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宁：我将归来开放

1985年，中国和日本合拍《黄河》，中日两个摄制组，各拍各的。拍到宁夏段时，日本剧组来了一个三十岁的中国人，进电视台才一年，生活状态不好，也没多少自信，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日本人的思路和方法让他大开眼界。1989年，这个叫康健宁的人拍的《沙与海》获得第28届亚洲广播电视联盟大奖，这是中国第一部获奖的纪录片。评委们认为，人文关怀这个元素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纪录片里。

在一次又一次的艺术惊吓中走出封闭状态的康健宁，将头探出井后，又回到井中，原来以为宁夏太小了，有了开放的眼光后，宁夏就大了，大到他只能关注西海固。他熟知的是什么？那就是人的封闭状态，从地理环境到人的精神，莫不如此。他在最贫困的西海固跑了七八年，学会了他们的语言。1995年，开始拍自己最新的作品，题目叫什么不清楚，只知道自己要拍作品了，而且感觉自己可以走出《沙与海》阶段猎奇的层次，他觉得自己那段时间是不是找生活的常态，而是找极端环境的极端个例，他想让自己的新作宏大起来，记录的是社会的共性。

开拍的时候，邻近的村民都来看热闹，里面有一个人，穿着中山装，口袋插着两支钢笔，康健宁心头一亮，走上去和他攀谈，此人又要极力表现出有威信、有地位，在村里是个人物，这个西海固彭阳县陡坡村的阴阳先生徐文章成为新片的主人公，原来选定的人物退为背景。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艰难拍摄纪录片《阴阳》的历程。这是一个围绕着水展开的生活，阴阳先生徐文章是村里的头面人物，他在水问题上也起到了关健作用。陡坡村是一个在缺水地区司空见惯的村子，阴阳先生徐文章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普通农民。为了拍这个片，康健宁13次到离银川500公里的陡坡村。如此这般只为了拍个打井，他想表现的是什么？

首先当然是人，在极度无助的条件下，人会怎样生存，是以一种表面上看起来坚韧不拔，实际上是无奈的方式生存着；像陡坡村的人打井一样，能出水，当然有一份惊喜，可是这水也改善不了多少他们的生活，打不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康健宁说，其实中国1993年才取消票证供给制度，生活的贫困才离开我们不久，而人精神上的无奈，则还大量存在。

其次是人活动的环境。与村民艰难打井时展开的，还有县乡村各级会议，熟悉的语言反复出现。有许多意见认为这使片子的风格不协调。康健宁最后还是保留了，这种生硬的东西造成的不协调正是生活的一部分，种种不协调和人的生存关系是极其密切的。

最重要的是，他还写了人的复杂性，阴阳在给他儿子讲道理时，引经据典，毛主席怎么说，古话又怎么说，可是一到了小小的利益冲突时，他却能和人扭打在一起；村民为水所困，但关心的只是能补助多少钱，对切实能改变现状的小举措却又疲沓之极。在封闭状态中，人的精神是不可能丰富的，只有可能一步步匮乏下去。

有意思的是，康健宁最新的一课，还是日本人给他上的。《阴阳》拍完后，日本的NHK电视台找上来，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片子，他们只有60分钟的时段，最后还是搞出了90分钟版，康健宁很满意，在纪录片如何进入市场，如何适应观众方面，又让他大开眼界，不过，这次不是他一个人能学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