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纪录片《张博士》

纪录片《张博士》拍摄了一年，100多小时的素材，剪辑完成近1小时的影片。2002年，正好是张博士在四川大学旁听的整十七年，而在这之前为旁听又准备了十七年。这一年他准备到俄罗斯当翻译，去实现从小就有的这个理想。在张博士进入四川大学的那一年，我十三岁，做了第一件雕塑作品，到这一年我拍完第一部纪录片，也是十七年。

影片拍摄到2002年12月，张博士乘坐的开往俄罗斯的火车开走为止。但并没有以此做为影片的结束，而是将他获准出国前的等待作为影片的结局。火车开走，也许只是上帝怜悯目光中的一瞬，而人穷尽一生的挣扎也就只能是面对无限苍茫的远方等待，等待。。。。。。

这时候的张博士已经快五十岁了。就像十七年前离开工厂去大学旁听一样，人们认为他的“黄粱美梦”完全是荒诞的，超现实的，离开应该发生在人身上所有的规定情节，有如在手掌煎鱼一样，永不可能。所以完全有理由判定他“病得不轻”。到这段时间最多成为把玩在媒体手中被制造成“人咬狗”一样的事件，再成为大多数人一种茶余饭后谈资缝间的一句带过的过渡，然后从无法辨清的部位偶尔溜出一两声似笑非笑的声响蒸发在空气中,抿一口茶说道：“这杯子不错！”他们有理由为他们在自己的围城里的膳食，行为去麻木一生，因为无论是“这一个”还是“这一代”，无论命运瞬间就会从阳光灿烂变成暴雨连连，人们早已被训化，被教导只要听话，只要认命。哪个年代也许大家都在“俄罗斯”，但现在要与时俱进，那么你就不要坚持，更不要憧憬，你只是尘土。

我几乎每天都和张博士在一起，努力保持着一种“一往情深”的态度。早晨在他起床前赶到，夜晚在他睡觉后离开。所有这一接近自残的拍摄方式无非是为了坚持“一个镜头也不摆拍”的原则，坚持“做一个旁观者”的原则，“真实”的原则。但我做不到，无数次因无法回避自己的感情而被迫关机，在办理张博士出国手续的过程中也被办理机关几次强行关机。真实是什么？也许只有照在张博士儿童般脸上的光是真实的，其他都不是。

张博士能够接受我的拍摄，并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多么真诚的开场白，也不是因为我在从事多么伟大的事业，而是因为我手中的摄像机。对他而言，摄像机就是权利，就是发言权，就是能够传递他的愿望的救星。不仅如此，张博士相信只有摄象机后面的人是可以信任的，甚至是可以爱的。一个我从没见到，对于张博士而言也是消失地无影无踪的叫小朱的女记者，可能是他这一生唯一爱过至今还思恋的女人。到了最后，我们在二连浩特国际车站告别时，张博士掏出他仅有的别人凑给他的五百元，递给我，要求我能够为他保存至他回国。我无法也不可能，也许是没有觉悟纪录下太多这样的影像。它只能通过我潮湿的双眼，沁入我的体内，熏染着我的五脏六腑，反应成一种重势，使得我的身体无法轻盈，隐隐作痛。其实我没有资格受到信任，我只是个为了影象而强行进入别人生活的强暴者。

我又回到了我的城堡等待遭遇下一个影像。我和张博士一样渴望把家安住在有着高墙铁丝网的，这样或那样的围城里。是否只有这样才会安全？其实我只是匹受困的马，上帝怕我因过分不活动而受到伤害，所以用影像将我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