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

　　2002年，是张元进入主流电影市场最为活跃的一年，《我爱你》的公映和《江姐》、《绿茶》的拍摄完成，都成为媒体炒作的热门话题，张元“回家”的步伐似乎越来越快，一个先前以拍摄引起广泛争议性题材著称的艺术电影导演，突然掉头直奔商业电影和“主旋律”电影而去，针对张元如此大的转变，自然会是众说纷纭。不过，张元自有说法，他在回答《南方周末》的记者为什么要拍《江姐》时候，他表示了自己对样板戏叙事手法的推崇。张元自认为要拍什么，或者



怎么拍都是他个人的选择。而张元在另一些场合说的话，也颇能代表他目前的创作心态：“我可以说是花了几年的时间努力争取和更多的观众对话...我真的有一种对话的愿望，特别的需要，真的不太满足于仅仅能拍片子和现有的成绩...《过年回家》放映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感觉，最起码知道了在黑暗当中，从灯光熄灭到又再次亮起来之后，观众是个什么反应。”(引自《我的摄影机不撒谎》程青松 黄鸥著)

　　选择拍摄王朔的《过把瘾就死》改编成电影《我爱你》，是张元投向主流电影市场的第二部作品，之前，张元已经通过《过年回家》投石问路了，《过年回家》在叙事结构上已经向主旋律叙事模式靠拢。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警察最终中国人传统的节日——大年三十的晚上参与、旁观了一个家庭的和解以及与人为善的关系发展。而通过《我爱你》，张元试图以更多的商业卖点来赢得大众的青睐。一手抓主旋律，一手抓商业电影。

　　《我爱你》是根据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改编的，几年前由王志文、姜珊主演的电视剧《过把瘾》轰动一时。其实，选择改变这部小说，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为电视剧可谓深入人心。可是，投资人似乎把王朔当成了保险系数之一，玉女徐静蕾的出演，以及张元多年来经营的第六代导演名声，都让大家对《我爱你》颇为期待。

　　《我爱你》的故事对观众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张元也花了不少心思在改编上。王朔的原小说《过把瘾就死》属于言情小说的范畴，在人物命运的变迁上面并没有做足文章，对现实完全采取的是虚化的方式，周遭世界的变化跟他们毫无关系，男女主人公说话都近乎于贫嘴。张元的改编则刻意强调了人物性格的极致，而且给了徐静蕾更多的表演空间，无论是跟男主人公相爱时的纯情，还是拥有婚姻后的偏执，都在全力塑造这位女主人公。可是，一切事与愿违。《我爱你》在创作水准上并没有超过电视剧《过把瘾》。影片中大量吵架的场面，更是给人无技可施的感觉。《我爱你》在2002的问世，陈旧而又乏味。让人想起另一部跟王朔有关的《一声叹息》，它们跟2002年中国人的爱情几乎没什么关系。

　　2002年，年轻人品味的爱情是韩剧《蓝色生死恋》和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而同样是在现实虚化的情况下，在茫茫大海里展现的一个极端爱情故事的《苦月亮》(导演：波兰斯基)就要彻底许多，它以震撼人心的笔触将爱情的产生、爱情的甜美、爱情的狰狞、爱情的毁灭的各个阶段展现得回肠荡气。《我爱你》给人的感觉是纯情不够，极致也不彻底。更让人感慨唏嘘的是曾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塑造成文化英雄的王朔在2002年的今天，已经不被年轻的观众所接受。拍摄这样的影片难免给人强弩之末的感觉。而徐静蕾在这部影片里脱胎换骨的表演仍然感觉失之肤浅。姜珊演绎的杜梅(《我爱你》叫做杜小桔)的一颦一笑至今为无数的男性观众津津乐道。通过《我爱你》，可以说张元成功地完成了自己从边缘向主流的转型，转型是否成功，时间会给出答案。不过，他的新片《绿茶》动用了姜文、赵薇主演，香港大摄影师杜可风摄影，能否给他带来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我们拭目以待。

