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之旅

每年八九月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四川农民拥上西行的火车，经过三天两夜长达3000多公里的行程，来到祖国的大西北新疆。那里一望无际的棉花正在等待收割。。。。。。
　　对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而言，这是头一次离开家乡，也是头一次坐火车。
　　也许这是头一次，我们可以如此直接地和真实地倾听贫困地区的中国农民，第一次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镜头对准一群去新疆摘棉花的四川民工，在明知人生并非可以被无限希望所填充的物体，实际是一个巨大空无的情况下，宁瀛仍然对这漫长的旅程寄予了基本的关怀和肯定，包括拍摄者自己。
　　秋天棉花成熟的季节，铁路运输面临一个与春运一样的运输高峰－－无数人从四川到新疆去，车厢里满载着人，也满载着希望。导演宁瀛与一个摄影师，跟着踏上了这一条希望之路。他们在车厢里，记录下了一张张脸，一段段对白，一个个故事。他们问这些农民，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少年－－同样的几个问题：“你觉得幸福吗？”“你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想要怎样的生活？”这几个知识分子式的、形而上的问题在拥挤的车厢里一遍遍响起，而回答是直接的，质朴的，向人们展开了关于底层的真实的一页。作为导演，宁瀛有着强大的控制力，这部纪录片几乎象个故事片一样引人入胜，她对影像与节奏的卓越的控制能力，让人心生敬意。　

