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

我们每个人都上过幼儿园,但张以庆镜头中的<幼儿园>在让我们欢笑的同时也让我们陷入沉思:也许是我们的孩子,也许是我们自己;片头的话究竟意味着什么

许，这是个不太容易让人明白的世界。就像从不接触电脑和网络的张以庆并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就这样接受了一份网络杂志的采访。 也就像，到现在，我似乎都不太明白几天前我和张以庆的谈话到底都传达并获取了哪些信息。
　　姑且说这并不是一次成功的采访。
　　因为我们彼此都不习惯这角色的巨大转换。
　　记得两年前，我和张以庆第一次通话，话题以幼儿园为轴，许多玄妙而不沾烟火气的讨论在彼此间展开。而其中一个最核心的根本所在，似乎就是，童年的不快都是大事情，因为我们到了现在还对此耿耿于怀；我们的自卑都源于小时候一次不大不小的伤害或者无关紧要的挫败——总之，“儿时的一切对人的影响都是久远的”。
　　还记得第一次我站起来问他，你是个敏感的人吗？你容易被伤害又容易被感动吗？
　　他问我，你呢？

灰色的，深渊的

　　幼儿园曾在张以庆的成长里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
　　三岁开始上幼儿园，一2001年，在你打算拍《幼儿园》的时候，我们谈论过王朔写的那部有关幼儿园的小说《看上去很美》，我想你当初不是为了去寻找一种纯粹的美，才拍《幼儿园》的吧，因为我听你说过，你对你小时候曾经有过的幼儿园生活感觉并不美好？

张　那一段生活是在北京的一个寄宿制幼儿园里度过的，不是那么美好，想起来就不是那么多彩。但是在拍摄之前，我一直还是认为童年是美好的，幼儿园是美好的，早先那感觉是我自己的错觉，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细腻的、比较敏感的孩子。于是，我就带着一个非常良好的愿望，想带着所有成年人重新上一次“幼儿园”，去净化一次、美好一次、纯粹一次。但观察了3、4个月后，我就傻了眼，没有办法，原先的想法全部被推翻了。所以，当时有很多人问我“你拍什么？”、“你要说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

刘　很茫然吗？

张　非常茫然，非常痛苦。后来我们慢慢观察到，其实孩子们面临着好多好多的问题，比如衣服总也穿不好，鞋带系了个死结，摞不上板凳，那他就过不去，非常痛苦……我不是说童年不美好，最起码它是多元的。说童年是美好的，它其实只是一个概念，是人们认为的，是成年人认为童年就是美好的。所以说，在我拍摄前倒是主观的，后来慢慢地变得非常客观，我必须真实地面对我看到的一切，这是非常痛苦的，因为选题的开掘变了。

刘　在你的《幼儿园》里，孩子们好像并不快乐？

张　我表达的是我一点点观察、感受到的，这就是人的本质的东西。尽管我们纪录得好像有点极端，但是当你在幼儿园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人类本质的东西，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成人社会。.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在一个资讯的世界，他们已经不是哪个人可以直接影响的了，他们被公共媒体影响并渗透，还有商业化的东西，外来文化的东西都影响着孩子。今天孩子们面对的这个社会跟成人是一模一样的社会，你会突然发现，“幼儿园是快乐、美好的”，“孩子们是快乐、美好的”，这其实都是概念化的东西；你还会突然发现，原来我们并不了解孩子。

刘　在《幼儿园》中，你有没有刻意想要表达一种什么观点或者思想？

张　我拍的时候没有这种刻意的表达，但是剪的时候有。我的摄影师看到成片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他开始不知道他拍的东西能做成什么。当时我们甚至都带有很大的无意识，可是剪的时候，当我找到一个表现载体的时候，我会尽量去承载一些理性的东西，社会的东西，而不是仅仅展示生活的表象。

