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不化

这部65分钟的纪录片是对2001年8月现代艺术策展人茅小浪和左靖在安徽泾县查村策划的名为“重塑社会”——2001中国艺术家观念反思活动的一次记录。全片最初是作为该活动的影象资料纪录而拍摄的，但是在拍摄过程中大量素材的积累导致了本片的最后剪辑完成。全片使用SONY的PD-100型DV摄象机拍摄，最后使用对编机完成后期剪辑。

左靖关于本片的评论：《独立影像对主题展览的伤害》

张勇的DV纪录片《百年不化·现场》于今年10月上旬和下旬分别在分裂了的“运动的视域”——北京2001国际影像展上展映，并在最具影响力的中文艺术网站“美术同盟”上播出，该片得到了一些业内人士的好评。这部65分钟的纪录片是对今年8月茅小浪和我在安徽泾县查村策划的名为“重塑社会”——2001中国艺术家观念反思活动的一次记录。我在《重塑社会，如何可能？》（《上海艺术家》2001年第4、5期）及活动的简介中（见“美术同盟”网站本次活动的专题）已经陈述了关于这次艺术活动的记录思想——源于我试图通过来自不同领域的力量（它们往往像碎片一样分散在各处）形成一股合力，这并非证明我乐于贪大求全，而是在这类民间的活动中，我深知，热情与执著是推动我们进一步工作的唯一依靠，它们所凌空绽放的礼花虽然绚烂，但又是那么难以持久。每在困难重重之际，我总是想到沃纳·赫尔措格的著名电影《人人为自己，上帝反大家》中一句被删去的台词，“当我环顾我的周围，看看四下里的人们，真的就会有这样一种感情产生：上帝必定会反对他们！”——我的近乎偏执的努力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这次活动中，用影像记录被我视为重点。看到张勇的DV处女作《看不见的城市》后，我对他说，你以一种私人身份记录，只从自己的角度，对自己负责。正在这时，参展艺术家陈宇飞在和电视台的编导刘妞的一次闲聊中，促成了另一种可能。对体制内的事物，我一直深怀警惕，对刘妞，我更是在摆出种种困难的同时，夸张地表达了自己对大众媒体的漠视，这种有失礼貌之举并没有让她动摇，……虽然其间又有几次反复，但8月15日，两套迥然不同的记录方式终于都按着计划同时出发了。

作为策展人，我一直克制着自己不对他们的记录参与任何意见，否则又将会成为另一种“体制”而有损于独立精神。这两种记录中哪一种对我们的策展目的更有益或更有害，一开始我无疑有着明显的倾向性，但我一贯对人的怀疑与对事的迁就使我并不认为独立与自由的态度一定会成就某种完美的结果，因为独立与自由是属于他者的。它的结果甚至可能与体制内对一次活动的损害相一致。但，凭着我对DV记录方式的些许了解，我确信张勇肯定具有这样基本的优点——能够做到相对真实、原生态的记录，在记录过程中对艺术家可能的干扰约略为零。

《百年不化·现场》一开始就是两段起着消解活动意义的言论，一是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方旭东的：“百年不化我觉得不太可能，本来中国的传统只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 。一是参展艺术家孙建春的：“百年不化我觉得说白了意义不大，扯深了也没有什么意思 ”。接着是策展人左靖的阐述：“我们除了这种环保之外可能还有一点就是，百年不化意味着中国人观念问题，中国人的观念百年不化，艺术家的观念百年不化”。这三段话把人带入一种自相矛盾的语境中。

紧接着是关于地点、砖、墙以及墙的砌法的争论，这一部分占用了大量时间，争论看起来是永无休止和毫无意义的，难免让人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厌恶。一种意见压倒另一种意见，然后被第三种意见覆盖，几乎每种意见的终结者都是策展人茅小浪，他强有力的意志让每个试图争辩的人都无功而返。不过，我坚持认为茅小浪对这次活动的构思是成熟的，他的所做所为是基于他的真实境遇，这种境遇实际上是我们共同的境遇，而对人的真实境遇的“叙述”正是现代艺术的特征。

张勇很清楚非得这么拍才能体现出他的感受。这又要回到一个老问题，即“含义先于存在”，还是“存在先于含义”。作为一个主题展览，我们无疑要遵循前者的规条，但作为新纪录片精神的体现者，张勇肯定更愿意从后者出发。对于本次活动，他是冷眼旁观的局外人，但问题在于，他时而又闯入局内，把自己的好恶通过影像呈现出来。对于张勇来说，这只是一个所谓的艺术活动，而不是一个名为“重塑社会”、经过一年多精心筹备的、有着明确主题的活动。他只在自己的意义系统里工作。一开始他的立场就已隐隐地设定为否定，到了现场，这种否定不可遏制地马上成为主导张勇工作的指针，但这只是一种“抽象的否定”，它的基础何在？它又怎能实现对问题的超越性理解呢？

