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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紀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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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 地震紀念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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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顏蘭權
片长: 115分钟
年份: 2004年
类型: 纪录片
国别: 中过台湾
语言: 台语
格式:

影片概述 . . . . . .

正當白米炸彈客以激烈的手段引起社會對農村議題的關切;紀錄片「無米樂」則藉由鏡頭,讓觀眾感受農民真實生活中的尊嚴、智慧與無奈。

這部獲得二○○四年台灣紀錄片雙年展首獎的作品,由顏蘭權與莊益增這對伴侶共同執導。背景是台南縣的後壁鄉,片中主要人物是四個老農民,沒有旁白、沒有多餘的文字解說,導演盡量不介入影像中,讓老農民用自己的語言、動作述說台灣農村的故事:農民的作息生活、農民的信仰、生命哲學,甚至大時代變遷在他們身上留下的真實痕跡。

九二一的「地震紀念冊」

顏蘭權與莊益增是台大哲學系的同學,畢業後顏蘭權到英國學電影,一九九八年回台灣後先寫劇情片劇本。隔年發生了九二一大地震,她不滿意在電子媒體上看到的災區故事,於是決定「要去看真的事情﹂。這個決定讓她花了三年時間,拍成描述一個原住民部落重建的「地震紀念冊」。

剛拍攝時沒有資金,顏蘭權拿著剛過世父親留下的一袋金子,換了一、二十萬,加上舉債,買了一套剪接設備。「拍紀錄片像個大漩渦,會把身旁的人拖下水。」自稱拍片當時「天天哀號」的顏蘭權,把男友莊益增拖下水一起拍。外號「莊子」的莊益增也不再能悠遊自在,他說:「這是我苦難的開始。」為了增強專業知識,莊子去唸了台南藝術學院研究所。片子拍到一半,沒錢了。剛好公視希望買他們片子,解決了錢的問題,也完成了第一部紀錄片。

為了生活,之後顏蘭權接了文建會一個社區總體營造的案子,要拍攝後壁鄉社區的故事。這個機緣帶他們來到後壁。

在後壁幫老農民發聲

後壁,就像台灣多數農村一樣,沒有太多年輕人,在田裡耕作的都是五、六十歲的老人。拍攝過程中,顏蘭權希望訪問農民,村長介紹了三個人給她:七十五歲的老農夫崑濱伯、六十九歲的煌明伯以及「最年輕」的六十五歲文林伯。「當時做訪問時,他們聽不懂我的問題,他們的回答我也聽不懂。莊益增看了我拍回來的帶子,問我:『這種內容怎麼剪?』」顏蘭權回憶道。沒想到這三個原本「不及格」的受訪者再加上七十四歲的崑濱伯母,卻成了「無米樂」中最生動的主角。

這三個老農夫,讓顏蘭權產生一種焦慮感,他們年紀都很大了,很多東西以後可能都留不下來,她覺得必須讓他們發出聲音。「不管你的對象是誰,拍紀錄片的基本理念就是當對方沒有聲音,必須幫他們發出聲音。」雖然首次採訪他們的經驗不太成功,但顏蘭權直覺對方的故事有趣,就決定拍下去,「我從沒想到『篩選』這個問題,而是要拍攝對象信任你,我們要打開他們的心。」剛好公視提供了經費,顏蘭權與莊益增就兩人花了十五個月,在後壁蹲點,走進了四位受訪者的生活中,生動紀錄了農村文化。

四個鮮活的農村文化代言人

崑濱伯,一個在日據時代受過初中教育的農夫,原本有機會離開農田去「上班」,也許今日已是個退休課長、靠退休金頤養天年的快樂阿公。身為長子的他,背起家裡的生計以及還清父親欠下的債務,留在農村務農。除了種稻,他也開一家種子行,兼賣花生。五十多歲時,眼疾瞎了一眼,讓他反省為什麼老天給他這種痛苦,唯一能想到做過失德的事祇有一件:批發給人家的花生可能烘得不夠乾,讓商家賣不好。從此,他要自己「更信神、更照起工做」。

崑濱伯母二十歲嫁給崑濱伯,當時兩人互不認識將陪伴彼此走過半個多世紀的另一半。崑濱伯母在「這口灶」(這個家)喝了無數「苦湯」,下田耕種,趕回家生柴煮飯,農閑時還得去工廠打工補貼家用。崑濱伯感念妻子的辛苦,但也祇會在玩笑間表達對妻子的謝意。

煌明伯,除了種田,也用傳統手藝打棉被,還賣到歐洲。他說,父親四、五十歲就悠閑地「照日」(在稻埕裡晒太陽)、享受退休生活;自己到了六十九歲,依然辛勤耕地。他不容許土地上長雜草,他知道除草劑會傷害他所愛的土地,在大熱天也要一鋤頭一鋤頭地清除雜草,一件汗衫擰出好幾杯汗水。他也知道要「覺悟」了,年紀大了、「快輪到了」,不可能一直耕種到死──雖然心中還是放不下土地。