刘　你是从唯美的角度，还是从抽象的角度来拍《幼儿园》的？你在片子的开头打出了两行字幕“或许是我们的孩子/或许就是我们自己”，你想通过《幼儿园》来折射成人世界吗？

张　我的风格是很稳定的，我很注重片子要有好的构图，好的影调，好的光效，好的色彩，当然还得找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是可以承载的，就是说选题必须要有承载能力。我特别注意选题天然流露出的承载能力，只有在这个阶段是我刻意的。本来想用“幼儿园”的单纯来对比今天我们社会的一些问题，后来发现它跟成人社会是重合的，是完全重合的，它不用折射，它就是！你要在幼儿园待10个月以上，我保证你会跟我有一样的认识。我也怕自己主观，后来就问我们所有的摄制组成员，他们都说有同感。

刘　《幼儿园》中孩子们的无奈、孤独与沉重，反映了你的某种心态吗？

张　可能会有，但我们一直在找孩子的快乐，一直在找，找得挺苦的。有的人有点气愤地跟我说，是不是我看到那种特别欢快的、特有意思的，故意不拍。不可能！我是向沙里淘金呢，真是苦恼，它找不着你怎么办？于是就有人认为你主观，还有人说你注入了自己的东西太不真实，但是我想说：第一，从表面上看来，是绝对真实的，没有一个镜头是人为导出来的；第二，我反映的是社会生活的本质。


直在那里呆到七岁——算一下的话，张以庆的幼儿园从1957年持续到1961年。中间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
　　而这自然灾害里，他竟然每天能够吃饱饭，早上还有牛奶喝,还有鸡蛋吃，就连现在回忆起来都要觉得有点幸福过分了。“物质条件确实不错”——张以庆这样回应我带有艳羡的感叹，但这样的语气明明又带着些遗憾，他的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精神方面，他绝对不满足。
　　果然，在张以庆的眼里，幼儿园和童年远远不够美好。在被我要求给记忆里的幼儿园定一个色调时，他毫不犹豫地说，灰色，是灰色的。
　　五十年代，不是谁都可以上得了幼儿园的，而1957年，当时只3岁的张以庆就进入北京市的铁道幼儿园，开始了他四年的全托幼儿园生涯。那时的整个中国还讲究着苏联式的浪漫和理想主义。幼儿园的有红漆的木地板，人走在上面必然有寂寂的咯吱咯吱声，四壁必然有绿色墙裙，放眼看去是带着热烈气息的明媚。圣诞节老师会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模样给每个人的床头塞礼物。他们也有收音机作为外界的资讯媒体，也有老师讲关于动物的故事听。那个年代的人大都是浪漫主义的，教育也是理想色彩的，老师要教你“我们要把农民来当，我们要把工人来做”，他们追求的是十分平等的民主气氛和功利淡薄的阶级立场。至少，从表面看过去，一切，都还算令人满意。
　　而将近五十年后，张以庆仍然坚持这幼儿园是灰色的，他似乎有着相当充足的理由。尿床从不敢报告老师，别扭的鞋带一遍又一遍也系不好，睡觉冷着了也不敢说，因为别人都没说。那时才三岁的张以庆就戴了小眼镜，他坐在教室的后排，常常看不见前面的黑板，还是不敢说。他每天都很担心，这个周末爸爸妈妈是否会来接他回家，因为他们经常很忙，很忙的时候就把他继续放在幼儿园过周末，而这个时候对于张以庆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他说，“觉得掉进了很黑的深渊里，上不来，看不见光，很痛苦”……那时他并不是老师宠爱的孩子，他经常睡不着觉，觉得那灰蒙蒙的幼儿园无比压抑，心里总有着莫名的很怕的东西，我猜他还该有些内向，常常默默哭泣，思考很多严肃的问题，戴着小眼镜，眉头总皱着……那些老师总是不讲究心理和性格地进行单一培养，他们向往整齐划一的美，而显然张以庆并不符合这一标准。他常常觉得那些关于动物的故事很狰狞，而非愉快。
　　所以，他说，太痛苦了，就是深渊的感觉。