张勇在给我的邮件和导演手记中两次提到赞同我的一个观点—— 一个艺术活动的独特性在于从不让现实屈从于某种先验的观点。它只知道从表象，从艺术家与现场发生的各种关系的纯表象中，推断出它所包含的意义。实际上这个观点是脱胎于安德烈·巴赞著名的纪实主义理论。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张勇就准备从“存在先于含义”也即现实的内在性这一角度来切入这次活动。而作为策展人，我则是顾虑重重：一方面，我希望能为这次活动留下较为完整的影像资料——自然也包括一些原生态的、烦琐的、令人不快的、甚至冲突的记录。另一方面，我的意图无疑是指向这次活动能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精神呈现，这种呈现必须在活动的内核部分——主题中完成。但我考虑到，一旦我强加入意见，势必会破坏张勇的独立性——我上面提出的那个观点于是成了策略之举。实际上，在后期制作时，我的一个不能称之为建议的建议（要求在片尾标明每个人的身份）还是被他婉拒了。不过，这也构成了我对他赞赏的原因之一，他有着超过我想象的自主性。我深知，对对方自主性的充分尊重，是将事情完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毫无疑问，一个过于自主的行为过程在它切入另一同样自主的事件时，都会对后者形成一种解构的力量。尽管张勇告诉我：“我在对这样的一个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的事件进行拍摄前，不想让自己过早的进入到某种人为设定的情景中去。那样我将丧失一个很重要的武器——现场的直觉。我认为在对现场的记录中，拍摄者心目中真正的主线在到达现场之前是不可能知道的。虽然拍摄者清楚如何去寻找主线，但是在没有现场之前，一切都尚未可知” 。

《百年不化·现场》对这次艺术活动意义的消解，除了以上提到的之外，请允许我引用一段未被采用的素材：当身着红T恤的茅小浪和助手正在致力于布置自己的参展作品《中国新种子一号》（把用丙烯涂成红、黑、白三色的尖木棍交错插在一片菜园地上）装置时，张勇亲自上阵，模仿记者的语气对着摄影机镜头说：“我给介绍一下，这个穿红衣服的是咱们县农机站的茅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农作物的泥巴栽培。技艺很复杂，为了这次推广试点成功，他特意从南京调来一批助手，来帮助他来完成这个研究。相信这次研究成功之后会对农作物产量提高起到很大的作用”。可能这段调侃过于突兀，也可能张勇意识到玩笑稍稍过了一点，在剪辑时最终删去了。不过我发现，这倒是暴露了张勇的真实想法。这段话与其说是对茅小浪的行为的评价，不如说是张勇对整个活动的一个基本看法，尽管它是以一种搞笑的形式出现的。显然，他没有丝毫兴趣去关注这件作品的意义（而我对此的评价是，茅小浪的作品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产物，他善于把一种颠覆性的观念付诸于过于直白的方式，却往往产生令人误读的效果。他把强烈的知识分子性与其隐而不发的态度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更不去理会这次活动的精神指归。难道这就是呈现出的一种所谓的“存在先于含义”的“存在”么？这种“纯表象”能包含什么意义呢？我想，他幸好没有直接对活动简介中我提出的所谓“承接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时期的某些精神余绪”、“文化理想主义”和“知识分子性”这样迂阔的标语发出嘘声，否则，我也许会更加羞愧难当。

《百年不化·现场》另一特色是对体制内记录方式的刻意嘲讽，这种嘲讽甚至到了露骨的地步。片头就是肩抗着摄像机的电视台摄影师从人群中钻出，用不可置疑的姿势，背对观众，占据着大半个屏幕，强烈地预示着媒体霸权对艺术活动的粗暴干预——等我们看完片子，就会明白张勇想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充满反讽意味的开场式。对于出身于电视台体系的张勇来说，这种安排似乎更有自己的深意。我们可以看出，很显然他想通过这部片子对体制内记录方式进行一次集中的批判与嘲弄。

片中一段对电视台摄影师的问话无疑是本片的神来之笔，它充分体现了两种记录方式的冲突。张勇问：“你拍了半天，你觉得这帮人在干什么啊？”答：“追求艺术啊，追求艺术的真理啊，你怎么一点不佩服人家呢。你光录我，录我有个蛋用？保证让你回去用不了，可相信？ ”然后是后者肩抗摄像机背影的一个3秒钟定格——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对赵亦武行为作品《糖和盐》的摄录过程，成了张勇体现摄者优越感的最突出的一个例证。有意在后期加入的调侃式的对话，使人看到赵亦武在体制内媒体的暴力下成了一件任人摆弄的工具——这既是张勇想表达的意义所在，又暗示着他自己更高的一种认识水平。任何一个明眼的人都能看出，赵亦武实施作品的过程实际上成了一个受嘲弄的笑话——前卫艺术家成了幼儿园里听话的小孩。

从整体的拍摄情况看，张勇也并非像他所说“由于我在本次活动中采用一种旁观和记录的态度，所以在这个片子中我会尽量采用眼平视角和‘用眼睛记录’的方式来记录，并且不主动介入到其他艺术家的活动中”。张勇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人或事，由于孙建春与他对活动所持的态度比较接近，所以孙建春在片中以私底下的持不同意见者的形象频频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存在一种绝对的冷眼旁观的镜头么？也许在安迪·沃霍尔等艺术家的影片中（如《帝国大厦》、《睡眠》等）才能达到“现实的渐近线”这一目标吧。

每个艺术家都挣扎在超越之途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着超越的可能而毫不在意于不合适的地方过度地运用他们的智力，这种态度给艺术带来活力的同时，对具体的活动却是有着伤害的危险。这部纪录片自然有着其可圈可点之处，但我写作本文的目的无意于此，我只想引发一些难以避免的矛盾与问题：在对独立影像众口一声赞扬之时，我不能不指出，在一些具体的拍摄过程中、针对一些具体的主题艺术活动，通过独立影像进行记录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的传播对象往往把它作为对活动的一个整体性认识和唯一版本来接受，这将会在客观上实现对活动本身的解构与颠覆，策展人的学术目的将无法达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重塑社会”艺术活动纪录片的另一个版本，即电视台体系的本子尚未剪出。把它与张勇的版本进行比较，我想，那将是一件痛苦而有趣的事情。

107cine(创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