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士

本片主人公“张博士”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他在1966年文革被迫退学后在重庆的工厂自学了17年，又在成都“四川大学外语系”旁听了17年，为的是实现他从小的理想“去俄罗斯当翻译”。这期间他靠在大学食堂打扫清洁艰难度日，住得是学校操场看台下放石灰的小屋。2002年，“四川省农业厅”开始在“四川大学外语系”选择一些学俄语的学生，以劳务输出的形式去俄罗斯做翻译。快50岁的“张博士”四处打听到消息后，开始与“四川省农业厅”联系，也想通过劳务输出去俄罗斯，并认为这是他人生唯一的出路。
在农业厅的勉强同意下，被要求“张博士”先办理“劳务输出政治审查表”以证明身份。“张博士”开始不断往返重庆和成都终于完成了表。终于可以回到重庆开始申请护照，在等护照的过程中“张博士”去了河北的一家电视台录制节目,换取了500元的劳务费，交了护照的工本费。等“张博士”拿到护照高兴的回到成都，却遭到“四川省农业厅”责怪，认为“张博士”是因为去做节目而耽误了和学生一起走的机会。“张博士”找到了他的朋友去农业厅了解、说情，又来到一家俄罗斯风格的夜总会门外的列宁像前求拜，希望能得到帮助，最后也只得到了一个继续等待的结果……

纪录片《张博士》200２年开始拍摄到200５年制作完成，100多小时的素材，剪辑完成８４分钟的影片。
2002年，正好是张博士在四川大学旁听的整十七年，而在这之前为旁听又准备了十七年。这一年他准备到俄罗斯当翻译，去实现从小就有的这个理想。在张博士进入四川大学的那一年，我十三岁，做了第一件雕塑作品，到这一年我拍完第一部纪录片，也是十七年。
我拍摄的时候张博士已经快五十岁了。就像十七年前离开工厂去大学旁听一样，人们认为他要出国到俄罗斯的“黄粱美梦”完全是荒诞的，超现实的，有如在手掌煎鱼一样，永不可能。所以完全有理由判定他“病得不轻”。到这段时间最多成为把玩在媒体手中被制造成“人咬狗”一样的事件，再成为大多数人一种茶余饭后谈资缝间的一句带过的过渡，然后从无法辨清的部位偶尔溜出一两声似笑非笑的声响蒸发在空气中,抿一口茶说道：“这杯子不错！”他们有理由为他们在自己的围城里的膳食，行为去麻木一生，因为无论是“这一个”还是“这一代”，无论命运瞬间就会从阳光灿烂变成暴雨连连，人们早已被墙上的标语训化，被教导只要听话，只要认命。哪个年代也许大家都在“俄罗斯”，但现在要与时俱进，那么你就不要坚持，更不要憧憬，你只是尘土。
火车终于开走，那些把自己当作“聪明”的人，依然可以继续嘲笑张博士是神经病，对他们而言一切都来得那么容易，而张博士只是为了一个身份，一个愿望，用了近一生的时间。我何尝不是“张博士”寄居在世上，忙碌着，荒诞着，试图通过影象为自己找到一个身份。
我几乎每天都和张博士在一起，努力保持着一种“一往情深”的态度。早晨在他起床前赶到，夜晚在他睡觉后离开。所有这一接近自残的拍摄方式无非是为了坚持“一个镜头也不摆拍”的原则， “真实”的原则。真实是什么？也许只有照在张博士儿童般脸上的光是真实的，其他都不是。张博士能够接受我的拍摄，并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多么真诚的开场白，也不是因为我在从事多么伟大的事业，而是因为我手中的摄像机。对他而言，摄像机就是权利，就是发言权，就是能够传递他的愿望的救星。不仅如此，张博士相信只有摄象机后面的人是可以信任的，甚至是可以爱的。一个我从没见到，对于张博士而言也是消失地无影无踪的叫小朱的女记者，可能是他这一生唯一爱过至今还思恋的女人。到了最后，我们在二连浩特国际车站告别时，张博士掏出他仅有的别人凑给他的五百元，递给我，要求我能够为他保存至他回国。我无法也不可能，也许是没有觉悟纪录下太多这样的影像。它只能通过我潮湿的双眼，沁入我的体内，熏染着我的五脏六腑，反应成一种重势，使得我的身体无法轻盈，隐隐作痛。其实我没有资格受到信任，我只是个为了影象而强行进入别人生活的强暴者。
黄儒香
　　　　　　　　　　　　　　　　　　　　　　北京五环居２５/１2/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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