《幼儿园》

　　尽管张以庆从不承认《幼儿园》本身与自己童年的任何可重复性，但似乎前者总有着当年起码的影子和基调在。例如上文提到的红地绿墙，恰恰就是《幼儿园》里的房间格调，那是摄制组在拍摄前利用暑假重新粉刷的。再例如那总也系不上的鞋带，那焦急等待回家的孩子，他在傍晚的孤单里几欲哭泣的脸，还有他们透过门缝观望过的四季风景。
　　在张以庆的拍摄手记里有这样一段话：幼儿园是流动的，孩子们的成长是缓慢的，每天都发生一些小事却也都是大事，因为儿时的一切对人的影响都是久远的。后来他在《幼儿园》的片头打上这样一串字幕： “或许是我们的孩子/或许就是我们自己”。
　　张以庆到现在也没有后悔过把童年拍得不美，他觉得自己到底是客观的，至少，不是故意的。到最后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感受经年没变，而生活却一直在朝他的记忆靠拢。而在此之前，张以庆以为，自己的经历只是个案，只是特殊的一个。所以，片子出来，甚至连他自己也不大相信了。
　　这就是《幼儿园》，一部引来无数叫好无数眼泪却也总少不了批判和怀疑声音的纪录片。也因为这部片子，张以庆在幼儿教育界享有了名气，而之前，这对他而言相当遥远。张以庆很自然地说：“因为要到六一，我最近有点忙……”我们的采访开始前，他刚刚在一档少儿节目中担当了评委。“不好当”，他说，“他们的表现都很优秀，每一个都表现得很不错，都不容易。可是又总得分出个先后来，这是个难题，很难做。”他说得太实诚，以至于听的人也觉得这真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他的语气里是郑重的忧虑。这种忧虑让人无端觉得，那些被他这样细心呵护的孩子，该是幸福的。

看上去美不美

　　很多人拿《幼儿园》和《看上去很美》作比。张以庆看过书的五分之一，看了整部电影。他眼里，方枪枪是个可爱的孩子，表演得不错。但他又觉得片子里总有些简单，老师过于脸谱化，人格的划分过于单一和极端。这样说的理由就是，其实孩子的心并不简单，他们就是一个个人，这样的单一和两极化并不是他们的专利。所以，其实看上去也不美，该有什么样的丑陋瑕疵还是会有，别企图让孩子具有将这些信息过滤净化的本事。
　　采访快要结束时，我抛给张以庆一个选择：如有可能，你更愿意上哪个时候的幼儿园，50年代，还是《幼儿园》里的？他说，这个假设不存在。
　　忽然想起两年前的一次聊天中，张以庆曾借了陈汉元的话，他说，长大意味着爱你的人越来越少。
这说明长不大在幼儿园里呆着并不幸福，而一个人的长大了却也痛苦。
　　张以庆说，痛苦总不能避免，但可以尽量减少。
　　很显然，现在的张以庆告别了前不久还有些焦虑的自己，他的笑热诚了许多，嗓音豁朗而亲近。他把这称为自己的平和期。
　　他已知天命，所以无惧，所以看得清明，也所以敢说，看上去，也不美。
张以庆自己的话：

对每一部片子,人们都有所期待,看完后都感到有些异样,也有不同的抵触。但很奇怪,人们在看《舟舟的世界》、《英和白》的时候是不太抵触的，可一看《幼儿园》，不少人就有抵触情绪，这些人是带着根深蒂固的观念来看的，他们始终认为苹果是红的，如果你拿出一个绿的，他们就不认为是苹果。其实，我们对今天的幼儿园的了解，对孩子们的了解，存在着很多"盲点"，我们不能这么概念化。

