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紀念冊

正當白米炸彈客以激烈的手段引起社會對農村議題的關切；紀錄片「無米樂」則藉由鏡頭，讓觀眾感受農民真實生活中的尊嚴、智慧與無奈。

這部獲得二○○四年台灣紀錄片雙年展首獎的作品，由顏蘭權與莊益增這對伴侶共同執導。背景是台南縣的後壁鄉，片中主要人物是四個老農民，沒有旁白、沒有多餘的文字解說，導演盡量不介入影像中，讓老農民用自己的語言、動作述說台灣農村的故事：農民的作息生活、農民的信仰、生命哲學，甚至大時代變遷在他們身上留下的真實痕跡。

九二一的「地震紀念冊」

顏蘭權與莊益增是台大哲學系的同學，畢業後顏蘭權到英國學電影，一九九八年回台灣後先寫劇情片劇本。隔年發生了九二一大地震，她不滿意在電子媒體上看到的災區故事，於是決定「要去看真的事情﹂。這個決定讓她花了三年時間，拍成描述一個原住民部落重建的「地震紀念冊」。

剛拍攝時沒有資金，顏蘭權拿著剛過世父親留下的一袋金子，換了一、二十萬，加上舉債，買了一套剪接設備。「拍紀錄片像個大漩渦，會把身旁的人拖下水。」自稱拍片當時「天天哀號」的顏蘭權，把男友莊益增拖下水一起拍。外號「莊子」的莊益增也不再能悠遊自在，他說：「這是我苦難的開始。」為了增強專業知識，莊子去唸了台南藝術學院研究所。片子拍到一半，沒錢了。剛好公視希望買他們片子，解決了錢的問題，也完成了第一部紀錄片。

為了生活，之後顏蘭權接了文建會一個社區總體營造的案子，要拍攝後壁鄉社區的故事。這個機緣帶他們來到後壁。

在後壁幫老農民發聲

後壁，就像台灣多數農村一樣，沒有太多年輕人，在田裡耕作的都是五、六十歲的老人。拍攝過程中，顏蘭權希望訪問農民，村長介紹了三個人給她：七十五歲的老農夫崑濱伯、六十九歲的煌明伯以及「最年輕」的六十五歲文林伯。「當時做訪問時，他們聽不懂我的問題，他們的回答我也聽不懂。莊益增看了我拍回來的帶子，問我：『這種內容怎麼剪？』」顏蘭權回憶道。沒想到這三個原本「不及格」的受訪者再加上七十四歲的崑濱伯母，卻成了「無米樂」中最生動的主角。

這三個老農夫，讓顏蘭權產生一種焦慮感，他們年紀都很大了，很多東西以後可能都留不下來，她覺得必須讓他們發出聲音。「不管你的對象是誰，拍紀錄片的基本理念就是當對方沒有聲音，必須幫他們發出聲音。」雖然首次採訪他們的經驗不太成功，但顏蘭權直覺對方的故事有趣，就決定拍下去，「我從沒想到『篩選』這個問題，而是要拍攝對象信任你，我們要打開他們的心。」剛好公視提供了經費，顏蘭權與莊益增就兩人花了十五個月，在後壁蹲點，走進了四位受訪者的生活中，生動紀錄了農村文化。

四個鮮活的農村文化代言人

崑濱伯，一個在日據時代受過初中教育的農夫，原本有機會離開農田去「上班」，也許今日已是個退休課長、靠退休金頤養天年的快樂阿公。身為長子的他，背起家裡的生計以及還清父親欠下的債務，留在農村務農。除了種稻，他也開一家種子行，兼賣花生。五十多歲時，眼疾瞎了一眼，讓他反省為什麼老天給他這種痛苦，唯一能想到做過失德的事祇有一件：批發給人家的花生可能烘得不夠乾，讓商家賣不好。從此，他要自己「更信神、更照起工做」。

崑濱伯母二十歲嫁給崑濱伯，當時兩人互不認識將陪伴彼此走過半個多世紀的另一半。崑濱伯母在「這口灶」（這個家）喝了無數「苦湯」，下田耕種，趕回家生柴煮飯，農閑時還得去工廠打工補貼家用。崑濱伯感念妻子的辛苦，但也祇會在玩笑間表達對妻子的謝意。

煌明伯，除了種田，也用傳統手藝打棉被，還賣到歐洲。他說，父親四、五十歲就悠閑地「照日」（在稻埕裡晒太陽）、享受退休生活；自己到了六十九歲，依然辛勤耕地。他不容許土地上長雜草，他知道除草劑會傷害他所愛的土地，在大熱天也要一鋤頭一鋤頭地清除雜草，一件汗衫擰出好幾杯汗水。他也知道要「覺悟」了，年紀大了、「快輪到了」，不可能一直耕種到死──雖然心中還是放不下土地。

