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Liechti

皮特·里克提（Peter Liechti），1951年出生于瑞士圣加尔，在苏黎世大学学习艺术与设计专业，毕业后来成了自由职业者，教学绘图和绘画。1981年至1982年, 皮特·里克提待在希腊的克利特岛，全心投入于绘画和写作。1983年，皮特·里克提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电影实验和电影表演。1985年在圣加尔与人共同创立了“K59”电影项目。1988年至1995年，是苏黎世的Achziger电影小组的成员。从1990年起，他定居在苏黎世。

皮特·里克提主要影片代表作：《一个母亲的报告》（Bericht einer Mumie，2008）、《无限制室内乐》（Hardcore Chamber music，2006）、《纳米比亚交叉点》（Namibia Crossings，2004）、《幸运的男人》 (Lucky Jack，2003)、《玛莎的花园》（(Martha’s，Garden 1997)、《塞纳的行李箱》 (Signer’s Suitcase，1996)、《帽子上的洞》（A Hole in the Hat，1991）、《罗曼·塞纳》（Roman Signer，1990）、《格瑞姆塞尔：目击者报告》(Grimsel : ?An Eye, Witness Report,1989) 、《戒除习惯》（Kick That Habit，1989）、《希望戏剧》(Theatre of Hope，1987)、《山中旅程》(A Trip to the Mountains，1986)、《垂直线与水平线》(Vertical/Horizontal，1985)



我反省、世界观察与诗意的反抗：皮特·里克提的随笔式记录影像
――有关皮特·里克提的电影评论摘译

作为一个独立电影人，皮特·里克提早期纪录片和实验电影与一些著名艺术家、音乐家有关，其中有两位瑞士的观念艺术家罗曼·塞纳（Roman Signer）、罗伯特·穆斯兰（Norbert Mslang）, 瑞士的实验音乐家弗雷迪·斯特德（Fredy Studer）、韩裔录像艺术家白南准（Nam June Paik）。

皮特·里克提的电影从一开始就为瑞士纪录片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在80年代拍摄的早期作品就令人信服地表明了里克提能够有效地把纪录素材和想象创作构成一体，比如《一次山上的旅行》。这部电影以随笔方式为特点，富有个性的新奇语言, 一开始呈现的是去往奥地利高山上的一次忧郁的旅行纪事，但是电影逐渐展开，成为关于电影制作本身的一次复杂思考。影片中，作者既是影像的拍摄者也是评论者，粗糙的超8摄影机影像和录像画面把阿尔卑斯山周围的老套景象（观众期待看到的那些）和他在山上的个人经历结合。里克提把他对人们一贯的“享受自然”经验所持的批评态度，还有他自然而发的反多愁善感的反应，转变成为奇妙的抱怨不休的叙述：“山破坏了我的思绪.，山虚弱了我的大脑 ”。这种情绪反映在下雨、雾、冰雹、单调的风景中，“没什么可以告诉家人的”，还有每天索然无味的生活，“阴暗的宾馆房间, 不得不吃的山莓蛋糕”。《一次山上的旅行》是一个典型的电影随笔，一种个人方式的影像表达，或者说是“个人观点”，一种影像自传式的探索，这些特点同时交织着对所看到事物的直接观察和讽刺冷淡的批评。

在充满激烈辩论的政治随笔短片《希望剧场》中， 他用了类似的方式，但是这一次 作者展示的是另一个角度，一个政治高峰会议: 八十年代中期，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会晤，两大国家元首会晤的舞台。里克提把自己当时用超8捕捉到的画面来对峙其它视听素材: 电视里关于事件的模式化画面，一些选择的音乐歌曲以及艺术家罗曼·塞纳的一个艺术行为的若干次重复。《希望剧场》是一部以蒙太奇方式来极端地进行材料并置处理，显而易见地展现了这种事件的丑陋。影片的用意是明显反抗的，但是是通过音乐和艺术的影射方式来实现的。这也就是里克提电影作品的基本命题，在这个命题下，他所有的电影作品都在继续他的诗意的反抗。
皮特·里克提有着对影像敏锐的眼睛，敏锐于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环境和人工自然的越来越普遍等问题，其作品特点是不断发现影像的多层次含义。