　　张元曾经被人视为中国大陆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先前的作品无疑具有诸多的先锋色彩。2002年，张元开始远离先锋，走向商业电影和主旋律电影。他的变化是迅速和巨大的，他在快步地跟上时代的潮流。可以说，中国在面对世界电影的竞争的情况下，需要培养出自己成熟的商业电影。而商业电影在获得大量观众的同时，我们不要忘了，它其实是跟大众的消费心理和情绪宣泄密切相关的。张元的急剧转型，能不能完成流畅自如的表达，我无法预测。我倒是想起了《南方周末》的记者杨瑞春问张元的一句话：“你说的是你吗？”

　　你说的是你吗？在当今中国，依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沉重话题。
昨天下午，张元的新片《我爱你》电影同名画册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记者此前与他相约在北影厂非线性工作室进行了独家专访，聊他的新片《我爱你》和《江姐》，当然不可回避的还有另一个话题————他作为“第六代导演”的中坚人物，从“地下”转到“地上”拍片是何动机？

　　采访中我强烈地感受到，张元的锐气与锋芒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褪。在近乎不惑的年纪里，他还有一腔热情、一腔怨愤以及种种的不驯。他那天然卷的头发和说起话来上下拉动的头皮，都让我觉得这是一个个性时代的典型范例————徘徊在体制边缘，生活在自我之中。

　　不一样的“过把瘾”

　　记者：你的新片《我爱你》和电视剧《过把瘾》一样，也是改编自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为何没选在王朔小说最流行的时候拍？

　　张元：实际上，我原来就特别喜欢王朔的《过把瘾就死》。前段时间我特别希望拍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那天我和王朔聊天，我说了我的想法，王朔就说：“你要不要再看一下《过把瘾就死》这部小说？”电视剧我看过一些片段，回去后，我拿起那部小说重新看了一遍，发现我还是很喜欢。我发现它不会过时，而且那种感情到今天都是连贯的、不变的。所以我很快就决定要拍这个东西。
记者：电视剧片段对你拍电影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张元：我有一个印象，我觉得王志文和江珊在里边都非常有意思。而小说本身就很有意思，那种感情有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我觉得它是非常大众化的一部电视剧。对我倒没什么影响，在我刚开始拍的时候有很多记者都问我：有没有压力？我说我没有压力，因为我的东西和其他导演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有我自己的角度。现在电影出来了，我没有听谁说过，说这部电影和那部电视剧是像的。

　　记者：电视剧容量比较大，拍成电影就不可能讲太多细节的东西。

　　张元：电视剧和电影的区别就在于：电视剧就像老婆娘的裹脚布，特别长，当然也有的很香。而电影习惯的容量就是在１００分钟左右，我的电影就是１００分钟。我觉得对于表达这个主题、表达这个人物、人物之间的感情关系，１００分钟足够了。长镜头与大特写

　　记者：你以前的电影都有一种纪实的感觉，这次改编一个这样的小说，你如何协调这两者的关系呢？

　　张元：这部电影中也可以真正感到我的那种非常纪实的东西，我用了特别多的长镜头、特别多的大特写。我希望在这种真实氛围当中，去让演员充分地表演，去发挥他们表演的才能和才华，真正地去展现一个人的感情。我希望演员们演这部片的时候，像是经历了一场真正的爱情。

　　记者：长镜头的运用一般都会带给人一种节奏比较缓慢的感觉。

　　张元：但是这部电影特别的紧张，而且张力非常大，它的起伏和向前推进的力量非常大。很多人都觉得这部电影很短。

　　记者：你刚才说的大特写，我觉得这是对演员演技的一种考验，一般新演员挺难完成的。

　　张元：是。但我觉得这两个演员实现了我的要求。这部电影一点都不像是一部简单的偶像剧，它是一个特别残酷的纪实，很残酷的感情。

　　记者：这部片子现在拍出来你满意吧？

　　张元：我相当满意。王朔和我一起参与了这个剧本，有非常好的画面，徐静蕾和佟大为的表演都不错，非常好，还有王菲唱我们的主题曲。我觉得很满意，虽然投资不是很大。委婉抒情的“江姐”

　　记者：可不可以谈谈你刚拍完的另一部京剧电影《江姐》？

　　张元：我特别高兴。影片的质量和我最初要追求的东西完全一样。

　　记者：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戏曲是不能搬到银幕上去的，认为这样会影响大众的一种欣赏的口味。我不知道你把京剧拍成电影的这种观点会不会有冲突？

