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道德是一个不能面对的问题吗？　徐童首次正式回应《麦收》争议

　　纪录片不同于剧情片，导演与被拍摄者之间没有契约关系，导演有权决定自己的作品。当然不同的导演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但绝对没有必要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大谈纪录片导演的道德，你不是伪善，你是在装B，甚至你全身都是B！
　　

　　你们的声明，你们的抗议不得不让我怀疑你们的动机，在当今社会最需要声明最需要抗议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要么你们就是十足的白痴！
　　

　　萧瀚微博二十九世：【顿悟】中国特色，就是无论是否能够或应该产生伦理冲突，都会产生冲突，没有冲突也必须创造条件制造冲突。
　　

　　编者按就有问题：“艺术至上、人权至上还是道德至上？！”
　　艺术至上没有错，只要能恪守道德的底线。
　　

　　“纪录片不同于剧情片，导演与被拍摄者之间没有契约关系，导演有权决定自己的作品。”
　　
　　道德问题是纪录片的核心议题，这是Bill Nichols说的。纪录片不同于剧情片，它会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直接的影响，所以要谈纪录片的伦理、道德。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创作者都没有理由去主动伤害被拍摄对象。这是个底线。
　　

　　我们就《麦收》片子本身说话，不要泛泛而谈，我不认为《麦收》伤害了谁。照你的逻辑，当年安东尼奥利的《中国》确实“伤害”到了“善良的中国人民”。导演不给被拍摄者看就是避免了可能对被拍摄者的伤害，这已经“恪守道德的底线”。
　　

　　道德问题不是纪录片的核心议题，批判意识才是纪录片的核心议题。
　　在中国大谈特谈“道德”者，往往就是大搞“男盗女娼”者。当今社会此风达到鼎盛。
　　
　　在一个失去任何底线的社会来大谈纪录片的道德底线确实很可笑。除了可以以此来标榜自己是“道德者”外，还能做什么？
　　

　　《中国》怎么伤害到善良的中国人民了？愿闻其详。
　　
　　麦收对当事人的伤害，之前豆瓣上有当事人自己的发言和信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在一个失去任何底线的社会来大谈纪录片的道德底线确实很可笑。”
　　
　　社会缺乏道德底线可以成为纪录片导演缺乏道德底线的理由吗？
　　

　　《中国》怎么伤害到善良的中国人民了？
　　这是当年我国zf认为的。
　　
　　麦收对当事人的伤害，之前豆瓣上有当事人自己的发言和信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当事人自己的控诉如果都不能说明什么，那他们就是天生应该被伤害吗？你拿摄像机就有可以伤害别人？有本事去和权势去斗，像两位艾先生。别欺侮人家女孩子，尽管她们的工作并不光彩。
　　

　　老王，“艺术至上、人权至上还是道德至上？！”这只是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其中一个），作为编者，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呈现各方面的观点，比如你的观点，比如你楼上的观点，比如徐童的观点，比如观众的观点。当然，是你和楼上两位那样的严肃的学术性的公共讨论。
　　
　　道德问题是否纪录片的核心议题，我们姑且不论，不过我们认为纪录片道德这个命题是当下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必然要面对的一个命题，也是每个纪录片创作者必然要面对的命题，《麦收》作为这一命题的典型案例，或许能成为大家思考的一个基点。
　　

　　楼上兄台，应该感谢你们的这种追问，使这一事件不被忘却，这对于中国独立纪录片是重要的，也让人感到一种人性的温暖。在其他地方我曾经说徐童开了一个恶例。这样说一是因为徐童手段的恶劣，二是因为他因其恶行而获得利益的巨大。如果有一天这样的行为大行其道，格格今天的遭遇就还是会在其他人身上重演，这真是不该发生的事。
　　
　　所以还要继续追问。
　　

　　老王，如果可以的话，作为编者，希望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尽量不要提及被拍摄者的具体名字。尽管我不认为她们的工作不光彩。
　　：）
　　