在《戒除习惯》影片中，音乐及声音材料、表演和影像运动的构成是奇妙的一致。虽然里克提很着迷瑞士实验音乐家罗伯特·穆斯兰、安迪·古尔等人的晦涩噪音电子音乐作品，但他没有只是简单的纪录和说明，是非常有想法地使用这些声音和音乐，让它们和自己的视觉影像来和谐构成一体。尽管有一种有关《戒除习惯》的解释是，里克提所有作品中的一种“音乐电影”（作为他的“文本电影”的一种区别），但其实这种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能感受到，这部片子是一类旅行日志：影像和声音浑然一体，伴随综合蒙太奇的冒险使用，再次引领我们漫游在瑞士东部，让我们有机会去观看倾听一个类似于艺术家的行为和声音。

《格瑞姆塞尔：目击者报告》作品最初构思是来自对在山中建立一个能源电站项目的反对声音，在拍摄之前，作品的构成被改变了，这个项目因为经济原因被取消。但里克提和该片的创意者瑞斯·巴兹利依然坚持这个拍摄题目依然有其意义，继续去到项目计划的原位置巡查，耐心地倾听那些本地人质疑的声音，从多种角度来记录下有关自然环境的生态和命运看法。尽管这部片子方法上并非有特别大的挑战，但还是超越了电影的一种政治倾向。

里克提对影像表达方式的持续探寻和实验，最显著的一个结果是其获得国际声誉的纪录片《塞纳的行李箱》，这部有关瑞士艺术家罗曼·塞纳的纪录片，也是里克提全部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它完全区别一般有关艺术家的纪录片，最重要的特点是电影是被拍摄者与拍摄者卓有成效的合作。塞纳的艺术行为表演被影像化，艺术家的观念和影片作者的创作共同合成为一个具有创造力的电影作品。《塞纳的行李箱》历经多年的创作，并经历了跋涉无数地方的旅行，这个作品完美地与塞纳的艺术及个人世界结合，可以看作为里克提所有作品的一个象征，这就是，作为纪录片的影像作品是一种彻底的独立精神表达。

里克提在以后的作品中继续探寻着他的“电影式纪录片”，《幸运的男人》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作者是这部片子中的主人公，讲述的是作者本人几次利用远足旅行来戒烟的尝试。三次从作者现在居住地苏黎世出发到其出生地圣加尔，每次不同路线，穿越瑞士东部，每次都是“讲述我”伴随“拍摄我”方式，一种自传式的旅行记录，伴随着作者的观察、思考，对自己的生活、周围的环境和人、以及彼此关系等等。影片展示了《一次山上的旅行》继续下来的的多种想法：在行走的身体疲劳和相同疲劳的拍摄之间的关系，对“家”的含义的评论和反省，出现在每天行走观察的根深蒂固的感受，一种影像方式来呈现的、带有忧郁的反讽式的自我反省。作品是富有视觉的影像日记，记录的是在随性所欲与社会标准之间的摩擦来不断汲取精力。还有，在《一次山上的旅行》影片结尾，一个视觉中的病鱼（“只要是绿色水中的任何地方，病态的白色花朵”），影片的结构也是这样，把社会进步论点浓缩到生活和死亡这个基本问题。像里克提所有电影作品一样，《幸运的男人》也是含义丰富的主题指向，涉及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纳米比亚交叉点》这部里克提最近的影片，作者跟随一个多种文化和背景的音乐家组成的演出团去到非洲的纳米比亚，记录了一个要在非洲实现的雄心勃勃的音乐计划。这个计划并非目的于要融合爵士、传统音乐和非洲音乐方式为一体，而是计划要开始一个不同文化之间的初次相遇。影片放置在壮观的风景视觉和无数旅行印象的背景下，作者以具有特色的简明方式，捕捉到这个作为艺术实验室的行为结果：音乐展示的那些场面，还有这个演出团成员之间日益增加的冲突。影片暗示的是，位于分界线，尊重是必须的，这样人们也许能超越。或许这也是里克提全部作品的一个共同含义：影像被认可的一种艺术样式，应该是放任多种方式超越和融合的。

