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说纪录片，就把我们自己说窄了

　终于可以在电影院看到陈真的作品了。我认识陈真近20年，一直知道他在拍纪录片，但从未看过他的作品。2000年我在《城市画报》当记者时，想采访中国新纪录片运动中的名导们，就是陈真给我的线索，我知道陈真其实是新纪录片运动最早的参与者之一，80年代初期，他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很早就接触到大量的国外纪录片，积累了丰富的见识，而这些见识，当年在共同的追求中曾深深地影响过他的朋友如吴文光、康健宁、时间、段锦川、蒋樾等等，这批人后来被称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先驱，吴文光至今仍称陈真为老师。陈真自己也拍过不少纪录片，可惜都没机会面世，这使得一直想采写陈真而不能的我无比遗憾。

　　这次能约陈真做专访，总算了却一个夙愿。

　　自由表达是初衷

　　黄茵(以下简称“黄”)：你为什么要拍纪录片？

　　陈真(以下简称“陈”)：我们6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人家说是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这一拨人里，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喜欢电影。当年物资很匮乏，人的个性又遭到扼杀，电影是个造梦的工厂，当我知道可以通过电影这种武器，就像你说的，用一支笔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个可能就是我从事纪录片的初衷。

　　黄：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黄河》到今天的《布达拉宫》，你一直在拍纪录片。你拍过的最好的纪录片是哪部？

　　陈：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拍过最好的纪录片。

　　黄：《布达拉宫》呢？

　　陈：那个不算。我也没有把它当作我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录片，我对纪录片要求比较高，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纪实形式，还应该有深刻思想，有非常个性化的表达，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精神方面的东西，就是看了片子会认为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的那种。

　　黄：那你展望一下纪录片的位置和它的将来吧。

　　陈：(笑)小时候，我看到的第一个纪录片，是在电影院里看的。当年看故事片之前总要放一些新闻纪录片，中国还有一个很NB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它就是专拍供电影院播放的纪录片的。后来我们有电视了，人们就不再通过影院播放纪录片了。

　　黄：人家打开电视就可以看了。

　　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梦想。你在电视里看，总会觉得，一个人读书和看报不一样。看报纸的你，为什么还要看书呢，看电影总比看电视爽吧。

　　因为昂贵，你就不敢随便

　　黄：用胶片和用录像带拍纪录片，主要的区别是在质量上？

　　陈：这个问题很有趣。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是用胶片拍的，后来就用磁带拍了。胶片是有片比的，而磁带没有，你随便拍。电影纪录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胶片很贵，是一次性用品。我反过来说，用胶片做原始记录有点昂贵，因为昂贵，我们就不敢随便使用。

　　黄：使你的选择性更强？

　　陈：不，是选择性更差了。

　　黄：你肯定要滤掉很多废话不拍。

　　陈：不是，拍得少了，选择性就差了。剪接时可以剪掉一些废话，我们这个工作跟写文章不一样。搞电影，如果你拍两万字，出来只有一万字，这扔了的一万字，花钱多了去了。

　　电影不像电视，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场合看电视，看电影就得坐在一个黑暗空间里聚精会神地看，它造成一种场合：庄严、有序，每个人在当时都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就是电影投入大的原因，我倒不觉得电影跟电视在记录手段上有什么区别，反过来我觉得现在电影的记录手段还不如电视呢。当它成为文本，作用于受众的时候，电影显得更庄重一些，而电视则是可有可无的感觉。

首先要跟DV拉开距离

　　黄：DV对你这个行当有什么影响？

　　陈：DV对整个纪录片行业冲击很大，为什么我们想做胶片？因为首先要跟DV拉开距离，就像现在我从事的《百姓故事》，里面有很多片子都是DV拍的，没有老百姓会问，是DV拍还是大机器拍？DV是小机器，没有关系，小DV拍得可能更好。得奖的往往都是小机器拍的，那岂不是显得大机器很没用吗？但是DV再怎么拍也达不到胶片的效果，所以我爱用胶片。

　　黄：希望能够……？

　　陈：希望能够在电影院里面，让观众也像欣赏一部电影故事片一样去看一部纪录片。不要把纪录片变得很边缘化，变得它总是你在街头巷尾看，在茶余饭后看。

　　黄：你是不是觉得用胶片拍容易取得突破？

　　陈：我觉得用胶片或DV拍，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人应该去拍合适他拍的题
材。DV取材很方便，拍一些题材比较小的、需要偷拍的，挺好。既然用胶片，就该拍合适它投入成本的东西，像美丽的山川，遥远的西藏，甚至外星球……