　　收到。还好那是个笔名。
　　

　　社会缺乏道德底线可以成为纪录片导演缺乏道德底线的理由吗？
　　
　　我并没有否认纪录片导演的道德底线问题，只是认为徐童的《麦收》并没有伤害到谁。在被拍摄者同意作者拍摄开始，这种拍摄许可就已经成立，实际上也是一种契约关系。除非你一开始就不同意拍摄。
　　

　　用纪录片导演的底线更恰当，“道德”这个词现在已经变得很恶心。
　　
　　每个纪录片导演心中都有自己的底线。
　　

　　“我并没有否认纪录片导演的道德底线问题，只是认为徐童的《麦收》并没有伤害到谁。在被拍摄者同意作者拍摄开始，这种拍摄许可就已经成立，实际上也是一种契约关系。除非你一开始就不同意拍摄。"
　　
　　你怎么知道被拍摄对象是同意了的呢？当事人在信中说过，她多次警告过徐童不要拍。当拍摄完成时，徐童甚至承诺了不向任何人放映。但是再后来，当事人发现徐童不仅做成了片子，还送到电影节，她就不断打电话给徐童，徐于是开始玩失踪。当事人曾经对我说，在拍的时候她还不知道纪录片为何物，她当时只是怕徐童拍下来放到网上去。
　　
　　现在她知道什么是纪录片了。
　　

　　性工作者在当今大多数民主国家是合法的，她（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她（他）们的非“道德”是所谓的“道德”者强加给她（他）们的，那些“道德”者们才是对她（他）们的最大伤害。
　　

　　我从片子里没有看到主要被拍摄者是不同意的，否则这个片子根本没法完成。
　　

　　道德，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具有认识、调节、教育、评价以及平衡五个功能。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然而，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
　　
　　我不知道你们所说的“道德”是什么道德？
　　

　　中国从来就不缺“道德”。用“道德”代替“法”恰恰是社会堕落的主要原因。
　　
　　能不能少谈点“道德”，多谈点“法”。
　　

　　照你的说法，艾先生的作品也得经过所有被拍摄者的同意才能放映？
　　很显然，艾先生也犯了“道德”错误。
　　

　　如果艾先生拍摄一个人的私人生活空间，他要征得对方的同意，这没有问题。如果他面对的是一个公共的社会角色，譬如警察，那情况就不同了。他完全有理由将其呈现出来，没有人会质疑他的道德，反而赞赏他的勇气。
　　

　　纪录片本身没有道德问题，“纪录片道德”根本是个伪命题，真正的命题是“作为一个人，基本的道德是什么”。或者说人的底线是什么？
　　

　　尼采：“道德就是对习俗的服从，无论它是什么种类的习俗。然而，习俗是传统的行为方式和评价方式。……自由的人是不道德的，因为在所有事情中他决心依赖自己而不依赖传统。在人类所有原始状态中，‘恶’表示着与‘个人的’、‘自由的’、‘任性的’、‘与众不同的’、‘意料之外的’、‘不可靠的’等概念相同的意义。……人们所以服从它，不是因为它要求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而是因为它在要求。——这种面对传统的感觉与一般的恐惧感有什么区别呢？它是在有支配作用的理智面前对一个不可理解的无限的力量的恐惧，是对某种超越个人的东西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中有迷信的成分。……它们要求人们遵循传统，不要把自己看做个人。所以从根本上说，一切都是习俗，凡要把自己提高到这种习俗之上的人都必须成为立法者、巫医和半神半人式的人物，换句话说，他必须制定习俗……他们使自己脱离社会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邪恶的人。……在习俗道德的支配下，每一种创造力都获得一个坏的良心；由于这个原因，在最好的人头上的天空恰恰更为黑暗。”
　　
　　　　 习俗、传统和道德往往是反对个人的，压制自由的，而一般人对习俗、传统和道德充满了一种类似迷信的恐惧感。敢于站出来挑战习俗和传统的人是立法者，是战士，但是在俗众眼中，他们是不道德的人，是邪恶的人，是坏良心的人。而尼采称这样的人为“最好的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53360100h8u4.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53360100h8u4.html
　　

