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道德界限，从《麦收》说起

　　本文出自【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2009-05-21 P34 银幕 赵珣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 2009-05-21
　　
　　文∕赵珣
　　
　　上周五香港艺术中心Agnès b电影院上演了可能是香港影史上最热闹的一幕，「华语纪录片节2009」的节目《麦收》被指侵害性工作者私隐，多个关注性工作者及社运团体到场示威，上台遮挡银幕，要求观众罢看。放映延迟一个多小时，超过香港国际电影节延迟放映《东邪西毒终极版》的纪录。到底这部《麦收》为什么这么惹火？我们请来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作品《两个季节》入围「华语纪录片节2009」的赵珣，谈谈《麦收》这部电影，以及她两次遇到，有关《麦收》的风波。
　　
　　在昆明举办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2009春分」和香港举办的「华语纪录片节2009」上，我两次观看了徐童导演的纪录像片《麦收》。
　　
　　云南的观众问徐童为什么会选择性工作者作拍摄题材，徐童的回答率直：「我喜欢她们！」现场响起一片喁喁细语—这个话语简洁的男性导演，如此坦诚自己对性工作者的喜爱，观众免不了好奇议论。提问者接着问：「你喜欢她们什么？」徐童本可以回答更多，比如这个女孩子如此朴实可亲，她的拳拳孝心、她的欣悦爱情、她勉力维护的友谊…「她面对坚硬现实的坦然和勇敢」（云之南纪录影像展颁奖辞）。
　　
　　但他的回答依然简洁：「我喜欢她们的一切。」这是一个冒险却真诚的回答。冒险在于他被一些观众猜测是否因由嫖客身份而接触主人公，而另一些基于传统道德判断的观众则不解甚至不屑。徐童似乎并不想解释和说服。
　　
　　但是，存在猜测或不解，是否因为观众很在意影片表现的正是性工作者？而导演不想解释，是不是因为在他眼里已没有所谓「娼妓」，而只有一个确切的「人」？
　　
　　徐童本是因为小说的写作涉及性工作者生活而寻访交流，进而成为朋友，直至完成了一部纪录片。
　　
　　揭露私隐？
　　影片伊始是乡村家庭，病榻上的老父言辞间得意自己的女儿很有出息。跟随女儿的脚步，观众才知道她在北京郊区从事性交易。她和男友一起时，亦是小儿女的娇憨态，回家给父亲送医疗费时，又是掏空了钱包的懂事女儿；她敏感脆弱，又坚强地担负着生活。
　　
　　在云南放映后的第二天，徐童成小字报攻击的对象，有观众指责他未经所有拍摄者同意就展出影片、透露过多主人公的相关信息、在片中人物明确表示「别拍」后依然拍摄并剪辑进完成片。
　　
　　同时，更多的观众签名支持本片，「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完全按观众签名人数统计出观众奖，这个奖项最后依然被《麦收》夺得。
　　
　　片中一个人物的确说过「别拍」，而其后又有大量镜头是在其家拍摄，由此可知或者开始的拒绝并非真实想法，或者之后又有了沟通。而另一个人物只有一个镜头却一直遮脸，导演的解释是拍摄完成后，私下也有了沟通和谅解。
　　
　　导演本意是让观众看到他进入性工作者生活的过程，共同感受彼此产生的交流和信任，而这个目的有无可能更明确地传达？现在这样隐晦地抒写，自然会诞生不同的解读，结果引火烧身，观众纷纷指责导演的拍摄道德。
　　
　　据理抗争？
　　拍摄纪录片，除了街景里作为画面背景的人物未能全部同意拍摄，其它在长期追踪及捕捉的人物，应明确知道摄影机在场，并允许拍摄，这被很多导演视为被拍者对影片的认可。影片剪辑后，被摄者是否认可自己在影片中的形象，这是一个让很多创作者棘手的问题。真实的东西往往不逗人喜欢，但如果一部影片都是逗人喜欢的内容，描摹人性、批评社会的纪录片又将如何成片？同意的最终限度在拍摄阶段还是在完成阶段？这也许需要法理的讨论，而非纪录片作者出于纪录片本体的讨论能够解决。
　　
　　《麦收》在香港放映时遭 NGO 到场抗议，影片推迟一个多小时后才得以放映。抗议者抨击的焦点集中在影片中许多关于人物身份的细节过于细致，有泄漏隐私之虞。而性工作在大陆属于刑事犯罪，影片公开放映可能导致她们被捕。徐童解释，他用字幕方式透露影片中人物的生活细节，本意只是使镜头在城乡之间更流畅转换。这种解释被现场很多观众斥为不负责任。
　　
　　事实上近年来大陆纪录片题材种类非常多样，对于社会现实的描摹力度前所未见，但迄今没有任何片中人因此被捕。这大概也是大陆社会复杂现状的一种表征：言语的自由并未放开，但并不像许多观众想象的那样严苛；纪录片的放映相对而言也极其小众。除了对纪录片保持高度兴趣的观众会通过网络管道得知放映消息，其它传媒几乎完全没有声音。
　　
　　譬如《麦收》，迄今观看此片的内地观众人数未逾二百人。我只能用自己的生活常识判断—像这样的影片，大陆公安即使看到，也无暇顺藤摸瓜寻找当事人；更何况没有任何现行证据的情况下，更没有理由去实施刑拘。但事态至此反而有了另一种可能，因为抗议活动引发传媒关注，舆论的炒作会导致知情面扩大，反而对执法机构造成了必须有所作为的压力，而给当事人带来危险。如此这般，是导演带给被摄者的伤害更大，还是抗议者带给当事人的伤害更大？
　　
　　《麦收》在云南放映，让更多观众感受到的是影片传达的温暖，而香港的放映活动因为之前的抗议，观众的关注点自然被引向了对影片部分细节的搜寻，影片着力表现的人性温暖感染力大减。因此，在感叹香港言论自由的同时，也不得不为影片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