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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录运动的这些年(1)

2006-9-17 15:54  来源:凤凰生活2006年04期 作者: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新纪录运动的这些年,这些人和这些事


撰文 吴文光、苏七七等


1990年,吴文光拍摄《流浪北京》时,有人说他拍摄的"盲流"是"最后的理想者"。他以纪录片的形式宣告了理想的死亡和理想主义者的灭绝。后来,这部作品成为新纪录运动开始的标志作品。


或许这是一个宿命的暗喻。之后的10多年里,新纪录运动始终与理想、理想者相伴相随。理想的幻灭和重构成为新纪录运动关注的最主要命题。


在这场运动中,我们应该记住一些名字:蒋樾、段锦川、康健宁、王兵……;我们也应该记住一些作品:《彼岸》、《八廓南街16号》、《沙与海》、《铁西区》……正是这些人和这些作品共同成就了新纪录运动。


新纪录运动


这些年、这些人、这些事


文/莱特


毫无疑问,新纪录运动是一场艺术走向民间,边缘走向核心的运动。在新纪录运动中,最普通的人扛起了摄像机,吴文光甚至把普通的村民变成了编导、摄像、记录者,而这些村民拍摄的作品还堂而皇之地参加了香港电影节。《流浪北京》、《沙与海》等作品则让漂在北京的"盲流"和最普通的中国农民成了电视片的主角。进而,这种由新纪录运动而始的创作和选题模式影响了中国电视的发展道路。每天"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其开创者之一也正是新纪录运动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蒋樾。


走出电视的范畴,新纪录运动更是一场源自民间的理想运动。纪录作者不断去发现人们生活中理想的火光,用镜头去记录理想建构和幻灭的过程。他们用理想的建构去表达社会的进步,也用理想的幻灭去暴露社会变革中的尴尬,并在理想幻灭的基础上反思中国的现实。显然,后者的表达是更有力量的。


于是,新纪录运动让普通人在追随政府规划去理想自己未来生活的方式之外,有了另一条完全民间的理想道路。这种理想可以是粗糙的,可以是感性的,甚至可以是肮脏的。摄像机成为这种民间理想力量表达的出口。


或许在新纪录运动中,应该被记住的不只是在前文和本栏目中提及的人物和作品。新纪录运动中,纪录片吸引了大批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他们有人默默地实践着,常有作品问世。也有人用一双冷静的眼睛观察着新纪录运动的前世今生。他们都是新纪录运动的参与者,一群有着理想的人。


蒋樾:从彼岸到"此岸"


文/沙 丹


高中的时候,百无聊赖的蒋越从字典中找到了"樾"这个"阴暗"的名字,于是"蒋越"成了"蒋樾",并赫然出现在他成年后的一系列作品中:《彼岸》、《幸福生活》、《暴风骤雨》……而原先的"蒋越"反而蜕变得有些模糊、难以指认。


不安分的性格铭刻在他的骨子里,离经叛道,内心充满喧哗和骚动。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稳定的俸禄和优厚的地位,带着摄影机,选择了西藏,与心爱的狼一起在雪原上流浪、生活。但是随着狼慢慢的长大,蒋樾的心态也有了微妙的转变。一种发自内心的意念告诉他:这种生活不可能长久,必须结束行者的生活,回到城市里面,去关注身边熟悉的人和事。


在一个偶然的促因下,他开始拍摄《彼岸》。"那天,当我第一次去排练现场,牟森给我展示了他们的训练方式。当时我觉得特别激动,那些孩子充满了激情,洋溢着青春的感觉。我一下就想到了自己过去的生活,过去上学时的那种冲动。我在拍摄的时候,不断地觉得,那个现场太像是一场运动。"


如此,《彼岸》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似乎只是一次状态的记录,然而镜头中孩子们寻梦的舞台,上演的也正是蒋樾自己的"青春残酷物语"。拍摄中,他痴狂地花光了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一万块钱,却从没想到:到底谁能够看到这部作品?纪录片对他而言,纯粹只是一种爱好,一种冲动的宣泄。


彼岸》是一座被风沙遮蔽的里程碑,它在中国新纪录片运动中的地位毋庸置疑,但却如同地下一股缓缓的暗流,仍然找不到"上岸"的出口。时至今日,当年影片中的孩子们已过而立之年,他们娶妻生子,生活的压力磨平了个性的棱角,理想也不复存在。蒋樾说,这些人他都还有联系,但是几乎没有混得好的。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没有好过的生活,你只能去适应它、去忍耐。"一个当年的孩子从长沙打来电话、慨叹世道艰辛时,蒋樾给出了上述的回答。此时,他已经在郑州火车站拍摄《幸福生活》了,两个对象都是蒋樾的同龄人,四十来岁,真正体味到了生活的真缔。相比之下,而立之年又算得了什么呢?对方在话筒里听完,默默地说:"我怀念《彼岸》的时代……"


然而,蒋樾明白,《彼岸》的时代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过程,他需要跳出精英主义封闭的小圈子,面对更广阔的社会人生。2000年的《幸福生活》,正代表了他迈入艺术成熟期之后的一份深刻思考。


蒋樾一直视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经历了人生如此多的波折和坎坷,他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理想主义者是很浪漫的,我愿意做一个浪漫的人,而不愿意屈服现实。"不过,他也不想像自己的精神偶像小川申介那般一生穷困潦倒。《幸福生活》利用纪录片预卖的方式获得了欧洲电视台的40万拍摄经费,这些钱为他提供拍摄最基本的物质准备,也使得海外见证了中国纪录片弥足珍贵的真实瞬间。


除了拍摄,蒋樾平时最喜欢就是钓鱼。不是在鱼塘--那是有钱人的游戏--而是在野外,架起鱼杆,静静地度过那段漫长的等待。用他自己的话说,重要的不是鱼,而是一种诗意的氛围。当然,鱼上钩的那一瞬间那也是颇让人欣喜若狂的。


想想,纪录片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共同面对着同样的现实,这里是世界,中国的某地,我们共同高唱着一首歌曲。"崔健在《红旗下的蛋》中录入了这首名为《彼岸》的歌曲,很长时间里,只有蒋樾才明白这首歌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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