　　有种说法，语言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对现实的设定。我们也许的确找不到“纪录片道德”与“作为一个人，基本的道德”二者的指涉对象上有哪些具体差异，但这不能否认它作为一个术语存在的意义。有了这个术语的存在，很多讨论才更方便地展开。譬如“蚁族”这个词，它出现了，方便了我们对某种人群、某种现象的讨论。为什么会有这种方便呢？其中蕴藏的就是这个术语的合理性。
　　
　　所以，说“纪录片道德”是伪命题，也要看是怎么理解。未加限定就说它是伪命题，那大多是激愤之语。
　　

　　有意思，围观
　　

　　其实与其说“纪录片道德”是伪命题，不如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多余的概念。
　　
　　多余的概念往往有些诡异的迷惑性。就像五毛党以“西方式民主不适合中国”来否定民主一样，“纪录片道德”这类的概念没准也会被用来歪曲道德。
　　
　　而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纪录片范畴特别要遵守的道德，徐童所面对的道德问题和一般的道德问题并没有什么关键的不同。我想LSSSSSS要表达的该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觉得“用电影表明立场”引用的道德定义用在这里没什么问题。
　　
　　 道德并不因为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显得污秽。道德不应该用来取代“法”，然而，反之亦然，它仍然是人类相互沟通以及社会公平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无论在什么时代。
　　
　　 道德从来分布不均，大火里先走的领导和徐童这样的纪录片作者的道德水准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麦收》进行道德反思。
　　

　　徐：从来没谁说一个纪录片拍完一定要给片子里的人看。
　　
　　从弗拉哈迪开始，他就会给纳努克人看样片。
　　法国真实电影的创始人让鲁什说过“从弗拉哈迪和那努克那儿我们学到最重要的就是给片中人看素材。”
　　
　　在真实电影发展期间，把自己的片子给被拍摄对象看不仅仅是一个个例，甚至给予被拍摄对象最终的选择权曾经被写进了加拿大电影协会的章程里面。
　　

　　“甚至给予被拍摄对象最终的选择权曾经被写进了加拿大电影协会的章程里面。”
　　
　　这个有意思。不知道哪里有更详细的介绍？
　　

　　继续围观
　　

　　对于《中国》，安东尼奥利应该让被拍摄者有“最终的选择权”。
　　

　　纪录片道德是一个不能面对的问题吗？谁在面对？！
　　

　　徐童是无法面对这个问题的。
　　

　　我以为，就《麦收》本身，拍摄者与被拍者之间是否达成某种默许或同意，这都需要充分的事实来说明，在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之前争论显得有些煞费苦心。在一个法律不完善的地方，人民的权益随时可能受到侵犯，尤其是边缘底层人更是无法可依，所以我们只好依靠道德，而道德又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在我看来，唯一的道德准则就是：被拍者愿意被拍。比如，一些上访的人是很愿意被拍的，他们渴望得到更多关注。拍摄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阐明用意也好，甚至可以是交换，让被拍者受益也好，只要被拍者同意并愿意被拍，拍摄者不要去欺骗被拍者，拍完后他们不会找你麻烦，片子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成功的，这些其实包含在创作完成一部纪录片中，并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不仅要能够走近被拍者而且还要他们把你当朋友，至少不要让他们敌视纪录片这个行业吧。（一个《麦收》的普通观众对于此争议的看法）　　　　　　　　　　　　　　　
　　

