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

在看朱传明的剧情片《山上》之前，我看过他的两个纪录片：《北京弹匠》和《群众演员》。在他的片子里，摄影机与拍摄对象的关系总是特别接近，——别人象是特别不害怕向　
摄影机背后的他说出心里话。这几乎可以算是拍纪录片的一个天份，而当我看到朱传明的时候，我倒是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长得就是特别好人——干净的眼神、质朴的笑容。我约了他谈谈《山上》这个片子，按照惯例，问他在哪个咖啡馆好。电话那头的他笑了起来，让我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很小资。他说：“到我这里来吧，离你那儿很近。”

　　他到路口来接我，带我往一条胡同里走。路上，给我买了两瓶果汁，给自己买了两瓶啤酒。里面是青影厂的宿舍区，他和另一个朋友租了一套小小的两居室，他住其中的一间。屋子很小，很整洁。三个架子满满放着书和碟。

　　我坐在一张弹簧老旧，但垫布很干净的沙发上，他给我找了个垫子。桌子是一张旧方几。我们坐下，开始说话。

　　1/“我当过五年的司炉”

　　问：你是哪年的？什么时候考到北京电影学院去读书？

　　答：71年的。96年的时候，考进北电的图片摄系。

　　问：哦？那你入学很晚呀？入学前工作过吗？

　　答：我入学的时候，已经超龄一年了。考上以后，自己就向系里坦白，结果被特批了。

　　我初中毕业去了技校，接着就工作了。进北电之前，我是九江石化锅炉车间的司炉。我在那里工作了五年，从副司炉升到了正司炉。

　　问：那你为什么考图片摄影这个专业呢？

　　答：我考了两年，原来是想考编导专业，第二年看考这个专业要求写篇文章——就是写个图片摄影的评论，我就去考这个，结果就考上了。当然我原来就喜欢文学，是个文学青年，在厂里办刊物，写诗歌和散文。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这个经历挺好的，因为电影其实也是一种写作，不过是用影像来写作。对于作者电影来说，更是如此。一个导演如果没有文学的素养和根基，是难以走远的。

　　问：电影学院的学习对你有什么影响呢？你学的是图片摄影，后来为什么想拍电影？

　　答：到了电影学院，我就什么课都去蹭了，泡在拉片室和图书室里看书看片子。——还记得头一次在拉片室里看《猷山节考》时的震撼的感受。在电影学院，最重要的是认识了许多人，看了许多外面看不到的片子。

　　至于说为什么要拍电影。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导演，都是看电影看出来的。余华有一句话说：“看了好小说，就有了写的冲动。”对于导演也是如此吧：“看了好电影，就有了拍的冲动。”

　　问：你喜欢的是哪类电影？

　　答：我喜欢真实的电影。

　　问：“真实”意味着什么呢？态度的真诚还是内容的真实？

　　答：我觉得态度什么也不能说明。特吕弗好象说过：“你用最大的诚意拍出来的电影，很可能是虚假的。”我想要的，是对人性的真实发现。比如我前两天看吴天明的《老井》，他的态度不能说不真诚，但是受到大的文化背景的约束，人伦道德的束缚，他没有走到真正的人性。有时候，我们会说，中国的电影是“人情电影”，而外国的是“人性电影”，那我想拍的是后者。对人性的达到某种深度的探索。

　　问：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答：比如布努艾尔。布努艾尔的自传加上布努艾尔的电影，有时候真实地让人不敢看。

　　2/“我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认真的，直接的。”

　　问：你在电影学院时拍了什么片子吗？毕业以后做什么？

　　答：98年在电影学院时，我拍了《北京弹匠》，毕业以后，我到摄影家协会上班。当一个图片编辑，编了一些书，比如全国摄影师取证教材等。

　　问：为什么你一开始拍片时，就拍了一个纪录片呢？并且选择了《北京弹匠》这个题材？

　　答：当时我去蹭谢晓晶老师上的纪录片课，喜欢纪录片，因为其中让我看到了真实的影像——真实的东西是最好的东西。《北京弹匠》这个片子是借了台超8拍的。拍这个题材是件偶然的事——也是很自然的事。我发现了那个弹匠，一看见他，就觉得要拍他。当时大部分同学在拍短片。我有点逆反心理，就拍纪录片去了。现在当然觉得拍短片也挺好的。

　　问：当时有一批拍纪录片的年青人，比如拍《铁路沿线》的杜海滨，拍《老头》的杨荔娜。拍的题材风格等等有一点接近，你是怎么看这些作品的呢？

　　答：虽然可能被归类成一批，但还是各人做各人的事情。不过我和杨荔娜是有些不谋而合的，事先不知道，后来发现大家都做出东西来了，想法也有近似的地方。这些作品里，我觉得王兵的《铁西区》好。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就有了深度和广度，在起点考虑到终点。

