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北京的家

那些农村少女在一年半时间内显现出的巨大变化令我们感叹。我们怀着惴惴的心情把他们的故事送到了即将开幕的四川国际电视节。不久，我们得知它获得了电视节的最高荣誉，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曾经付出的劳动得到了认可。
　　此时，已经有一批制作相当成熟的中国纪录片问世，并获得了国内外的各种荣誉。《远在北京的家》是1992年到1993年之间拍摄的，纪录了一群从安徽省无为县到北京打工的小保姆的生活历程。张菊芳、谢素平、刘春花等五位农村姑娘都来自安徽省无为县。按照当地的习俗，女儿长大成人后都要自己到外面去闯荡一番，最多的工作是做保姆。1992年的新年过后，张菊芳等五人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去京城寻找挣钱的机会。本片记录了此后一年里她们的生活状态。这是生活颠簸不宁的一年，寻找工作，被辞退，再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寻找一个安身之所，独自面对艰难。在五位农村姑娘的生存状态之外，本片还广泛记录了九十年代初“民工潮”现象，对它发生的背景、面临的问题和发展方向做了多方面表现。

因为《远在北京的家》，四年前在上海台录制了一期节目。最近他们准备出书，便把当年的节目内容的访谈部分发给我，让我修改。由于一直忙，昨天才仔细改了一遍。

　　改完之后自己笑了一会儿，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和今天相比，四年前的我不够低调，什么话都敢抡，尽管这次修改大力删除，还是留有很多印记。从下面节选的访谈里，你或许能够感觉到。

　　突然想到博客，如果四年前我就开始写博，那个博客的外表肯定是比较张扬的，尽管我写不出“夜深了，祖国你睡了吗？”这样的肉麻文字，但也基本上不知道自己多大多粗，所以，人必须经历一些倒霉事儿。人活一辈子，上帝就是让你知道自己有多渺小。我想，每个人临死的时候都会相信这一点的。

　　以下的文字节选自上海电视台《经典重访》栏目，需要说明的是，那一期节目的编导是陈菱博士，主持人是柳遐美女。

“ 我没有拿起摄像机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来表现她们。”


主持人：《远在北京的家》是1992年到1993年之间拍摄的，纪录了一群从安徽省无为县到北京打工的小保姆的生活历程。这是你早期的一个作品，也可以说是你的成名作，从这个片子当中，可以非常鲜明、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你当时青春的一种激情，那种激情来自于哪里？

陈晓卿：非常巧，我来这里的前一天， 是我拍这个片子开机（1992年1月7日）十周年纪念日。前几天，我们原来摄制组的10个人，从全国不同的地方到了北京，大家吃了一顿饭，我们相互看着，都已经老得不行了。当年的那种冲动、那种兴奋，已经被这么长的时间磨平了，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庆幸，我们能够共同经历、共同见证了那段历史。

　　　 说到创作动机、可以追溯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安徽人，大学是在北京读的，每一年的寒暑假，尤其是寒假，坐火车都会遇到大量和我一起回家的打工女，她们和我岁数差不多，在火车上，她们相互说着“北京话儿”，故意要表现出一些在北京生活过的印记，我觉得这种东西非常有趣。尽管当时我没有进电视台，没有拿过摄像机，但对她们的生活特别好奇。只是我没有想好或者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表达的形式。后来有一次，看到汪曾祺先生的一篇叫《小芳》的小说，哎呀，我觉得他把我想说的东西用小说都说了出来。

　　　　后来我又接触了社科院的一个学者叫唐灿，读了她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系列论文，我的感触非常深。论文里面一些理性分析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也让我对保姆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那时候我一直有这种拍这个特殊群体的欲望。非常巧的是，1991年的年底，我因为另一个节目的事情去安徽电视台出差，和安徽电视台的几个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再一次说到这个话题，大家都非常激动。于是，我们商量，自己找钱，来做一个纪录片，用跟踪拍摄的方法记录她们的生活，来看一看这些农村的少女，她们到城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实际上在拍他自己的心”


主持人：我很喜欢你这个片名——《远在北京的家》。这是一个家，它远离故乡，在北京。读到它，我就感觉一下子触动了我们心里，一种暖暖的情怀。其实，片子当中真正表现出来的，我觉得没有那么令人神往，那些孩子没有家，要说有家的话，也是非常飘忽的、不固定的、别人的家。

陈晓卿：家，对艺术创作来说，是一种非常永恒的主题，它能够牵动我们很多的情感。当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我大学毕业以后，分到单位里，当时我媳妇在安徽，我很长时间，准确说是九年，一直住在单身宿舍里。每次我们团聚的时候，同宿舍的室友都要到别的地方借宿。有时候，室友的老婆来我们也得让地方，没地方去，就在大街上遛达。有一次，我们俩在大街上走，她跟我说：“你看北京这么多的高楼大厦，家家都亮着灯，为什么没有我们的一间呢？”……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对北京有一种隔膜，没有归属感。所谓“满街的华灯，没有一盏属于我。”就这样子，哈哈。

　　　　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说，任何一个纪录片，其实更多的是拍自己的内心。我当时的那种心境，那些生活的际遇，在这个片子里面，都能够找到。为什么把保姆作为我拍摄的客体，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另一个我。

主持人：应该说是反映了你当时的一种心境。

陈晓卿：和北京之间的一种心境。所以后来有一个评论说，“他实际上在拍他自己的心”。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一次“状态纪录”试验　