皮特·里克提他的电影作品在许多国际电影节和电视台上放映、并获奖。自从2003年以来, 在苏黎世，卢塞恩，纽约和维也纳等地举行他 的电影回顾展。

（选自瑞士电影中心网站“追寻皮特·里克提的电影旅程”）


皮特·里克提访谈
访问者：康斯坦汀·沃尔夫
时间：2004年11月
中文翻译：宋田（摘自“瑞士电影中心网站”）

问：你的所有影片既是纪录片也是实验电影. 像其它的纪录片一样, 你的影片围绕着一个主题, 但是它们的实际目的看起来是努力追踪被这个主题激发起来的电影想象。
答: 是的, 我总是跑题。我总是这样，当学生时就已经这么做了。你可以负面地看待它, 称这是缺乏专注；或者肯定它，把它看成是一种力量, 一旦我被什么给触动，然后想象，这种力量就贯穿 这个过程中。很明显, 我需要电影里有一个清晰的结构, 一条可以带我从A到B的线。这点必须要设置得很清楚, 也是因为这样，我可以即兴发挥，像是做音乐一样。我喜欢在影片中用音乐的结构思考。我想保留事先并不总是知道要做什么的能力, 想对自己所做的保持好奇, 一个探求者。风险就是事情出错或者完全不向我期待的方向发展。如果我可以保留这种能力, 我就符合为一个艺术家。

问：《纳米比亚交叉点》里的音乐显然扮演了主要角色, 但是影片并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音乐电影。
答: 从一开始,我对音乐的关注就比对遭遇的关注少。这种遭遇是瑞士人、其他的欧洲人和非洲的男女们的遭遇，和另一个国家的遭遇，以及和自己的遭遇。很清楚， 这个音乐计划要被记录下来了，但它其实只是作为传达其它东西的一种手段. 影片里表明了音乐只是我们用来游历这个国家的一个方式，很奇特的方式，因为音乐大概是最优雅的交流方式, 是人与人之间比较容易地建立关系的直观易懂的语言。对我而言, 这个十二个人组成的合唱团是多种异质与国际性混杂的缩影，也是我的日常经验的另外一个版本。

问：所以说，电影中场景，纳米比亚, 还有非洲, 就不仅仅是音乐的舞台背景了。
答: 是的. 我总是试着不孤立地去看待艺术, 或者按照通常定义理解艺术, 我是在一个具体的作品文本中来理解它。 电影是个理想的工具。在电影里我可以把想法变成可读的, 可以在景观的影像里注入含义, 可以把影像、声音和文本联系起来, 就像是在梦里一样。
非洲一直有一种积极的气息辐射着我，特别是因为音乐，像爵士、布鲁斯，包括这些音乐在非洲的发源。我一直着迷于那里人们的美，那些人动的所有方式。这可能听起来有些夸张, 但是对我来说，非洲是最陌生却又离我最近的地方。我的印象中, 非洲使得直接相遇形式成为可能，即与人类处境的相遇，与个人的自我身份的相遇，以及与作为人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的相遇。从某些程度来说，这是我在其它地方体会不到的。

问：看完《纳米比亚交叉点》这部片子，令人难忘的是影片对真相持续不断的反应，它并没有回避在多文化的音乐计划过程中显现的冲突。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冲突产生、并且想要记录下来?
答: 实际上不是。我是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什么才可能是实验的核心。我多少有些游离在这个音乐计划的外面, 让自己跟着走就是了, 所以我经常没注意背后发生了什么。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沉淀进去。在一些关键时候，有人过来说: 我们今天讨论得很热烈。但这时已经迟了。 所以摄影机经常是待在错误的地方。之后我就用了小摄像机，很便捷，我一直带在身边, 这样就可以即刻做出反应。通常这个团队有二、三十人，大多数事情发生时, 特别是有麻烦出现时我都在场。在那种情况下, 退一步想那六个星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要花点时间的。