　我一直想拍摄火车上的故事。小时候回老家,坐火车的经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87年我从意大利留学回来,自己写的第一个剧本也是火车上的故事。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97年做完“民警故事”，我轻松下来,自己坐京广线转了一圈,发现大城市间的火车已经非常现代化,跟我小时候的记忆完全不同了。虽然有些失望，还是编了个故事，想拍故事片。后来收到日本广播基金会的邀请信,说他们每年举办亚洲电视项目策划竞赛,获奖者可以得到一笔奖金，我就把故事梗概送去了。没想到真的获了奖。
　　获奖以后，我开始对自己写的故事不满意，于是到处打听关于火车上的故事。后来一个记者朋友告诉我，他好多年前曾经在四川开往新疆的火车上看到过大量的农民，都是去新疆采棉花的，很多农民是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见到火车。。。直觉告诉我，这里可能有意思，就决定去看一看,虽然并不知道究竟能碰到什么情况。
　　我们一共三个人，我，摄影郭刚,还有一个负责后勤。当时在北京可以买到刚刚上市的小摄像机,听说质量非常好。我们就买了摄像机出发了。
　　我已经拍了四部故事片，每次都是几十口人一起行动。。。忽然间三个人就这么出发了，那种自由的状态让人愉快极了。不管别人怎么想，对我来说，拍故事片是找罪，拍纪录片才是真正的找乐.如果说故事片是组织“奇迹”发生，而纪录片则需要巨大的耐心等待和捕捉那些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奇迹”。。。纪录片的拍摄过程更像打猎，充满了刺激。
　　郭刚一开始拍摄就发现,他用惯了BETA摄像机，觉得小摄像机不稳，而我拿着重量正合适。我跟郭刚在拍摄“夏日暖洋洋”中刚刚合作过，他是我的副导演，在创作方面我们非常有共鸣。我建议让他采访,他教我怎么使用摄像机。我们在车站附近住了下来,白天出去拍摄，晚上回来看拍摄素材，互相上课.有一天，郭刚说,你的摄像水平已经超过广院摄影专业四年级的水平了。
　　而我早就对他的采访能力欣赏得一塌糊涂。
　　我们出发的时候说好了，如果第一趟拍摄不行还可以再来第二次。结果拍摄很顺利，一次的素材就足够了。
　　在火车上拍摄有很多技术上的难题,人多，没有休息时间,尤其是没法看素材。我们只有一块能够维持10小时的电池,四川去新疆的火车是三天两夜，火车上没有充电的可能。。。记得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睡觉的时间，到后来我站着都快能睡着了，一台小小的摄像机显得那么沉重。影片后半部那些必须站在车厢椅背上，拍摄人们沉睡的俯拍镜头都是郭刚爬上去完成的。
　　拍电影也好，拍纪录片也好，最难忘的不是生活中的困难，也不是拍摄时的各种障碍。因为这些都会被创作的兴奋所取代。拍摄过程中我经常被几个解迷一样的难题困惑着：我的摄像镜头应该对准谁？为什么？　
　　晚上我们一直在等待拍摄大家昏昏入睡的状态，就是等不到。大家都很兴奋,永远有人在聊天,有人在玩牌，永远有人在好奇我们的摄像机。。。反正就是没有睏的时候。我看着车上的农民们,想着他们离开四川山清水秀的一片绿色，长途跋涉去新疆打工，等待他们的是戈壁滩一望无际的沙漠,他们会失望吗？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兴奋不已？
　　渐渐地，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我周围其他人的影子。我们都是历尽艰辛要追求幸福的人，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明天，而我们并不细想－－可能也想不明白－－明天究竟是什么样的，是什么地方，要是明天醒来看到的是一片沙漠呢？　我们在充满了希望的旅程中，我们都是“在路上”的人们。
　　火车喇叭里在不停地播放各种节目和音乐,那些熟悉的西方浪漫派时期的音乐常常把我带回童年的记忆里。。。车厢里到处是人，我跟姐姐宁岱在椅子底下铺上凉席,戏弄着成人世界的规矩。。。是我童年回忆里少有的幸福时刻。
　　后来影片剪辑过程中，绝大部分的音乐都是我们在火车上录制的，只有很少部分是我另外选择的。
　　我跟郭刚商量着,把我们的思考作为采访的主题，问题紧紧锁在几个关键的问题上，“幸福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你幸福吗？”
　　影片在世界各地放映，国内也放映了好几场。我发现每次在国内放映，观众里总会有人对影片的采访话题提出质疑。一些很年青的学生问我，“你为什么会去问农民这样的问题？”言外之意就是，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才会有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农民考虑的问题。
　　首先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居然没有看到，影片里所有被采访的农民都在的的确确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当我们问到一个农民“生活中什么最重要？”，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生命最重要，理想最重要”。
　　我恐怕永远都忘不了拍摄这个镜头的那种感动。
　　当然拍摄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合作.记得一次采访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郭刚跟他足足缠了有一个钟头。我一直在后面端着摄像机拍摄。他的回答永远是：“我不跟你们说话.跟你们说话管用吗？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意思？” 最后我们都憋不住喷笑起来。
　　拍摄纪录片很多时候是外界因素促成的。比如说，“希望之旅”以后，我又给联合国儿基会拍摄了一系列专题纪录片，虽然很多时候拍摄题材是别人指定的课题，拍摄对象是我陌生的。。。这种时候，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找到我跟拍摄对象的共鸣，　然后才是怎么拍的问题。
　　当我举着摄像机的时候，镜头前面是不是农民不要紧，端摄像机的是不是知识分子也不要紧。我总在想,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一部影片自始至终都在拍摄“别人”的故事，跟“我”无关，那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兴趣.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巨大的，跟自己休戚与共的因素驱使着,任何人也不会愿意享受拍摄电影的痛苦。
　　创作的过程是认识自己的过程，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震撼心灵的诗一般的时刻。

　2002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国际新电影论坛单元展映
　　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
　　英国伦敦“同一世界奖”推荐作品
　　意大利佩撒罗国际电影节未来电影奖
　　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伦敦国际电影节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民电影节
　　瑞士弗里波格国际电影节
　　香港国际电影节
　　维也纳国际电影节
　　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举办宁瀛导演作品展
　　以色列耶路撒冷国际电影节
　　加拿大温格华国际电影节
　　美国HIGH FALLS电影节
　　纽约MARGARETH MEAD电影节
　　英国牛津纪录片电影节
　　国际公共电视研讨会INPUT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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