　　　“甚至给予被拍摄对象最终的选择权曾经被写进了加拿大电影协会的章程里面。”
　　　
　　　这个有意思。不知道哪里有更详细的介
　　
　　源自论文集new challenges for documentary中ultimately we are all outsiders中的一段。
　　
　　我把原文呈现一下，第266页
　　When Dansereau yield control over the final print to ordinary citizens,he was following a general policy at the 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
　　
　　我在帖子里的表述有些不准确，我的另一个版本翻译写的是“他只是在履行加拿大电影协会的条例”，在这个地方general一词的准确性含义我并没有弄得十分明白，我不知道在中国语境里会不会代指的是潜规则一类的。
　　
　　另外，如果有具体翻译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站内信讨论下，我不想歪楼：）
　　

　　　 面对这个困境，让我们不要让道德或是纪录片困境来解释，更涉及不到界线、纪录尺度问题。换位思考一下，如果片中的女孩子是你的姐姐或妹妹或哥哥或弟弟更或是亲戚朋友，你愿意看见吗？女孩子愿意被看见吗？如果女孩子愿意导演呈现，那么导演就能这样做吗？街上有人自杀，请人帮忙，并承诺不怪你，那么你就有下手的理由了吗？纪录片的前提是尊重当事人的，道德是底线，以伤害他人并践踏道德的作品，不要再以纪录片本质来说事。
　　社会可拍的东西多了，单单挑这个拍，难道越隐私越不可介入的东西越有意思？还是越有成就感？亦或是越有观注度？要是这样的话，其指向是非常可怕的。如果可能拍一个虚构的故事片，自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但如果用真实目击的纪录片来揭开这一禁地，目创作目的是什么？作者说是一种公平公证的态度介入的，并不存在歧视，如同农民秋收一样自然。这是一种假想与想象性解决，除非被拍者愿意个人收藏，外人是不能用以流通传播的。
　　至于作品所呈现的伤痛与社会问题，完全是一种存大树除弱草的理论。正如同，路前面有一断崖，非常危险，是人们的隐患，可是人们还是直行。这时有人出来把真相告诉大家，并把一个不算重要的人引到崖边并推了下去，以此来告诉大家。当然是好人，但并不高尚，如果是义人，自己应跳下。
　　有人说，重要的是表达是抗议，而不是无病呻吟与伪道德，又说当下多黑暗多么需要呈现。这是一种整体的诉求，良性的愿望，是最普世的价值判断，非把女性工作者的问题拿来说事，确实不妥当。社会当下强拆、上访、唯权、公器私用、腐败有多少人需要呈现，需要抗议，说者却把一个弱小纤弱的性工作者来作战旗。
　　围绕片子的讨论，我们都固执地选取了自已所站立的面向，并没有环顾左右，高叫表达的只管伤一人而济万众，高叫道德的只顾马后炮而后快，至于作者最最无辜，错也好对也好，无非是个人问题，角度问题，却被两伙人利用。对骂场上全身溅满口水，而最最最最可怜的性工作者，恐怕三伙人都遗忘了吧！！
　　

　　多谢孤岛。看到了，在第一版。
　　
　　后面一句也挺有意思，作者说“最近些年的趋势是给那些更容易被电影伤害到的人更多的权力。而对于那些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政客或明星等，只给很少或不给控制最终影片的权力。”
　　
　　徐童可不同，用一位当事人曾经的话说，徐童算准了即使欺骗、伤害了她，她也没法起诉或者怎样——她是小姐嘛。尽管没人说小姐就不能维权，但是她的成本更大，难度更大。即使她想起诉，连证据都没有。
　　
　　当事人曾联系云之南，试图拿到影片，结果是被拒绝。
　　

　　嗯，这篇文章所说的很多确实很切中真实电影因美学而带来的副作用，不过有一些还是觉得有点粗暴，有点矫枉过正的感觉。
　　
　　本来以为真实电影美学在中国发展了这么些年或许会有更好的讨论和观点出现，但是没想到有一些观念更加初级和粗暴。
　　我想这可能跟部分纪录片作者法律和道德意识的淡漠有一定关系，以及中国本身的法制不健全的大环境，就像在《麦收》中的当事人想要用法律手段维护个人权利成本很高，或许对于她来说，所谓的"中产阶级道德"是最后的维权武器了。
　　
　　另外，在文章里，有很长篇幅是作者把纪录片作者和社会/自然科学研究者相类比，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从新闻媒体角度讨论，如果从纪录片传媒的角度来说的话。《后台》第一辑里很多记者的文章写得都非常好，非常值得铭记。
　　