我拍摄前倒是主观的，后来慢慢地变得非常客观，我必须真实地面对我看到的一切，这是非常痛苦的，因为选题的开掘变了。

我表达的是我一点点观察、感受到的，这就是人的本质的东西。

我的摄影师看到成片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他开始不知道他拍的东西能做成什么。

当时我们甚至都带有很大的无意识，可是剪的时候。当我找到一个表现载体的时候，我会尽量去承载一些理性的东西，社会的东西，而不是仅仅展示生活的表象。

我的风格是很稳定的，我很注重片子要有好的构图，好的影调，好的光效，好的色彩，当然还得找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是可以承载的，就是说选题必须要有承载能力。我特别注意选题天然流露出的承载能力，只有在这个阶段是我刻意的。

人们大都在体验着别人的体验，可是在任何一个选题中，你一定要体验到自己非常独特的东西，而且是最本质的东西，这当然不是因为我骨子里有孤独的和忧郁的东西，就把孩子们符号化，来表达我自己。

有时候，我甚至会去找一些题材，去把它扭一下，为了全面一点，温和一点。

我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很感性的人，是直觉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再就是，我很敏感，就像《舟舟的世界》表达的那样，越简单越接近真理。

退后一步看看，从激情的舟舟，孤独、异样的英和白，到《幼儿园》，我要表达的东西好像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多义，但内涵越来越丰富、容量越来越大了，它是复杂的、复合的、混沌的，是非常个人的、也是非常普遍的。

生活有时候是非常宽容的，有个非常重要的题材在等待着你，等你去发现。在自在的、自由的情况下，你能够去发现，这很重要。舟舟已经在那儿存在十年以上了，在他就要离开乐团外出谋生的当口，我"发现"了他，再稍微晚一点，就不会是这样的舟舟了；英和白到今年是19年了，当时14年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可以拍成这样的，比发现更重要的是思考和开掘。发现之后，如果你没有一种新的开掘、更深的思考的话，它还是一个一般的题材。你要有职业的敏感、职业的意识，这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每拿到一个题材，它几乎都不可能是全新的题材，大都是以往有过拍摄经验和我们欣赏经验的，剩下的就只是开掘了。

有很多人把不一般的选材最后做成一般了，问题就在这，这个非常要命。还有就是他可能意识到了，但没有很好地发现并开掘。这是个"拍什么"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怎么拍"的问题。其实这里有一个窍门，就是"不拍什么"比"拍什么"更重要，我知道我不拍什么。凡是你学到的、看到的东西，你获得的欣赏经验，或者大家都觉得很不错的东西，你就必须拿它作为你的反参照。如果不知道"拍什么"，那你就应该知道"不拍什么"。已有的那种开掘样式我用了3、4个月去观察。在开机之前，是带着机器在观察生活的时候选择的。被选出来的小孩，其实就是在那一堆人里最抢眼的，从体验生活开始，我们就意识到外景其实也是个概念的东西，非常要命。你看小孩踢足球，这就是个概念的东西，一到概念、一到没有趣味的东西，我就觉得不想拍。可是你总得拍外景啊，你看我这儿几乎没有外景，没有环境交代，因为我觉得不重要，还有一个问题，不是一拍外景就很难控制光线，在房间里，我们是可以控制的，几乎在一个区域的机位里面，都是侧逆光，特别好。可是，只要一拍外景，就感觉特别像新闻，两个不是一个片子了，非常要命。

忽然有一天，我觉得用虚焦更适合，镜头一虚化，它就有诗意了，这就与片子吻合了。

再就是，谁也没想到外景会这样去处理，这可以跟别人不一样了。而且我们从理性上来分析吧，外面的世界就是孩子们憧憬的，是理想化的，总是很朦胧的，它停留在想象里，所以挺吻合的。这样风格就统一了，镜头语言也显得特殊了。当时我一想到就特别的兴奋，我那会儿也不知道最后该怎么用，反正就是好看，同时这还解决了画面枯燥和平淡的问题。

