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名字叫外地人

《你的名字叫外地人》是吴文光在这次纪录片论坛上公开放映的纪录片。这部片子看上去是讲述了一群民工在北京的生活，时而是他们生活的场景，时而切换到了一些艺术活动，这些艺术活动都是以民工为表现主题，让民工们

这个片子从2002年做完以后就扔在那了，大概是在2005年左右一个这样的想法，想看看外地人这个名字如何不同地被使用，我多方面地寻找关于民工被使用的素材，包括艺术家部分，然后把它们做成一个东西。

　　

　　●这些民工参与艺术家的工作的时候是付钱，一天30块钱，每天4个小时排练，钱是一个艺术中心付的。工头是56块，杂工一天的工资30块。开头两天有一两个人换过，后来到第三天就没换了。通俗来说，艺术需要他们的身体的时候，他们是需要奉献的，在艺术的名义下面他们需要奉献出他们赤裸的身体，30块钱4个小时一天，回头看到这个数字我都很脸红。

　　

　　●这个作品当时是和民工跳舞，太多民工不理解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听说要到一个地方去，要拍摄，就以为是去电视演播厅搬东西，他们只想拿到30块钱，但实际只能拿28块，工头拿两块。

　　第一天我们对他们说了，你们呆在一起，他们就问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我说大家在一起玩，他们说玩什么啊？我说我们就玩游戏，玩老鹰抓小鸡，第一天是这样开始的。玩了一会，民工就觉得有点不对劲，玩倒是好玩，28块钱会不会是戏弄他们。老鹰抓小鸡做完以后就开始走跑跳，他们越来越觉得是个骗局，后来我看到吵起来了，就过去，然后解释了钱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第三天，他们看到媒体跑过来了，就相信了我们，以后再增加演员过来，在一起排练，他们很开心，基本上这个过程都是很愉快的，八天排练后正式演出，《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里面都写了很大篇的报道，《北京晚报》的标题是这样的：“民工跳舞”，大腕站着看。提到了戏剧导演林兆华、摇滚歌手崔健、作家刘震云都是站着看民工跳舞。

　　有的民工就问，跳舞是一个演出，让社会关注他们，你们能不能帮我们解决实际的问题？上一个工地，那个老板不给钱，你能帮我们解决吗？我们老实说我们不能解决。所以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民工回到了他们的工地上，让记录的镜头继续跟随下去。

　　

　　●在拍摄到剪辑，到完成，都需要一种开放的心态，愿意被改变。这个愿意被改变不是不坚定，而是愿意被生活那种超出你理解和想象的来改变。生活远比那些什么记录片来得更丰富，不在人的构思中，不要用自己的固念把生活框在里面做出一个东西。

　　我喜欢一个记录片就是因为它坚硬，坚硬并不一定是说里面要充满矛盾，你死我活的争吵，或者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我以为的坚硬是穿插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东西，在作者的眼睛和构造里面，让我感觉到一种被忽略的非常重要的东西，那是作为一种坚硬。生活的坚硬是被作者带到影片里面的，让我们感到一种隐隐得刺痛，一种难以忘怀的伤痛的东西，这就是记录片的最重要的坚硬。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坚硬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在《江湖》之后我说我要改变，是为了寻求艺术形式的探索。参加无数的电影节，你被问到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你无言以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一个记录片对他的生活有多大的改变，在我周围，所看到的记录片都是一如既往，蜜蜂一样飞向他们认为好有感兴趣的题材的地方。我不想卖这些人的悲惨故事来让我赚取一个做记录员的名称，我想离开这个位置。我抽掉了那些民工被收容的那些片段，不是因为我想探讨一个艺术形式，而是我在怀疑靠偷取别人悲伤故事在构成我的作品，我开始背离这些东西。记录片应该回到落脚生根的地方，我的话可能说得过早了。

　　

　　●每当我说我被他们（村民作者）启发，引领，照亮，他们都不相信，以为我在给他们打气，怕他们不干了，现在他们还在怀疑，是因为没有自信，他们觉得他们只能是在家里养鸡种橘子。

　　我是一个否定自己的，活了五十多岁了，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把自己否定掉，千载难逢，求之不得，获得一种新生。我现在就有一种新生的感觉，这种新生的感觉是来自于村民在他们底下的生活，我在尾随着他们，在我曾经熟悉的农村乡间的社会生活里面让我找到了一件有意义的的事情去做。

　　我说这些话是想证明我的无用和村民的有用，刚刚我在谈记录片说要找到它真实被拍摄出来的长存的意义，但我肯定不反对别人在用其他方式拍记录片，多种多样。我是一个喜欢分享的人，在分享的过程中碰到冰冷的铁壁，让你觉得居丧失败，让你觉得世界很无聊很尴尬。

　　

　　●其实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最强烈的一个愿望，那些高挂着人文关怀的艺术是虚伪透顶的，特别想说这个东西，大家喜好不一样，我也是其中之一。这种东西在你的判断里怎么样我就不想说了，我自己的感觉是，这种东西对艺术而言实在使我不想做艺术，这种都是假象的东西。也许是从前在艺术里赚了一些名分，我都有一种赎罪的方式？，我不想说丑恶，但是这么多年浸泡在艺术圈是够想一阵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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