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纪录片与社会的关系

参加嘉宾：段锦川，康健宁，蒋樾，吕新雨，周浩
（记录：赖昀）

1）纪录片应该关注什么？

段：纪录片从一开始就呈现了一种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的人关注不同的人，不同的问题。

蒋：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强项在于倾听而不是叙述。早期选题具有一些浪漫的色彩，喜欢关注跟自己所处的不相同的生活。后来才开始关注自己身边的生活。从非常小的细节开始关注。比如三峡，一开始对三峡毫无了解。那时刚拍完《彼岸》，觉得应当更关注更大的社会主题。下雨天，三峡大坝工地，很多工人向上爬的画面触动了我，于是开始了解他们的工厂，他们的生活。云之南的题材还是比较窄，多数作品关注的是个人，边缘化的以及比较容易拍的人。对社会更大更深的话题关注不够。觉得纪录片创作者应当有承担。应当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选择社会上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关注。

段：兴趣点的转移是一个发展性的问题。每一个纪录片工作者的身上都会有一个轨迹，一个发展的脉络。但也有共性，看到更愿意表现什么主题，是否愿意为社会承担义务。
康：同意以上的观点。最早注意的是“生存”。转行以后一开始非常的迫切希望能够表现自己，当时的题材选择比较急功近利，比如边缘题材。有一个念头是拍平常人见不到的东西。后来开始平静下来。到今天觉得应该关注影响深远的主题。应当关注不公平的是什么。如《暴风骤雨》，只不过把当时的碎片做了一些缝补，就有产生了巨大的、意尤未尽的话语空间。

吕：这个问题应当由创作者来回答。本人主要关注的是纪录片创作者在创作什么。在座的三位是中国新纪录运动的第一代。他们有一种责任和担当的意识，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是跟中国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影象，特别是主流媒体的影象是缺席的。七十年代末纪实影象就出现了；但纪录片的出现还是在八十年代末。新生代的许多导演认为可以不关注责任，可以只关注个体的意义。但在我看来，新生代导演关注的切口和关注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第一代的反抗意识非常清楚。新生代则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DV的出现而出现。这个时候是随着商业化的另一次转型，政治已经成为一个背景，变成了一个既定的命运。因此新生代的导演会关注变动和不确定性。当代纪录片多元化的大趋势，以及每一部纪录片所反映的躁动的内容，都证实了这一点。这些表达都是在承认一种共同命运的前提之下，即对这种不确定的未来和命运。

周：个人是比第一辈晚两辈的纪录片创作者。我对担当和社会责任的意识不是很清晰。我觉得纪录片应当关注人的命运。每一个人的故事比整个社会的背景更能够感动我，因为最后我们的片子还是给人看的。拍摄的主题不要好高骛远，其实自己身边的故事就非常有意思。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人际交往能力都可以对此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很想做一个社会的改良者，但是我觉得这很难。希望值不用太高，如果关注每一个个体，那么与社会命运的宏大叙事将殊途同归。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不想活得很痛苦。

康：政府离不开人。

郑：人不是单个的。

吕：对《暴》来说，并非不关注个人的命运，而是个人的命运隐藏在背后。对这个片子来说，已经不需要把个人的命运放到最前台了。结构和体制正是个人命运的制约力。我们对历史本身穿透性的力量应当看更清楚。

段：94-96年，有两个重要的作品，《广场》和《八廓》。这两个片子从内容上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关注的内容是一致的。在这两个片子里都几乎没有有名有姓的人物。我确实对个人不感兴趣。我对让广场运作的力量和广场背后的东西表达出来。我对自己那段时间的工作感到比较满意。对后一个片子，我把居委会处理成一个权力机构和它所管辖的居民之间的人之间的关系。2000年以后开始觉得应当关注个人的故事。在东北拍了一个村干部，住了一年多。但是问题是我介入了一个家庭的生活，其喜怒哀乐，一切的东西都必须有所承担。我产生了怀疑，自己到底能承担多少，能承受多长时间？这之后开始对历史事件感兴趣，去重新观照我们被教育出来的历史。我们这代人有相同的成长经历，所以会有相同的信仰，希望有能力去为社会做一些事情。有的时候这种希望与能力之间的差距会使人痛苦。

蒋：对《厚街》来说，其背后承载的东西非常的多。我看到的是个人背后有一个群体的支撑。这也反映了作者对社会有多大的承担。今天有一种倾向是过于强调对个人的关注，从点上进入的比较多。我一直在关注对个人的命运，有时确实会觉得很疲倦，这也影响了个人的生活。纪录片工作者不是社会学者，似乎有一些东西不应当由自己承担。转到更大的社会现实，更有难度，但在操作上不侵犯个人的生活，因此反而感到比较轻松。不用一直等待某些事情的发生、发展以及结果。对个人的记录必须付出时间。

段：我个人对这种压力有很深的体会。在拍摄《幸福生活》中的老付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Q1：对《八廓》很惊讶，因为关注的是身边的制度的审视。《暴》也是如此。我觉得新一代的创作者的确对这些问题关注不够。是否对“八九”、“六四”、腐败问题有所关注？如何把握政治的宏大的选题？