主持人：这是一个１０年前的片子。我觉得，我们看了，好像吃了一个生涩的青苹果，虽然感觉到它的涩，但是它的那种味觉的冲击力，给我们的印象非常强烈。１０年以后回过来再看自己这个片子，您怎么看待它？

陈晓卿：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宿命感。你说它是味觉的冲击，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宿命的感觉，是我生命过程中一次难忘的体验。当时其实特别简单：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加上一种探索的激情，想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想让真正的长时间追踪拍摄的“状态纪录”纪录片，在中国有一次实验。它特别像今天有很多热爱纪录片的ＤＶ摄影师，自己拿着小机器，没有钱，但有信念。恰恰是他们，往往最能够记录到生活里面最真实的一面。

主持人：就像自己青春的痕迹。一段激荡人心的生命历程的纪录。

陈晓卿：10年以后，我再回头看这个片子，有两方面的感受。一方面刚才已经说了，感到那种原始的冲动那么值得珍惜，另外一方面，也的的确确为自己当年的那种很笨拙的，主要在技巧上很笨拙的地方感到特别羞愧。好多地方做不到位。打个比方说，我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小保姆们第一次走出北京火车站，看到北京的天空、高楼，那种迷茫的眼神、那种向往的眼神。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回过头来我在镜头里找不到这种让我心动的目光，就是说， 我当时没有那么敏锐地去捕捉它，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遗憾。

　　　 真正让我感到震颤的，是我们片子里面，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办法传递给观众的一些特别真实的生活。打比方说， 张菊芳在“三八家务服务公司”等待顾主等了整整5天五夜。白天等主顾挑选，晚上就住在公司，住宿环境惨不忍睹，大通铺，地铺， 人挤人的。他们这个家务服务公司也不愿意我们去很直接地拍，所以 我刚才说，真是特别遗憾。如果是今天我去拍的话，不管我遇到多大的阻力，我特别特别想看到她晚上自己在那儿待着的情形：和五、六十人挤在一张大通铺上，没枕头，就靠着自己的小包袱……

主持人：要感动别人自己首先要受感动。你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有哪些情节是你自己特别感动的？

陈晓卿：我觉得现实是非常残酷的。这和您的感触不是特别一样。我感觉触目惊心的时候，可能比感动的时候更多。如果说某一件具体的事给我感动，倒不如说是她们整个的生活给我非常非常大的震动。

主持人：最后，在这个片子中，我们看到是5个女孩子的生活历程。但是，你在拍摄的时候，从您的创作素材上来说，是不是远远不止这5个？

陈晓卿：是的。 其实我们追踪的非常多，我们一直在这种忙忙碌碌的、这种追踪的情况下工作着。我们从一开始拍摄 她们，一起上车，我们充满了希望。可是，到了北京就找不到人了，当时，可以说，感动的地方没有我们焦躁的地方多。人我们都联系不上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拍得下去？一次一次，整整1年半的时间，我们不停地在这种寻找－找到－喜悦，又失去联络－失望，在这种不停的过程下挣扎，起起伏伏。

主持人：你让我们看到拍纪录片的一种辛苦。

陈晓卿：我觉得一点都不艰苦。跟这些孩子相比，我们简直是幸福人儿。她们探到了她们生命的极限，而且还在不停地探寻和体验自己究竟能够负重多少，她们不停地试，在改变自己生活的同时，在不停地压榨自己。我们没有这个勇气啊。

这个片子后来在观众心中留下的印象，甚至超出了我们开始的时候自己的想法。曾经有一个观众给我写过一封信，内容有几句话我还记得。“普通的人渴望稳定的生活，但生活不停地改变着我们。但普通的人不怕变，这片子里面的孩子在经历这种剧变。”信中说 ，“因为只有变，才能让他们看到希望，才能让他们看到人生的极限，才能看到生命的意义。小到你和我，大到咱们的国家，不正是经历着这种阵痛，并坚韧又充满希望地向前走着吗？”其实，我想，我们可能是讲了一个正在变化中的一个故事，我们见证了正在变化的中国的一个小小的角落。


“两个人的车站”


主持人：话说到这儿吧，我想观众和我都特别想知道，片中那些女孩子，她们后来的命运怎么样。你后来还跟她们有什么联络吗？

陈晓卿：我想我能交代的大结局――就像电视剧的大结局一样――只能到1997年。1997年，这些小孩基本上和我都失去联络了。后来鞋厂倒闭了，在鞋厂的张菊芳去哪儿了也不知道。谢素萍后来在北京的海淀区卖菜。 当时因为执照的事情，我还去帮她，以北京人的身份帮助解决了一下， 做了些帮助。后来有过电话，她向我提了个要求，她听很多人谈到过她“主演”的这个片子，她非常想看一看，她自己本人没看过。我就把她请到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办公室，给她一个人放了这个片子。她来的时候跟我说了很多的话，包括怎么生意啊， 什么什么。她看完这个片子的时候，泣不成声，没有告别，一句话没有跟我说就走了。从那以后，我跟她也没有了联络。

我觉得，像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采访了一拨又一拨的人。我觉得和他们特别像在一个冰天雪地的一个车站邂逅，相遇、邂逅。也许在下一个车站，也许在以后很远很远的一个车站，我们可能还能够见到面。这个可能是人生的机缘。尤其是里面的张红芳，她已经到了上海，不知道在上海播出，她有没有能够看到，也还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这个 “大哥哥”了。

1993四川国际电视节大奖
1993年全国社教节目评比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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