　　问：你怎么看自己拍的《北京弹匠》？

　　答：我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认真的，直接的。

　　问：《群从演员》呢？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题材的？

　　答：《群众演员》本来是想拍成一个故事片的。我与一个群众演员住了一年多，他们生活的戏剧性，几乎是我不能重现，不能重复的，但当时临近毕业，时间限制，就拍了个纪录片。

　　问：这个片子里，摄影机下的人物裸露出了真实到近于残酷的一面，并在当时引起了一些关于“摄影机的道德问题”的讨论，你能让被你拍摄的人看你的片子吗，你是是怎么看待这个“道德问题”的？

　　答：我总是能很迅速地进入到被拍摄的对象中去，这算是我的一个长处吧。至于这个片子，一开始我就知道，不能让他们看。——这里我觉得确实有着“无耻”的地方。也是我后来去拍剧情片的一个很大原因。纪录片拍的是别人，剧情片拍的是自己。

　　问：在摄影机的干涉下，被拍摄者与拍摄者，都会受到影响吗？

　　答：这是当然的。被拍摄的人在摄影机面前总会有一些表演性的成分，但绝对的真实也许并不存在吧，摄影机参与的真实也是一种真实。拍这个片子时，我觉得我的状态和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生活是焦灼的，我自己也是。他们让我看到了生。活中绝望的一面，但同时也看到了绝望中的“力量”。我觉得拍纪录片有一点是特别不好的：我看到了他们生活得很悲痛，但我自己还是在幸福着。我拍完了片子，还是过着自己的生活。

　　问：那你怎么看待你的这个片子呢？

　　答：作品是跟着作者的生活经历一起成长的。跟当时的心境、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有没有范本、没有任何人这样做过的情况下，这个片子还是有它的意义的。

　　3/“慢慢来，不着急”

　　问：《山上》的剧本，是在北京就写好了回家去拍吗？

　　答：这个片子，倒一开始是想拍个纪录片。我前几回回家，还拍了几盒磁带，但是时间不充分，后来就想，拍成个剧情片吧。当然也因为钱不充分，只能拍出个小片子。所以，“因地适宜，实事求是”，拍个这个电影。这个环境，这些演员，我都非常熟悉，片子里的光头就是我的表弟。他们没有多少想法，乐天知命。光头—父亲—爷爷，其实只是处在不同的时间段上，是一个循环，一个悲剧性的过程。

　　问：但这个片子还是让人觉得好，里面的人都很好。

　　答：雷诺阿这么说过弗拉哈迪：“他片子里的人为什么可爱，因为他为爱而生。”就是这样吧。

　　问：我觉得你的这个片子特别安静。人物都不怎么说话，光头就唱了两次歌。

　　答（笑）：你是喜欢这个片子的，就觉得“安静”。不喜欢的人，可觉得“闷”。我在工厂的时候，表弟来找我，说：“我在山上都要呆成哑巴了。”他有一次唱歌，是在卖了茶叶之后回家的山路上，就是特别短暂的欢悦。在那样的环境里，形式与内容要合拍，动起来是很可笑的。

　　问：那么中间那段用罗大佑做配乐的快速的剪切会和全片不谐调吗？

　　答：前面太闷了，需要一个情绪的释放。我把它当作影片的一个分割点。光头在相亲后，是被作为“成人”来对待的。当然，我也拍得有点恶作剧（笑）。

　　问：你刚才说，剧情片拍的是自己，怎么说《山上》拍的是自己呢？

　　答：这指的是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在剧情片里可以有更自由的表达。

　　问：这个片子是按着计划来的呢，还是有很多随机的成分？

　　答：我不满意的地方，也在于这个片子把纪录片的优势给扔掉了，没有多少即兴的东西，基本上按着规范来。不过，因为这个剧本是从生活中来的，所以还是真实的吧。

　　问：对这个片子有什么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

　　答：我拍完片子总是不满意的，有的时候还没拍就不满意了（笑）。这个片子要说好的地方，我觉得情感是控制的，节制的。电影节奏不是一种情感逻辑、戏剧逻辑的节奏，而是生活本身的节奏。象塔可夫斯基说的：“你没有权力在影片中渲泄自己的感情。”

　　问：这个片子你带回老家去放过吗？

　　答：带回去放过。大家来看，都觉得很好奇，很好玩。指点着说：这个景色拍下来挺好看的呀，这是谁家呀，这是谁谁谁呀。他们是站在一个新奇的角度上来看这个片子的。被拍进电影对他们来说是第一次经验。看到片子中出现自己，就叫起来：这是我。这是我。