《纳米比亚交叉点》用了一种开放的方法。通常，这部影片的实际发展大概只有两种方式: 或者发起一个兴奋感人的有结果的冲突, 或者是通篇无聊至极, 让人呵欠连天。我真的害怕这两种可能性. 但是幸运的是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 确实有着一种开放的碰撞, 有失望和相遇的时刻, 以及继续下去的意愿。尽管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痛苦的经历，也意识到, 即使带着世界上所有好的意愿, 相遇有它的局限性。

问：《纳米比亚交叉点》里纪录手法的开放性，在《幸运的男人》里更能体现出来, 这部电影以记录几次戒烟的尝试为开始, 但是逐渐地发展成对更基本话题的处理。
答: 是的, 这两部电影可以是很好的比较。两部片子都是定点于人生的中途，没有这些我无法自然意识到这些。我理解我做电影，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创造发现的过程。 做电影是我思考我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在最好的情况下, 是让人进步的机会。在《幸运的男人》里， 我是彻底的一个人。我的出发点基本上被确定为： 比如说，从A到B，以远足方式尝试戒烟。结果是完全不可预测的，甚至比在《纳米比亚交叉点》更难以预料。比如说，我一点都不知道会有三次尝试。很长一段时间也不是很清楚最后会成为一个电影。 当素材具备，徒步旅行吸引我的是: 这三次类似的旅程是否有什么发展。因为对我来说, 三次徒步都不相同。第一次很难, 我没有安全感，也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第二次徒步我就已经知道去期待什么了，通常我很享受带着小摄像机独自在路上, 一种“归根”的实践方式, 很美妙。第三次的徒步又很困难, 当时是冬天, 瑞士东部让我很郁闷, 还有所有吸烟的问题。最后实在太艰难了, 所以我就决定绝对不想继续第四次徒步。影片的剪辑真实地反应了我经历的那些心境。

问：《幸运的男人》是一个情绪和行动的复杂拼贴。我认为这两点是影片的中心: 一方面, 观众观看你去发现你来自何处 （家庭、区域、归属感)， 另一方面，你使自己处于与处境的对抗、与死亡想象的对抗。这两个典型主题蕴藏在这个自我反射风格的公路电影里。
答: 记得吗，我以前就经历过这种电影拍摄形式，那是15年前我拍《山中旅程》的时候，实际上我为自己重新发明了电影。当我在路上突然孤单一人面对某些情绪的时候，我还算熟悉我产生作用的方式。“情绪多变”和开放是我工作方式难以处理的有趣的情况，我已经很好地意识到了。我当然知道没有比谈论吸烟更无聊的了, 两分钟后对话就枯竭了。每个人都知道吸烟是不健康的, 吸烟只能作为一个出发点：放弃习惯。戒除的过程更有意思, 因为放弃某些东西有很多层面。无家可归的感觉对很多人都很熟悉,，首先对艺术家而言。这也是一种戒除的形式: 脱离了根或者束缚你的力量，你怎样去对待它? 不断地去创造一个不一样世界。字面的意思是，每天一个新世界。过度的警觉和身体的抽离使人变得易怒, 易怒就意味着有攻击性. 但是也意味着对刺激容易产生反应, 这是我认为非常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一面。我真的看到更多, 而且非常有动力地去做事。因为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 一切就是该死的吸烟. 我出发前就意识到吸烟是个出发点, 并且可行了。

在其它艺术形式，文学或者喜剧中, 我一直觉得当人们能够谈论自己, 设法获得一定的间隔, 保持诚实并且接受情感进入的时候, 是很吸引人，很让人开心的。我比较擅长讲自己的故事, 而不太擅长创造我个人没经历过的故事。