　　还有一点是胶片在视听的表现上可以做到更超一流水准，让观众有一些好的视听享受。

　　我不知道市场在哪里

　　黄：拍纪录片过程中，最困扰你的是什么？

　　陈：这个话题我觉得在报纸上没法说，我没法自由地表达。

　　黄：那么比较困扰纪录片的......？

　　陈：我倒觉得是市场。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这些人过去都向往做电影，等我们觉得有能力做时，中国电影现在最不景气。你说，是创作不景气吗？现在能够从事电影创作的人比过去多得多了。过去电影学院每年才招十几个学生，现在每年上百人毕业，这些人到了大街上不知从事什么好，人数是多了，素质也提高了。还有，过去我们看电影多难啊，现在什么片子都有影碟，都能看到。

　　在这里头，什么东西在萎缩呢？电影市场在萎缩，去年中国只有10亿票房，观众还达不到10亿。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把观众拉回电影院去，靠什么我也不知道。最大的问题，现在我不知道市场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个市场是由谁来掌控，更不知道这个市场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它的需求在哪里，它的出路在哪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们现在搞电影最困难的地方。

　　纪录片的娱乐性

　　黄：纪录片也要有娱乐性？

　　陈：纪录片应该有一定的娱乐性。如果我要拍成胶片的纪录片，就要投资150万、160万，不会拍像《百姓故事》那样的，我会拍一场演出，就像音乐会和歌舞剧，用胶片的形式，包括录音等等，效果很好，再穿插进自己的思想。我们现在把纪录片的题材局限了，一想就是重大历史事件、人物，要不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些是纪录片中的某一部分，不应该排斥娱乐的元素。

　　现在中国不是要搞数码影院吗？这种影院除了放映用数码技术拍的电影外，还可以用来直播，很可能以后大家看现场直播就在数码影院里看。它是通过高清电视直播，非常逼真，清晰度比一般电视高好几倍，接近电影胶片。今年全国准备发展1000家数码影院，这就是传播手段，他们可以提供一流享受，我觉得应该重视。我们影院里所谓的纪录片就是非剧情片，我们不做好准备，将来这1000家数码影院又会多半被外国的东西占领。

　　黄：从纪录片到非剧情片，你改了它的名字。

　　陈：你老说纪录片，这就把我们自己说窄了。过去对社会不满的、个性化表达的等等，我们把它当作纪录片，其实不必绝对。既然已经进影院了，怎么好玩就怎么来呗，进影院肯定有商业因素，电视不好看可以换台，但电影他要买票看呀。

　　我们要搞纪录片电影，它还没有去占领电影市场，它对市场的需求很陌生，仅停留在个人表达的空间，当然你是需要表达一些东西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观众凭什么要接受你所谓的表达呢。

黄：你在《布达拉宫》里做了哪些努力呢？

　　陈真：第一，题材是布达拉宫，是西藏的象征，它在一般人经验范畴中是比较陌生、神秘的概念，就是大家非常想了解啊、探秘啊，它又是常人很难企及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去一趟西藏。那么，我们就把题材确定下来了。

　　第二，我们在拍摄期间考虑到很多娱乐因素，拍了很多仪式，比如说宗教仪式、民间歌舞和一些奇特东西。片子中有很多东西你可能听过但没见过，甚至都没听过，譬如坛城制作。还有一些仪式未必是产生于布达拉宫的，像牦牛舞，但是它毕竟和布达拉宫的文化、历史有关系，我觉得这就是娱乐化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把声音录成立体声，然后配上非常优美的音乐，音乐下了大工夫去打造、制作，音响效果也非常好，使用了5+1的6声道数码技术，你听到的是环绕声，这都是花了巨资做的。如果用过去那种录音设备，好音乐听上去也老有咔叽咔叽的声音。

　　我们也做了牺牲，最早这个片子是两个小时，我整整剪去了30分钟，就是为了适应市场，因为搞市场调研的人说，一般故事片90分钟为好，影院欢迎90分钟的影片，它可以多演一场。还有一个奇怪的例子，现在片子的总长是94分钟，怎么会多出四分钟呢？因为有人说电影院一般都有散场音乐，出字幕时，人要从字幕前面散场，你不能电影完了音乐一停就说，亲爱的观众，请你不要乱扔瓜子皮。因为我们是做电视的，不懂这个，电视最后我们通常只留一分钟，但这是电影，所以我留了四分钟的音乐和字幕，来满足电影的要求，我重新录音，让作曲重新写一个5分钟的大曲，这两项就多花了5万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