　　问：《山上》拍了多久呢，花了多少钱？

　　答：从02年底到03年元月，拍了二十天，花了几万块钱吧。摄影机是借来的索尼PD150，录音设备是租的。片子的摄影就是我的弟弟朱传亮，他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

　　问：这个片子在北京的放映情况呢？

　　答：现象工作室组织的，在北京图书馆放过一次，还有大学生电影节也放过一次。

　　问：参加过国外的哪些电影节吗？

　　答：参加了去年10月的维也纳电影节和今年1月的鹿特丹电影节，都是展映。电影节还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方式。常常是老人喜欢我的片子（笑），维也纳有个老导演很喜欢。

　　问：下一部影片你打算拍什么呢？拍片的经济环境等等，要怎么解决呢？“独立制片”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你有没想过拍院线影片？

　　答：我还打算拍一个剧情片。就在北京，拍两个在城市里头游荡的人。经济环境这些问题，都慢慢来吧，不着急。我没有什么对自己的限制和等待，但是有很多事情，还需要等待，实践，慢慢来（笑）。

　　在采访过程中，朱传明笑着说了好几次“慢慢来，不着急”。他对想做的事情所抱的期待，并不因为环境的困难而被磨灭，总是想着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往前走。——这是非常让人敬佩的，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谈话结束的时候，天也黑了。我们去电影资料馆旁边的一个小馆子吃饭。朱传明向我解释他的“慢慢来，不着急”：“比方说吧，我们现在要是有十块钱，那就一起吃两个煎饼果子；要是有五十块钱，就可以去让店里点两个菜，要是有一百块钱，那就可以吃得更好些。”我听得笑起来。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了许多下一个片子的事。吃完饭，他逛书店去了。

　　评论：一种真切的描述

　　第一次看《山上》，是在第十届大学生电影节上。北国剧社200人的小厅，我去得迟了一点，摸黑在一个角落坐下。银幕上，是一户农家，几个人在劈“香丝”——木头用手工劈细了，做敬神用的香里头的芯。很安静，没有对话。我忽然被触动了。——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看过这么安静的电影。

　　这是一个剧情片。讲一户住在山上的人家。爷爷，父亲，母亲，还有他们的小儿子，一个叫“光头”的年青人。山上到山下，要走一段很长的山路。他们种茶，做香丝，有时候光头去溪里震鱼到山下卖。片子叙述光头的生活。用的是一个个固定镜头，对好，就拍上几分钟。他的家庭，朋友，他的感情，婚事。

　　家里很穷。父母的钱用来给两个哥哥到山下盖房子娶亲了，光头的婚事就不好解决。他有点喜欢杂货铺里的女孩子，但这个女孩子坐到了别人的摩托车后头，他去相了一回亲，给对象买了根冰淇淋吃，这件事最终也没成。他的两个朋友，一个在山里打石头做磨盘，开山时被炸死了，另一个到广东去打工，家里要他带上棉被，他不愿带，说：“那边什么没有。”光头的爷爷很老了。一天到晚都坐在屋檐下的一张椅子上，几乎不说话。有的时候，他一个人走到奶奶的坟前去坐着，光头去把他背回家。

　　如果说一个人，完全没有农村的生活经验的话，这个片子真是“很闷”的。它有一个又一个长的，固定的镜头，很少的对话。人物不好看，事情很简单。——但是它是这两年拍农村题材的片子里，能让我，真正“感动”的一个。

　　在大学生电影节看片子那天，电影放完之后，我满心都堵着，几乎想哭。这个片子让我想起山区的老家，老家的亲人。我看着光头，就象看到表兄弟一样。那里的生活真的就是这样的节奏，这样的面貌。质朴而艰苦的生活中，人们的想法是非常简单的，他们的话很少，表情也很少。他们基本上是“听天由命”的，但是，这个世界又不再象过去那样，可以让人“乐天知命”。

　　一方面，是媒介时代的到来，再偏僻的小山村，也听得到，也看得到外面世界的景观。但是自身的生活却不能有什么改变，只是在对比中越让人不知所措。另一方面，艰苦的生活不断地在压抑人的愿望与期待，最后，也许让人最后地呈现出一种“乐天知命”的状态。象是光头的父亲母亲一样。但这种“乐天知命”，太过于被动了，也太过于艰难了，一个观看者，心情在敬与悯之间，几乎也无法处置自己的感受。

　　看这个片子，有时候觉得真苦——日子这样艰难，这样容不下一点梦想。有时候又觉得真好——里面的人真好，家真好。父母对光头的好，光头对爷爷的好：他把爷爷背回家，爷爷说要洗澡，他说好，去把大木盆子端来，给爷爷倒水。他们之间，当然是从不用“爱”、“希望”这样的字眼说话的，他们的爱和希望只是在事情里。沉淀得无声无息。