　　张元：这种说法也许是科学的，但也可能太片面了，电影最初的时候叫影剧。中国第一个电影就是京剧《定军山》，在“文革”时期，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八个样板戏，是这样的电影。现在我们看那么多的东西，但我们对八个样板戏还有很深的印象，很多人看了第一句，就可以跟着唱第二句，甚至把整个歌曲唱完。那么现在的孩子，或者说我们的下一辈要了解过去的文化，不能不了解这些因素。《江姐》这个命题会打开这个门，会让大家了解京剧，了解什么是革命的艺术。

　　记者：江姐的形象会不会像教科书里宣传的那样，不够立体化？

　　张元：不会。我这个电影里演江姐的是中国程派唱腔中的第一号人物张火丁。程派的唱腔就是特别委婉，特别抒情，特别悲切。用这么委婉的唱腔来唱一个英雄，这是过去没有的，带着更多的感情和女性的色彩、母亲的色彩，这样去演一个英雄人物，本身就非常立体化了。精神上的纪实性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用ＤＶ来拍一些很纪实的东西，但这还只是形式上的，你认为如何能实现精神上的纪实呢？

　　张元：事实上，不管用什么拍都是一样的。即使你不拍，你拿起笔，它也是一样的道理。纪实、主观和客观、写实、写意，这种东西都是一样的，不管用什么拍。因为这个纪实的精神需要很多方面，它不光是一个观点，并不是说你的观点纪实了，你就能拍出纪实的东西。它需要的是你一个导演的才华，需要你学习。我看到的、每一个人用眼睛看到的都是真的，都是每个人的主观的。为什么导演需要学习？为什么能把这东西写得像？你不仅要写得像，还要表达你内在的感受，这又是主观的。这需要用主观去描写客观，这需要你的技巧、方法、能力，同时需要你对这个事情的感情。

　　记者：那你为什么会爱上这种表达形式呢？

　　张元：我实际上喜欢多种形式，我的电影的样式也是很多的。我除了拍电影、纪录片，还拍了很多的音乐录影带、很多的广告。我喜欢用多种风格去表达我的感受。我为什么要选择纪实性，因为现在的电影中虚假的太多。我反感这种东西的时候，就要写实。

　　记者：以前你的很多影片都是关注边缘人群，现在大家觉得你慢慢地转向更广阔的社会群体，这种转变是你有意识的吗？

　　张元：我不喜欢别人给我贴上一个标签，过去给我贴的标签太多了。什么独立制片、地下电影、什么边缘导演、什么第六代导演，过一阵又提一个什么主流导演，最后又说是纪实导演。我对这些标签都比较反感，我就是我自己，我做我感兴趣的东西，我对一些事情的兴趣和一些东西，都是表达我今天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必须是一种真实的感受。

　　记者：现在你已是“地上导演”，与以前做“地下导演”比，两段时期里你对拍电影的感受会不会不一样呢？

　　张元：当然不一样，因为中国电影现在还没有任何分级制度，还有审查，如果你想通过的话，就必须适应这个环境。所以说话的语境和范围要适应这个环境，不适应就没有机会在这儿放映。与国内观众见面

　　记者：那你转向“地上导演”，是因为你厌倦了过去的生活，还是希望有新的东西？

　　张元：我当然希望不断地拍新的东西，我希望和国内的观众见面，我不希望仅仅是国外的艺术院线，或者是电影节翻译我的东西，不仅仅到国外去拿奖，去做评委，只和外国的观众交流。

　　记者：现在贾樟柯就常常有这样的困惑，他好像不可能走地上路线。

　　张元：为什么不可能？如果他有兴趣的话。当然这是自己的选择，我想可能他创作很舒服。我当时状况比他还艰难。

　　记者：所以你为此等了很多年？

　　张元：我在拍《过年回家》的时候就作出了一个决定，我一定要让我的电影在国内放映，这就做了。一个艺术家，唯一的办法只有争取让你的电影在国内公开地亮相，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记者：你觉不觉得你的第一部地上电影《过年回家》有讨好成分？

　　张元：我一点儿都不这么认为，即使有人是这么看。这部电影在国外放映的时候，大家认为这个电影的主题很深刻，而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电影导演颁发的惟一的和平奖就是给这部电影的，评委来自十个国家，是不代表任何政府的，都是代表他们本人的观点，导演和艺术家，他们会毫无保留地从某个讨好的角度去评价一部电影吗

4444(创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