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儒香：我要先处理好作为一个人的状态

　　“现在我觉得纪录片没那么重要，我能在家安安静静的做一顿饭和老公一块吃，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每天要获得内心平安的生活，更重要。”“我诚实的讲，通过纪录片，我很难获得愉悦感和幸福感。”
　　
　　“我有意识往后拉，漂亮的镜头，刺激的事情，我全部剪掉，毕竟我有那么多素材，有些事件比较刺激，但是我全部剪掉，对我来说，那些只是个味精，我觉得我就是给你个有营养的东西就可以了。”
　　
　　“十年前，我可能理直气壮，我就是要表达意义，我就是有责任感。现在我觉得很幼稚。现在我要先处理好作为一个人的状态……”
　　
　　“我对历史事件本身不做探讨，原因是我不在场，即便我在场，我也了解不到历史的真相；”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影像，包括过去的很多作品，能够构成实质性的改变，我觉得要有根基；如果有影响，可是这个根基是错的，那就更糟了。”
　　
　　“我想做影像语言内部的探索调整，这是我个人现在调整的方向。”
　　
　　
　　《山之上》剧照
　　
　　记者（以下简称“记”）：《山之上》总共有多少素材？
　　黄儒香（以下简称“黄”）： 40分钟一盘的磁带，总共有300盘。
　　
　　记：你是用什么样的思路去组织这些素材，并最终呈现出这样一部影片的？
　　黄：我一直希望从生命本身，或者说生活本身去寻找剪辑结构方式。因为他们比较特殊的背景，加上他们群体的信仰的原因，这两件事本身就比较难以结构，用一个半小时，很难把这两个东西讲清楚，所以不管是拍摄还是剪辑的重点都主要在他们的生活状态，生命本身的变化，那就是我的结构方向。从一开始，他跟女儿的生活状态，后来一系列的事情，到最后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我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来剪辑结构的。
　　
　　记：最初是如何介入这个题材的？
　　黄：不是说我主动找到这个群体。大概9、10年前，我刚到北京，因为朋友关系，偶然认识了老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聊到说他住在平谷山里面，买了个农民房，我觉得这也很普通，就问他生活状态如何，他说每天要从平谷到王府井上班，往返将近6个小时。我是从成都来的，就觉得一个人每天花6个小时在路上这么长的时间去上班，很难理解。那时候，我只是对这个感兴趣。知识分子会有田园情节嘛，知识分子到农村买房子，农民拿到钱后就到城里买房子，是个正城市化过程和逆城市化过程，当时我还想了个名字，就叫“在路上”，呵呵。我觉得，这6小时会有个生命的变化，农民也会有个变化，我当时出发点是在那。
　　当时还没有机会了解他的背景和信仰层面。后来我提出到山上去看看他们家，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在练毛笔字，抄金刚经。后来影片里呈现的状态，在当时对我来说也是完全未知的，之后经常到他那去玩嘛，去拍村落啊，后来慢慢熟悉了，成为朋友了，慢慢也就认识他周围的朋友了。通过聊天，慢慢才知道他的背景，知道他有些信仰上的变化。
　　我是无意中被带进去的。纪录片的魅力就在这，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会尊重明天发生的事情。我一步步跟着他，就进入他的生活，进入他朋友的生活，进入到他信仰的那个团体里面去，这样一步步跟随着。
　　
　　记：跟随过程中感受最深刻的是？
　　黄：我觉得每天都很刺激。因为他比较特殊嘛，他那个群体也比较特殊。他的生活在我过去的生活经验以外，对我来说是很意外的，是我个人的生活经验不能想象的，想不到的，所以我觉得每天都很刺激。他们很奇怪的，就是一到某些时候，他们就会有些紧张，莫名的有些情绪；真的不是我过去生活经验的，我会觉得很吃惊，包括他的婚姻，我也觉得好像确实不太一样。
　　
　　记：你怎么看老朱这个人？
　　黄：我觉得他很可爱，很真实。
　　
　　记：老朱好像很容易和别人争执，即使谈话对方没有什么特别的回答，他还是会一直争执，就是一直都很焦虑，你觉得这种状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黄：因为过去那一种特殊的经历，过去整个架构的理想主义的东西，年轻时的理想，一生的理想，以前积累的生活方式，突然就崩塌了。那一群人在精神生活层面都是充满焦虑的，会和各种事情发生争执，因为过去几十年的东西全部坍塌了，也没有发泄口的。
　　
　　记：他当年的理想是怎样的，八九之后又是怎样的？
　　黄：八九之前，作为那代知识分子，还是很想这个国家好的，这个出发点肯定是那一代人，知识分子，包括现在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我们国家好。但是那个事情对他来说，肯定就是要重新思考，不是说思考里面的事情，而是重新思考自己生命的状态，因为那个事情，对他的冲击很大；那个跟自己内在的理想没有关系，是跟外在的关系，因为他会失去工作，他会离婚，从过去稳定的生活，多少还有菁英的意识，认为可以为国效力的，忽然间变成边缘化了；生活很困难，没有什么出路，谈不上报效国家，国家也不知道给不给机会，一直是在那样的状态中，我想，对一个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我想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缓过来，毕竟不是一个人摔了个跤，伤口好了，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他那个摔的跤太大了，他可能一生都缓不过来。