问：讲你自己的故事也去发现你自己的向往和渴望?
答: 是的, 我在这个地区很清楚地分布了几个点。圣加尔和阿彭策尔相比既不好也不坏，但是我钟情于小阿彭策尔, 那里旧的习俗多少还延续着, 在某些地方仍旧可以感觉到。这是我为其保留空间的一种形式的向往。我会非常刻意地为自己偏爱的保留空间。《幸运的男人》满足了我之前写好的一系列愿望，一如电影里我想要的: 演奏那首波兰歌曲；在一部电影里展示我的祖母；可以满足我对飞机的偏爱；坐缆车等等。有几件事被保留下来，我对直升机也非常着迷, 我觉得它们是奇妙的机器.。我的电影里几乎没有一部没有直升机的，《纳米比亚交叉点》是个例外，但是那里也没有那么多直升机。

问：“直升机”这个词直接带我们到《赛纳的行李箱》这部电影。你的电影和罗曼·赛纳、包括他的艺术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你同意这样的评价么?
皮特: 我很早之前就认识罗曼·赛纳了，甚至早于我拍第一部电影。我认为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很棒, 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作品。我经常作为记录者去帮忙拍摄他的行为艺术作品, 或者有什么需要准备的或者拆除的时候, 我就是他的助手。他的有些小片子是我为他做的。我们都没钱, 所以他也参与到我的作品中，体验他看待事物的独特方式，这些总是难以想像地激发我，他使得我对很多事情看得很清楚, 甚至都不用说什么,也让我认识到自己。另一方面，他完全是个极端自我的人， 他对其他人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和他在一起，会感觉到一种巨大的磁场影响，原因就是他是个非常棒的艺术家，非常谦逊适度，同时也是个非常开放的人。
这种谦逊适度对我是很重要的。对照一下我们身处的这个奢侈、到处充满急功近利的世界，这种谦逊和适度让我印象深刻。 他真的不让自己被改变。 在拍《赛纳的行李箱》前，我就已经记录了他的很多行为作品， 总是觉得非常遗憾，因为都是没有钱的制作，无法充分发挥。之后，多花一点钱做个电影的渴望就成为《赛纳的行李箱》的初衷。我想这部电影的成功也和方法的正确使用有关系, 罗曼赛纳的方法和我自己的方法，他的行为被和谐地结合起来，创造了最好的效果，提供了电影需要的视觉力量, 而不是简单的记录。

问：《赛纳的行李箱》主要是用胶片拍摄的，《幸运的男人》只能用小摄像机去拍，《纳米比亚交叉点》则是个混合的形式，各种不同的媒介对你的作品来说重要吗?
答: 我原来是可以不需要数码技术的，但我是处于影像媒介发展的进程中。技术的整个发展实际上更让我困惑，更扰乱我，我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这也是我拍 《幸运的男人》 的另一个原因。我和自己说我绝对要拍一个极端的录像, 专门用摄像机拍的电影, 这样整个媒介的发展对我就变得有意义。当然了, 我之前显然也不可能拍出像《幸运的男人》这样的电影。从这个方面说, 很了不起。我还是为高清的出现感到高兴, 因为图像质量应该是更好。如果作品需要更注意细节的话, 对我而言, 只会更好。因为我认为在视觉方面多做一些而不需要牺牲自发性, 是件好事。这就是我在《纳米比亚交叉点》拍摄中有时会重新用回35毫米胶片的原因。有时我会说, 等等, 每个人都有两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那我们拿上35毫米的摄影机吧。你不能简单地用和摄像机同样的方式捕捉风景，要确保35毫米的影像不能在录像素材里显得太突出, 而是改善它, 结果很成功。如何用你的资源一直是个问题。现在如果我要拍一部像罗曼·赛纳这样的电影或者关于画家的电影, 颜色在片中占有很重要的部分, 我会用电影或者混合的形式。但是现在我很期待新的高清格式会是什么样子, 是否会真正的产生新的可能性还是会取代胶片。尽管我喜欢胶片，我不会对它的过时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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