　　以下文字是现象的独立电影邮件组收到的一封回信（关于《麦收》事件的邮件回信），在征得发信人同意后，我们转发在此。
　　
　　三个参照点：
　　
　　1、如果一个艺术家认为自己可以为了崇高的艺术目的，而拥有某种特权，那么政治家认为自己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而拥有某种特权。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电影局当然也可以因为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任意枪毙某部电影。所以艺术家特权和政治家特权在本质上是同一回事，都是同一种思维方式下的产物。而个人以为，艺术这种超越性的实践活动，最有意义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是一种跳出常规思维的努力，而不是把同一种思维模式在不同的形式下花样翻新，艺术不仅是艺术品，也是围绕艺术品所产生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和它的思维方式。只要还有人认为自己可以有特权，那么我们今天在中国所面临的杯具还是会不断重现，永远只是将掠夺者和被掠夺者的角色不断地换来换去。
　　
　　2、作为一个成年人，至少我个人认为，一个还在拍片子的人，除了这种方式本身确实对作者有吸引力之外，我们在其中应该还夹杂了一些其他的个人欲望，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纯粹的事情。否则我们大概会在拍完片子之后，和自己亲密朋友分享一下便结束了，而不会再忙于作一些积极的展示活动。而且以个人经验来说，这种不纯粹也是有预谋的。当然我并不反感这种不纯粹，但是也没有必要拔高或者回避这种不纯粹，特别在这种不纯粹可能会对现实环境下的个人造成真实伤害的情况下。谁都知道我们身处在怎样的时间和环境下，一个有正常判断力和认知能力的人，应该不难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特别在可能被伤害的人不知情的状态下。装糊涂至少是缺乏诚意的。如果个人的欲望可以强大到无视他人痛苦的状况，这种欲望是有点可怕的。
　　
　　3、上面说的话，可能都是废话，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不一样，对痛苦的理解也都不一样。在这件事情上要求别人其实都是一种强迫症，这个世界上他律从来都是危险的，人真正需要的是自律。而自律的基础则是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自己是否能够承受。在这一点上，其实至少我自己是没有权力要求别人的。但是，既然想到了，还是要说一说。当然所有能说的，最后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一切的事物最后只会在彼此的关系中产生意义。
　　

　　计划采访原一男
　　

　　很多年前，一位经常被视作独立纪录片导演旗手的人曾经说到，当时纪录片导演找选题，其功利程度就像一个房地产的立项。从90年前的维尔托夫开始，纪录片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道德上更高尚的，人们也的确有理由这样做。感谢麦收之赐，现在我们无法不面对事情的另一面。
　　

　　今晚将发布吴文光刚刚在DOChina7和观众现场交流的视频，
　　关于私影像是什么
　　关于麦收事件的评论
　　

　　可惜7号才能回到北京，刚好错过，很遗憾没能参与这么好的活动。
　　

　　有沒有《麥收》，任何事情也一樣有另一面。
　　功利性是功利性。作品是作品。強行把兩者聯繫一起，本身這種判斷方式就有問題。
　　
　　紀錄片被認為是更高尚的東西，這我還是很少聽到的。藝術跟高尚不是直接的關聯。維爾托夫本來就是一個冒險家。看不出他有什麽高尚來。如果他高尚的話，殖民者也都是高尚的。
　　
　　吃雞蛋的時候看好吃不好吃就行了。觀察母雞是養雞場的人的事。當然，藝術家的奇怪愛好除外。
　　

　　功利性如果能和艺术作品绝缘，那是艺术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