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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中国纪录片十年——在茁壮成长与艰难跋涉之间

2005-4-8 9:28  来源:文汇报 作者:肖同庆 / 樊启鹏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十年,可以让一个人成熟,也能让一个人老去。1994年到2004年是中国纪录片人新老交替的十年,也是中国纪录片栏目艰难跋涉的十年,更是中国纪录片茁壮成长的十年。在此之前的10年,中国纪录片历经喧哗与骚动,先于新闻觉醒,承担反思与鼓噪重任,一度独领风骚。虽然伊卡洛斯的翅膀最终被太阳融化,但漂在大海里的羽毛成为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纪录片人永恒的化石。 


1994:蛰伏的力量


从对“纪录片”这个概念有了自觉意识,到此后陆续收获的一批优秀作品,中国纪录片在1994年掀起第一次高潮,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是它生长的温床。这是让任何痴迷纪录影像的人动情怀念的一年。


那个时候,一大群人在为纪录片三个字亢奋:张元和段锦川拍了《广场》;李红端出《回到凤凰桥》;陈晓卿去广西拍《龙脊》;王海兵在拍《回家》;蒋樾在制作《彼岸》;胡杰在“体验”《圆明园的画家生活》;已经声明在外的时间、孙曾田等在为纪录片四处张罗;而刚开播一年的《纪录片编辑室》和《生活空间》风头正劲,创下36%的收视奇迹,比电视剧都火。


他们差不多都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长于七八十年代,需要为激情找个出口,于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纪录片。其中国外纪录片的刺激和引导至关重要,吴文光就是去了山形后开始成长起来的。他早年拍《流浪北京》时还不知纪录片为何物,1994年,纪录片已经深入人心。94年之后,这批纪录片人继续埋头苦干,中国纪录片保持升温势头,两年后陆续收获了《八廓南街16号》、《神鹿啊,神鹿》、《舟舟的世界》、《阴阳》、《三节草》、《钉子户》、《空山》等优秀作品,这是他们在冬眠蛰伏后的自然爆发。


纪录的力量来自对社会进程的积极参与,当社会的发展速度不以年计,而以月计时,纪录片便有了生长温床。对现实社会的敏感,捉取与表现的真切,让这些作品一出现就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此外,这次纪录浪潮与电视媒介的同步发展密不可分,一批电视纪录片栏目的推出为纪录片搭建了平台,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当年的电视节目并不丰富,当年的电视纪录片,有如山村老太的第一段影像记录。可让观众投出第一瞥注意的目光很容易,要永远抓住他们,则是摆在纪录片人面前的一个新难题。

1999:纷乱的“江湖格局”


1999年是中国纪录片10年中最丰收的一年。DV的横空出世催生了一批新纪录人,他们的作品更富生活质感。这一年能让人记住的纪录作品可列出长长一串:《疯狂英语》、《英与白》、《老头》、《江湖》、《北京弹匠》、《北京的风很大》、《食指》……除梁碧波、吴文光、张以庆等我们之前熟悉的名字,这一年还涌现出几乎数不清的新名字:杨荔钠、朱传明、蒋志、睢安奇、唐丹鸿、胡择……“江湖格局”一夜变化,纪录片创作群体重新“洗牌”。


如果说94年的繁盛更多源于社会变革,那么99年的高峰则更多源自技术变革——DV的介入。DV出现在1996年,经过两三年的拍摄周期,一批人在99年集中亮相就不足为奇了。低廉的成本、方便的操作,使他们几乎不需投资、不需训练,就可以操刀上马。而作品的生活质感源于小机器在抓拍与交流时的优势。即便技术略显粗糙,这批作品呈现出与以往纪录片不一样的艺术品格,很快在国际上崭露头角。而新格局给老纪录片人带来压力,给新人带来希望,收获的则是观众。


关于99年的中国纪录片,张丽玲的《我们的留学生活》不得不提。该片全力迎合观众,极尽煽情能事:原来纪录片也可以是“肥皂剧”,“故事性”于是成为纪录片界的热门话题。1999年,北京电视台创办《纪录》栏目,把讲故事作为核心策略。第二年《东方时空》催生《纪事》,接着同在央视一套的《纪录片》栏目也呱呱坠地。而讲故事是这些栏目共同的突破口。但在1999年,纪录片栏目已经大不如前。 
     
2004:游荡的“拾荒者”


2004年的中国纪录片人面临着与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拾荒者”同样的“历史性尴尬”,中国纪录片格局已经模糊不清。没有人能振臂一呼带帮人杀出一条路,也不再有人愿意被一阵风牵着鼻子走,10年前所谓的“纪录片运动”,早已分崩离析,世纪初成立的“DV纪录小组”更没成什么气候。许多导演随着机遇和兴趣在纪录片和故事片中来回穿梭,施润玖2003年拍了《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曾经拍过纪录片的张元、宁瀛、贾樟柯最近又重返纪录片创作。几年前为大家熟知的纪录片导演,仍有人挺立一线,但像张以庆这样用新作《幼儿园》让我们知道其艺术生命还在上升的导演已经不多。一部分人几乎不扛机器、不进机房了,但名字总出现于片尾字幕;如宠物猫一样满身是贵族的雍容,但已体验不到抓老鼠的乐趣。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DV催生出一批“草根英雄”,他们的力量来自信仰和自身的深入生活,以《铁西区》扬名的王兵就是一例。还有一批人被组成“集团军”,不是要搞什么电影运动,倡导什么艺术观念,而是组装成巨型制片机器,源源不断地为电视台生产商业电视节目。这种作业方式符合商业运营规律,也为纪录片发展打开一道缺口。但纪录片的未来无疑不能寄托在这一通道上。


纪录片栏目也严重分化,几家欢乐几家愁。凤凰卫视的《DV新世代》苦撑两年分文无收,不得不宣告解体;而同在凤凰卫视的《凤凰大视野》却风头正盛。长寿的《纪录片编辑室》早已风光不在;《纪录片》改名《见证》后,在2004年9月被调到子夜一点播出,已经收到收视警告;北京台的《纪录》还在挣扎中瞻望;《东方时空》周末特别栏目《纪事》算是最挺的,但也是不断调整才得以维持平衡。


电视总在纪实和娱乐之间寻求平衡,于是有“娱乐化纪实节目”的概念,纪录片的出路也是末路。当《探索•发现》和《东方全纪录》博得一片喝彩时,其中很多节目已不再被纪录片这个框框所束缚。可喜的是这一年我们看到纪录片又回到了电影院,《德拉姆》和《布达拉宫》虽然票房有限,但它们不是《功夫》,不是《天下无贼》,纪录片的影响可以润物于无声之处。              


希望有待来年


关于纪录片的话题也在分化,各大研讨会上众说纷纭的话题中,“栏目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声音已经占据上风。什么是纪录片?纪录片该怎么做?谁也无法为未来规定一条道路,我们不妨把一切问题的答案还给创作本身。


从2004年的中国纪录片界,可以明确看出中国纪录片人与世界接轨的愿望和决心。当今世界纪录片格局也日趋多元化,美国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频道、日本NHK、法国电视5台的纪录片长盛不衰,独立制片和基金会扶持的纪录片计划也比较流行,灵活的制片方式共同保证了纪录片的繁荣。尽管在资金投入和运作经验方面,我们和很多国家存在差距,但华语纪录片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市场前景也被看好。


2004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队伍和观念的分化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分化可能就是繁荣的征兆,希望在于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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