吃饭议论的也都是玩的事情,女工不打牌打毛衣议论婚嫁和孩子。等单位黄了都急了。反过来说也一样,因为假设他们一直在非常积极地工作,他们的工厂也一样会黄掉。头巾气的议论之一是谁都没有教工人应对失业和再就业,这话是颠扑不破的废话,因为谁也没有教过领导如何雇佣和解雇。大家混事,可不混事又能做些什么?
拍清末洋务派电视剧的人居然找到过19世纪末的大型机械还在运转使用。
街上在上映电影《
后来我才知道中国很多城市都有铁西区,好象有铁路的新兴城市经常都有,比如邯郸有、安阳也有。
背景的另一方面是《
真相危险,口径万岁。工厂勿近,局子不远。
在国外某次放映时有自称来自沈阳的人站起来质问王兵:你是哪里人?你这个西安人凭什么把我们沈阳拍成这个样子?
拍外滩、金融街、奥运村、二沙岛的人很多,比拍拆除工厂的人多很多倍。我没有王兵那么谨慎,话语既不象他那样干练,也不那么宏大深刻,就是说我经常讲废话、与细节较真。所以如果读者觉得拍铁西区与拍外滩是个话题,请给杂志来信说明观点。如果认为应该拍外滩的人比较多,我就停下《
张献民
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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