　　光头从头到尾就也没有说什么话。他在夜里上山回家时，一个人在山道上，才放开喉咙唱起歌来。唱的是童安格的《耶利亚女郎》：“耶利亚，我的耶利亚，我永远要找到她——”他也不会去想他的唱的词的深意，更不至于象我一样，想从中解读出什么象征意义。他只是一个人走在夜间的山道上，有些孤单害怕。但是我听他这么唱着，忽然地，很难受。他喜欢的女孩子可能有男朋友了。他看到她坐在别人的摩托车后，可是他除了追上去看看，又能怎么样呢？他也没有表达什么失望伤心，他只是蹲在街边，蹲了一会儿。

　　这个片子还是拍得很节制的。但正是这种节制，可能暗合着人的只能的自我压抑。结果反而让观众，也觉得被一块大石头压着一样，心里头闷闷的，说不出来。头一回看过这个片子好久，我遇到导演朱传明。跟他说：“我真是喜欢这个片子。”又向他借了刻录盘来重看。

　　这一回从电影的角度看，我也还是喜欢他处理这个题材的手段。中国的拍农村的片子，常常是想象中的农村，在描述之中，有太多的说明和解释。但是朱传明就是描述。这个剧情片，拍得有点象是一个纪录片。导演就是那个地方的人，演员全都是他的亲戚朋友，剧本是他先期写好的，但他在写剧本的时候，头脑里已经知道他要拍的是谁，谁的生活，因此，这个片子是个剧情片，但是是从真实的生活，具体的感受中生长出来的剧情片，而不是一个外在的人编写出来的故事。这个故事写得其实是相当齐整的。家庭、朋友、婚事。一层层讲下来，有些线索几乎觉得“代表性”过于明显，但是生活的实景与生活中这些实实在在的人“吃”掉了这个剧本的框框架架，而让人感受到了真切的质地，真切的感受。

　　我喜欢这个电影的固定镜头和拍摄距离。有时候固定镜头相当长，但是如果你投入地去看，你会觉得这种型态的生活，就是这么慢的啊——晃动的镜头，频密的剪切，是不适合于这部电影的实际内容的。当然，观看的耐心是从感情中产生的。人们总是对自己有感情的事物，有着更多的耐心。我看着这个片子，总会想起回家乡过年时，在乡下看到的景象，就是这样一幕幕。慢极了，可有着内在的，坚实的节奏。而朱传明基本上拍的都是全景镜头，几乎没有特写，他不是要逼近这种生活，找出什么让人猎奇的东西。这种生活，基本上是相当浑沌的，而不是在细节处有什么特别的微妙变化之处。这种距离是一种温和的距离，没有太突出的态度。就是这样的生活，不能说它如何困难，如何需要同情，不能说它如何美好，如果值得敬仰，这只是“活着”，这种活着的方式。

　　所以，这部影片有着一种“不隔”的好状态。这种不隔，一个因为作者原来就身在其中，他知道这种生活的质地和节奏，另一方面，是实景拍摄和非专业演员。有一场戏，是光头的朋友来旺要出门去打工了，请他们吃饭。这户人家的家境显然比光头家好些，齐整的两层瓦房，门口堆着高高的柴垛，几个年青人就坐在院子里的矮桌上喝酒吃菜。来旺的妈妈给儿子收拾行李，拿着东西出来，这个要不要带走那个要不要带走，儿子不耐烦，觉得出了门，什么没有？这里的妈妈和儿子都是非专业演员演的，可是都非常自然。让我们想起，自己刚刚长大离家时的一幕幕。光头喝醉了，站在路边呕吐的那个镜头，也很好。没有直接去说明他的向往与无奈，就只是喝醉了，喝吐了。镜头搁得很远。不接近他的难受。也没有廉价的同情。

　　在拍过两个纪录片之后，《山上》是朱传明的第一个剧情长片。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我认为这部片子的处理有一些随意（比如中间那个伴着罗大佑的音乐快节奏剪切的片断），或者生硬（比如最后老人的去世与丧礼）。他的好处，在于他对生活的切入，有着一种从中生成，返身回看的角度，于是显得自然而准切。但是有的时候，他又给了自己一些前提的框架，让电影多少显得平板了些，缺乏深入下去的，或者飞跃上去的东西。

　　不过即便如此，《山上》依然是我所看过的，一部描述农村，而不是想象农村的电影。它“真切”，并因为“真切”而动人。

参赛
维也纳电影节
鹿特丹电影

4444(创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