周：他们从事了很长时间的拍摄，因此有能力去进行更高角度的审视。而新一代在开始的时候不能够驾御这样宏大的主题。

康：我们不能脱离很多方面的束缚。但是对于一个很大的主题，总有很多的具体的切入点。
蒋：对“六四”很想做，但是有很大的压力。对于腐败问题，电视剧已经有很多，但对于土改问题，还没有人关注过。我们必须把这些人拍了，这是抢救性的工作。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告》功德无量，他把DV用到了最好的程度，虽然是偷拍。我们做没有人做的东西。
段：“六四”其实催生了一批片子，但大家不容易看到。他们反对的无病呻吟的东西。他们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社会的良心。否则如果只是用作一种表达自己的手段，已经有许多的表达方式，我们还要纪录片干什么？

吕：一批片子，《广场》《八廓》《暴》《铁西区》，他通过个体的缺席表现了一种非人性的存在。这是一种表现的方式。我觉得不存在哪种方式比较好的问题，而只有好作品和坏作品的区别。关键是你是否真正达到了某种高度，你的作品是否具有一定的意义。昨天的社区单元中有一位藏族提到，人类是向神借了一块地方来住的。所以人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也是我们这两天在云南经常感受到的。我们似乎不应当总是把人放在一个最中心的问题上。

2）纪录片创作者怎么生存？

周：从一个年薪二十万的图片摄影师转型到一个纪录片导演是个人兴趣使然。建议年轻人在三十岁之后再做纪录片，因为这样才有足够的生活和经济积累。

蒋：三十岁以后思想比较成型，对纪录片创作会有比较好的把握。

观众：不同意。做纪录片的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不同年龄的人看世界的方式不同。

吕：同意。

周：还有很实际的考虑，纪录片需要资金，需要付出时间。

蒋：在拍《彼岸》的时候每天都在忐忑，如果自己的带子没有了怎么办。当时所有的家当都在自己的后背上。当代大家都有许多的方式过得很好，而选择纪录片是选择了一种非常难的生活方式。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就不拍纪录片了。个中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Q1：《暴》这么好的纪录片如何扩大影响力？如何赚钱？

蒋：我们在做繁重的工作，给电视台做一些片子，“以片养片”。但我们仍然觉得我们必须拍一些我们觉得必须拍的纪录片。我们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同时我们也尽量使我们的片子符合在电视台播出的需要（技术，内容）。

康：纪录片工作者首先必须自己活下来，其次才能关注别人的生存。蒋樾说“我们现在连病都不能生。”纪录片人的生存状态正像牛虻。当我们对生计不发愁的时候，才能对主题进行更好的关注。不要听一些人的蛊惑。扩大影响是不敢奢望的。

郑：他们三个的经验是不能够拷贝的。

蒋：青年人一开始帮电视台拍片是比较可行的。不要太强调独立和抗衡。

周：拍片充满了乐趣。DV成为了他们的生存方式。纪录片创作者对此乐此不疲。刚入此行的人一定要运用自己的优势。

郑：国内导演的一个共性是不考虑观众，这是一个不能与公众见面的一个原因。“幸福生活”不一定是直接对抗。

吕：第一代生存的年代是非DV时代，他们付出的成本比现在高得多，因此今天进入的门槛低了，青年谋生的方式也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远远好于上一代。第一代导演与电视台得发生或多或少的关系，但新一代不必然。今天纪录片不是没有市场。

段：在挪威，学校培养首先是带着学生不断拍片，这样在他们毕业之后才能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拍摄。而在中国，学校的教育大多数是纸上谈兵，使得出来之后没有很好的手艺作为谋生的技能。在学生想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会出现“语言障碍”。许多东西会在拍摄中损失掉。

郝：现在会谈理论的很多，但不能操作。因此不是没有市场，而是自己的功力不够。

Q2：《暴》会送到国外去吗？

段：不会。他们看不懂，也不关心。只有我们关心。

3）“少谈点主义，多解决些问题”？

段：在与同行的接触中，发现很多意识形态的色彩，强调身份，强调姿态，而工作的过程和结果反而变得不重要。

郝：纪录片应当是一个清净之地。

康：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基础极其脆弱。因此去年的口号是少讨论，多干活。热热闹闹的东西过后，还是得回去接着干实事。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仰，但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每个人的具体的问题。我提倡的一个词是“随机应变”。纪录片不是高产的，一定是有感而发的。

蒋：有一个人发出这个声音可能没有意义，但有一万个人发出这种声音的话就能颠覆历史。我对今天许多纪录片拍摄者对自己身份的标榜感到敏感，就是基于觉得应当多做一点实事，多关注一些对中国社会有用的东西。很难用好坏去评判一部作品，主要看作者是不是体会到了某种东西，是不是能够发现今天生活中的问题，是不是能够承担这个问题。

郝：在将来看，《暴》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片子。中国目前主流媒体的确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他们开了一个好头。他们代表了民间的一股力量，关注中国社会真切的问题。应当有一种使命感。选题没有禁区。关键看自己对哪种选题有想法。

周：关注人就是关注现实。希望这些片子能够在电视台播出。个人做事的方法不一样。主义是没法把握的，阳春白雪的东西。

吕：纪录片教学和纪录片研究在学校中是没有人关注的。不鼓励学生当纪录片导演。

蒋：DV是一种工具。达到一定基础之后在使用DV才能够充分显示其力量。现在的许多活动已经偏离了纪录片的主旨。不认为DV能够代表同“摄象机”一样的意义。DV带来了许多的伦理问题。如《职业哭泣者》中的现象。应当少谈一点我们拿什么拍，而应当多谈一点我们拍的是什么。

康：DV仅此是为了拍摄的方便。目前的热潮更多的是一种运动。DV只是一种工具。在北美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