文林伯養了後壁唯一的一頭耕牛,除了種自己的田,也幫人家駛牛犛地。雖然農村經濟不好,但他很知足,不擔心稻作價格差、收入不好,因為大家都一樣,除非別人都好,祇有自己差才需要擔心,他說:「不能什麼事都靠政府,政府沒有那麼多錢。」

土地就像你所愛的人

影片主軸環繞著崑濱伯夫婦,再穿插煌明伯與文林伯的故事。從這幾個平凡的農民身上,觀眾看到了台灣的農村文化、稻米文化。土地對他們而言,不是財產與商品,而是生命。崑濱伯一本筆記本詳細記載著哪天插秧、施肥、下藥。他說:「土地就像你所愛的人,她要吃冰,就買冰給她吃;她要漂亮,就買口紅給她。」「做事人對土地沒感情就會死。」「土地是養我們的,我們的生命在這裡成長,土地若沒生命,咱要吃個鳥!」這些話,不是政客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話,而是這些生活在土地上五、六十年的老農人說出來的心聲。

別以為農民是閉鎖不知天下大事的愚夫愚婦。當崑濱伯口中說出二二八、蔣介石來台、「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徵收軍糧與「肥料換谷」政策的種種與對農村的影響時,他不是沒知沒識的老粗,而是親身經歷這些歷史變遷的影響。農民承受了這些遽變輾過的痛苦而生存下來。導演本來要找學者專家談大的政經背景,後來發現老農夫講得更好,「就一腳把學者專家踢出去。」出身屏東農家、自己也種過兩年香焦、身分證上的職業還是「幫農」的莊益增說:「一些台北的知識分子、電視連續劇都有種刻板印象:鄉下人是不識字又沒衛生。事實上,他們的智慧是從生活中磨出來的。」

工人家庭出身,自稱是「都市俗」的顏蘭權,不識莊稼,下鄉每事問。阿伯阿嬸們口頭上唸著「戇囡仔,怎麼什麼都不懂!」一邊很得意地親身教導展現各種農村的知識技能。「我們不斷和他們講話,他們覺得我們都對他們的東西有興趣,他們就能展現出信心。」而導演們的鏡頭也記錄下這些珍貴的農村文化

导演阐述 . . . . . .

顏蘭權說,拍「地震紀念冊」時,地震的焦慮不安都表現在拍攝過程中,而且影片中的角色多,無法深度捕捉到每個人的生活。當她拍「無米樂」時,就決定要「抓住每個人的生活」。十五個月的拍攝過程,跨越了四個稻作期,期間兩人三分之二時間待在後壁,最後三個月更每天從早到晚蹲在村裡。他們自稱不是天才型而是苦力型的導演,認真地像「兩個白痴小孩就是傻傻地跟在阿伯旁邊。」顏蘭權說:「每次到後壁,都感覺很快樂。拍攝過程中,自己不見了,每天想的、看的是他們。」這兩個「白痴小孩」用時間熬出一個又一個漂亮而精確的鏡頭,一段又一段深刻的訪談。顏蘭權說,台灣紀錄片很講創意,她在英國唸書時也想著把紀錄片做為有創意的藝術型式,但回台灣實際拍片後發現「鏡頭裡的人物太有生命力、太美了,任何創意都會減損他們的生命力。」

十五個月拍了三百五十個小時毛片,這時痛苦才開始。顏蘭權說:「我是要上剪接台才知道要什麼的導演。第一次剪到六十幾分鐘,知道自己剪錯了。影像有自己的生命力,它會帶著你走──當你剪不下去時,就知道祇能重剪。」經過十五個月的後製過程,片子終於完成了,再經試映、修改,於去年九月底推出。公視播了兩次,他們到各學校、社團放映十幾場,反應超出預料。原本以為三十五歲以上的人才會有感覺。沒想到二十幾歲的人也反應激動。莊益增不解地笑著說:「台灣紀錄片喜歡衝突、偷窺。而這個片子又沒有性沒有暴力。」

拍攝過程中,導演發現片子有另一個重要的目的:「還給農民尊嚴與驕傲。」被拍攝對象看完之後都很快樂,崑濱伯的女兒打電給他們說,在片子中看到父親的聰明,還說,片子完成後爸爸很快樂。煌明伯告訴他們,看了這部片子哭了好幾次,因為「之前沒看到、也不知道自己這幾十年來是這麼苦。」莊益增說:「這就是紀錄片殘酷的地方。」不祇讓觀眾看到主角,也讓主角看到自己。

末代稻農的精神傳承

获得奖项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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