那种概念的东西都要舍弃掉。是直觉告诉我不拍什么，告诉我凡是可以想象到的东西一点都不要拍。这个其实非常重要，要且很有意思，它是个逆向思维。比如说，我们没有拍做游戏、讲故事，上课不拍，这虽然是幼儿园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但因为它有教学大纲，很容易拍得概念化。因此，我就舍弃了一切概念的东西。排练呢，一百个导演都会去拍，我不拍，却拍那个不排练的孩子，把别人的排练当作他的前景，要去拍大家都看不到的东西。艺术的东西重在不是直接表现，而要含蓄、要折射。

要从看似常态的生活中，捕捉那些意想不到的、非常态的、生动的东西，捕捉那些异样的、瞬间流露出来的东西。比如说，那两个小孩说今天是星期几、后天是星期几，这是一些很有童趣的东西，完全是在等待中捕捉到的。①《幼儿园》拍了5000分钟的素材，关于《幼儿园》拍摄场记的笔记我做了有四，五斤重的稿纸。

一是我不会编织故事，二是我比较注重表现情绪。伊文思把纪录片说成是一把刀，那么我就用这把刀把生活切成碎片。幼儿园的生活就是碎片，不是我切的，包括《英和白》里那么碎的东西，它们都是生活的本来，其中就只有情绪的线索是完整的，是连贯的。我拍的东西都是感性的，但是年纪大了之后，稍微成熟点，又加了一点理性的东西。我在给片子写简介时，都要在片子完了几个月之后，才能写出来。

我觉得感性的东西也是可以直达本质的。虽然我们也可以靠哲学的东西，靠逻辑推理的东西，进入本质，但应该有不同的道路，就是凭着直觉直接进入，这个没问题。《幼儿园》是直观的，是影像的全景，它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地来观察、来认识我忽然发现，如果生活就这样碎片式地去呈现，就会显得单调，于是就想还应该加一些什么元素。和孩子们去面对面的谈话也是一个看点，我个人认为加进那些对话是一种结构样式，可以起变化的作用，我慢慢意识到它实际上是结构的开始，好像算算术跟片子没有太大关系，其实这种打断是一种结构样式，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它还负载着……当你用画面的表达，达不到的话，就要靠文字和解说来补充。虽然《幼儿园》也可以作点解说，可是一作解说，就会损失同期声的东西。我重视那种情感和情绪的东西，实际上就像作诗一样，它到那个地步，"啊"一声叹息，什么都不用说了。或许，它不说比说要好，你得找到那种方式。而且它还具有多义性，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感受去判断，我觉得会更丰富一些。

《茉莉花》这个音乐很符合片子的情绪，有一点淡淡的忧伤，一开始我就老在哼这个歌，已经哼了两年了，虽然有几种选择，但是还是觉得《茉莉花》特别吻合。其实我不太懂音乐，但是我能把握住怎么把情绪传达给观众。

我拍的每部片子都没有借鉴，就是要堵死后路，如果要有借鉴，我就会觉得特别痛苦，特别丢人。有时候会觉得，在这个社会，大家都是常态的，具有惯常的思维，在这个惯常的环境里，硬是要"生活在别处"，才会有创新。一说幼儿园，人们就已经从判断开始了，就已经限制你的想象力了。因为我们已经被社会格式化了这么长时间了，如果要保持创造能力，就得这么顽强，就得逼迫自己。

我不看书，但我看杂志和杂志里的小说，这可以了解一下别处的生活。我不看书，是因为我恰恰要打破那些传统的东西、规律的东西、法则的东西、标准的东西，我远离那些东西。我会自然去感受，理想主义者特别容易进入感受状态。一件事情可能对于别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它的不一般。

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就只有一部片子叫得响，别人说《舟舟的世界》恐怕是你最好的，当时我不服气，也特别怕人家说这个，每干一个片子，我就觉得要砸了，就没有信心了，不爆发了。可是现在来看这个《幼儿园》还可以。

有一篇文章我看了之后，偷偷地有点高兴，他说张以庆一直在坚持他自己的拍片方式，以至影响了规则，甚至改变了规则。大家都呼唤多元的东西、多样的东西。我也反复考虑，如果别人拍了那种样式，你是否应该寻求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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