文林伯養了後壁唯一的一頭耕牛，除了種自己的田，也幫人家駛牛犛地。雖然農村經濟不好，但他很知足，不擔心稻作價格差、收入不好，因為大家都一樣，除非別人都好，祇有自己差才需要擔心，他說：「不能什麼事都靠政府，政府沒有那麼多錢。」

土地就像你所愛的人

影片主軸環繞著崑濱伯夫婦，再穿插煌明伯與文林伯的故事。從這幾個平凡的農民身上，觀眾看到了台灣的農村文化、稻米文化。土地對他們而言，不是財產與商品，而是生命。崑濱伯一本筆記本詳細記載著哪天插秧、施肥、下藥。他說：「土地就像你所愛的人，她要吃冰，就買冰給她吃；她要漂亮，就買口紅給她。」「做事人對土地沒感情就會死。」「土地是養我們的，我們的生命在這裡成長，土地若沒生命，咱要吃個鳥！」這些話，不是政客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話，而是這些生活在土地上五、六十年的老農人說出來的心聲。

別以為農民是閉鎖不知天下大事的愚夫愚婦。當崑濱伯口中說出二二八、蔣介石來台、「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徵收軍糧與「肥料換谷」政策的種種與對農村的影響時，他不是沒知沒識的老粗，而是親身經歷這些歷史變遷的影響。農民承受了這些遽變輾過的痛苦而生存下來。導演本來要找學者專家談大的政經背景，後來發現老農夫講得更好，「就一腳把學者專家踢出去。」出身屏東農家、自己也種過兩年香焦、身分證上的職業還是「幫農」的莊益增說：「一些台北的知識分子、電視連續劇都有種刻板印象：鄉下人是不識字又沒衛生。事實上，他們的智慧是從生活中磨出來的。」

工人家庭出身，自稱是「都市俗」的顏蘭權，不識莊稼，下鄉每事問。阿伯阿嬸們口頭上唸著「戇囡仔，怎麼什麼都不懂！」一邊很得意地親身教導展現各種農村的知識技能。「我們不斷和他們講話，他們覺得我們都對他們的東西有興趣，他們就能展現出信心。」而導演們的鏡頭也記錄下這些珍貴的農村文化

顏蘭權說，拍「地震紀念冊」時，地震的焦慮不安都表現在拍攝過程中，而且影片中的角色多，無法深度捕捉到每個人的生活。當她拍「無米樂」時，就決定要「抓住每個人的生活」。十五個月的拍攝過程，跨越了四個稻作期，期間兩人三分之二時間待在後壁，最後三個月更每天從早到晚蹲在村裡。他們自稱不是天才型而是苦力型的導演，認真地像「兩個白痴小孩就是傻傻地跟在阿伯旁邊。」顏蘭權說：「每次到後壁，都感覺很快樂。拍攝過程中，自己不見了，每天想的、看的是他們。」這兩個「白痴小孩」用時間熬出一個又一個漂亮而精確的鏡頭，一段又一段深刻的訪談。顏蘭權說，台灣紀錄片很講創意，她在英國唸書時也想著把紀錄片做為有創意的藝術型式，但回台灣實際拍片後發現「鏡頭裡的人物太有生命力、太美了，任何創意都會減損他們的生命力。」

十五個月拍了三百五十個小時毛片，這時痛苦才開始。顏蘭權說：「我是要上剪接台才知道要什麼的導演。第一次剪到六十幾分鐘，知道自己剪錯了。影像有自己的生命力，它會帶著你走──當你剪不下去時，就知道祇能重剪。」經過十五個月的後製過程，片子終於完成了，再經試映、修改，於去年九月底推出。公視播了兩次，他們到各學校、社團放映十幾場，反應超出預料。原本以為三十五歲以上的人才會有感覺。沒想到二十幾歲的人也反應激動。莊益增不解地笑著說：「台灣紀錄片喜歡衝突、偷窺。而這個片子又沒有性沒有暴力。」

拍攝過程中，導演發現片子有另一個重要的目的：「還給農民尊嚴與驕傲。」被拍攝對象看完之後都很快樂，崑濱伯的女兒打電給他們說，在片子中看到父親的聰明，還說，片子完成後爸爸很快樂。煌明伯告訴他們，看了這部片子哭了好幾次，因為「之前沒看到、也不知道自己這幾十年來是這麼苦。」莊益增說：「這就是紀錄片殘酷的地方。」不祇讓觀眾看到主角，也讓主角看到自己。

末代稻農的精神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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