　　
　　记：你自己在这个拍摄过程中，有什么变化吗？
　　黄：透过他们，弥补了我的很多想法，很多间接经验，因为有些经验我没办法自己去经验。通过拍摄他们，我从别的角度，认识真实的社会，重新去思考。
　　拍完这个片子后，我在很多地方说过，我现在暂时的决定，我以后不会再去拍这样的片子，我会暂时放下，会告一段落，我会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以前我会觉得家庭生活没那么重要，工作很重要，纪录片很重要；现在我觉得纪录片没那么重要，我能在家安安静静的做一顿饭和老公一块吃，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每天要获得内心平安的生活，更重要。当然，这并不是说就是这个事情改变了我，不是这样一一对应的；这些年，我自己也经历很多别的事情，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记：从拍摄《回家》到《山之上》的这么多年来，纪录片在你的生活里占据多大的比重？
　　黄：我想占了我80%的时间。但是，我诚实的讲，通过纪录片，我很难获得愉悦感和幸福感。我过去拍《张博士》，自己很功利；因为自己在电影学院学的电影，想做导演，可是没有条件做导演，想别人投资你拍片，想通过纪录片先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所以就那么拍了。
　　到了《山之上》，其实我是比较被动，因为开始我并不知道是这样的事情，但是纪录片就是这样，跟着那么几年就过来了。这几年，我觉得纪录片是一种磨砺，会让你等待，等一个结果，等一个成片；然后说：啊，这个片子做完了；这样一种感觉。实际上精神上的愉悦很少，满足感很少。有时候我想，我今天没事，我就在家里泡壶茶，一个人坐两个小时，这种愉悦和幸福感是纪录片给不了我的。
　　
　　记：那为什么会坚持拍下来？
　　黄：性格使然。一个事情做开了头，我希望有结尾的，并且一定要有个说法，我比较固执；我不想没有结尾，我喜欢事情有始有终。
　　
　　记：就是这样的性格让你拍了7、8年？
　　黄：其实，我时常埋怨怎么没完，不想拍了；就像我过去登山的经验，我爬山的时候，每天都在骂，说我该死的干嘛到这，呵呵，又没水喝，没东西吃，又累，出汗又没地方洗澡；当然，登顶后拍张照片，回来我就炫耀，说，你看，我登上了5千米的高山，我登顶了，你看我多厉害。
　　纪录片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一直在爬山，我背个背包，我觉得很累，我没有什么拍摄的愉悦感，也没办法去顾及周围的风景，就是累，很辛苦，哪天我做完了，我就去炫耀，你看，我又做了一部片子。仅仅是一种虚荣心吧。就是这样的。
　　
　　记：你现在还在拍片子吗？
　　黄：没有，我现在打算继续做这个片子（《山之上》），因为这个还没有做完，这次是要参加这个电影节，比较赶，有些声音还没有处理，所以还要再处理下。还需要两个月吧。
　　
　　记：以后不拍片子的话，你会做什么呢？
　　黄：我刚才说了，我不会放弃影像，我不想被动的生活，以后我可能会更关注影像本身，影像本身内部的语言。我可能会调整到那个方向，而不是题材，不是很刺激的内容。现在，我更喜欢影像内部的语言方式；
　　
　　记：这种想法有没渗透到之前的片子？
　　黄：后期已经有了这样的变化，从《张博士》到《山之上》，虽然拍片子还是比较被动，但还是有很大的变化。做《张博士》时，我很在意镜头，机位，在意故事的完整性，用力的方向在那边。我有的时候对自己很残忍，因为我不摆拍，不偷拍，都是很自然的硬拍，所以有时候为等一个镜头，我可能会等很长时间。
　　到《山之上》就不再考虑这个了，我放弃了漂亮的镜头，那些外在的漂亮。在剪辑上，也不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这次《山之上》放映之后也有朋友说，和《张博士》不太一样，他们很期待就是有和《张博士》一样很完整的故事啊；但是我说，那个对我来说，至少现在，不再是我的追求。本身视觉，本身内容，就非常靠前，随便一个人来拍，一个事情，一个视觉，就像电视机开着，你能一直在看，因为那个视觉很刺激人。
　　在结构剪辑上，《山之上》，我有意识往后拉，漂亮的镜头，刺激的事情，我全部剪掉，毕竟我有那么多素材，有些事件比较刺激，但是我全部剪掉，对我来说，那些只是个味精，我觉得我就是给你个有营养的东西就可以了。这个大概和《张博士》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未来，凡是往前靠的，内容占先的东西我也许会完全放弃掉，如果没放弃掉，可能是我能力不够，呵呵。
　　
　　记：《张博士》和《山之上》都是讲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个人的生活状态的冲击改变，有很多关于关于普世价值的理性思考；现在你说更喜欢“能在家安安静静的做一顿饭和老公一块吃”或者“在家泡壶茶，一个人坐着”这样的感性状态，是什么促成了这样的转变？
　　黄：我觉得不是转变，是一致的。普世价值是什么，普世就是每一个人嘛，就是每一个人要过得很好。文革时大家都苦大仇深的，可是每个人还做些说些相同的形而上的东西，其实那个是不真实的，每个人都过得很没有人性。所谓普世的东西，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个价值出来。
　　我对历史事件本身不做探讨，原因是我不在场，即便我在场，我也了解不到历史的真相；更别说我通过所谓媒体甲，通过看一本书，在学校学到的那些，那恐怕已经复制的……，对于历史本身，我不是说不愿意去做探讨，而是因为觉得我个人无能为力，但是我关心事件之后的人。
　　说到那两个片子都有涉及到重大的历史事件，拍《张博士》，和文革有点关系，《山之上》和六四有点关系，也只是因为赶上了，确实是没有专门设计过的。《张博士》那个，是因为当时我就在川大嘛，刚好想到这么个人物。我关心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之后对人的伤害，这种伤害是一个社会的集体的伤害；其实，很多片子也有涉及到这样的。我们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之后，才能弥合那种伤害，不但是对一个民族的，也是对个人的伤害。个人有时候甚至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不是说我们没有经历，就没有伤害，整个社会民族的伤害会影响到你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其实都在受伤害，我关心的是这个，而且这种关心并没有改变。我觉得作为纪录片导演，你自己要有责任感。
　　别人讲说文以载道，我不支持这种说法，如果非要讲文以载道，也要先说清楚，到底什么叫作道，载的是什么道。但是，某种意义上，我的理解，其实目前说文以载道，这个道无非是政治，即便是有些良知的知识分子，顶多那个道就是德。可是，无论是民族的，社会的还是个人的德，它是随时都在发生改变的，因为缺乏根基。所谓“道、德、法、器”，我们的文化层面一直在“德”的层面，可能老子曾经触摸到“道”。但现在社会已经沦落到恐怕“德”已经没有了。有法吗？然后就是“器”装防盗门，防盗锁，婚前财产公正。。。。那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不支持文以载道。
　　作为一个导演，一个知识分子，你想通过一种方式，想去表达自己的立场，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要放弃意义，因为个人不产生意义。为什么接下来我不要做那样的片子了（《山之上》），不是我放弃纪录片，放弃影像；而是因为我不支持这个，表达意义，表达真理，因为我个人觉得他根本不产生这样的东西。
　　十年前，我可能理直气壮，我就是要表达意义，我就是有责任感。现在我觉得很幼稚。现在我要先处理好作为一个人的状态，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责任。我可能需要把家庭打理好，和丈夫，和父母，和工作，和社会的关系。我不相信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觉得生命的印记还是要很踏实的经过。我接下来要拍些5分钟，10分钟的短片，因为我觉得很惭愧，拍了两个长片，我觉得我还没有触摸影像的本性。
　　
　　记：能不能说你觉得之前两部作品产生的社会意义和影响是不足够的，文不足以载道，因而干脆放弃意义，调整方向，去寻求影像语言内部本身形式上的东西？
　　黄：我觉得探索影像语言内部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东西。就像跳舞的，业余的和专业的，他们的差别多大，我想他们的真诚度不会有差别吧，我内心的那个纯洁度也许还更干净，说不定我比你还更有思想。那你想那个差别在哪里呢，其实也许就差在那么一点点，通俗讲就是技术，最后你要完成的，就是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其实没什么。我们的教育传统，一下就会给你一些崇高的意义，非常抽象的，进入文学抽象的领域里，我个人觉得那个方向会不会偏一点，我想偏回来点，我不是说我现在就对，我想做影像语言内部的探索调整，这是我个人现在调整的方向。
　　另外，我这个人比较封闭，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影像，包括过去的很多作品，能够构成实质性的改变，我觉得要有根基；如果有影响，可是这个根基是错的，那就更糟了；我现在在想这个，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理不在我这，自己还没想清楚的话，就很不好。一个有良知的导演，用力用错方向了，十几年后回头看发现方向错了呢？
　　
　　记：你找到这个根基了吗？
　　黄：找到了，那就是我的信仰。
　　
　　记：刚才你说以前纪录片占了你80%的时间，以后影像工作会占你多少时间？
　　黄：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工作方式吧，工作八小时上班，该陪老公，该陪父母，就是很正常的生命状态，以前就是好像就纪录片这么个事情了，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