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死去

卞仲耘，1916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从1966年6月初开始，她被“揭发”和“斗争”。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

一 被害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帮”。他们“斗争” 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玉冰。当时这个学校没有正校长。

　　　　在7月底，毛泽东下令把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 撤出学校。7月31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红卫兵组织以及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后者中大部分是学生，这些人也都是红卫兵的负责人。

　　　　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那时，副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他们把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红卫兵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所用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那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些时间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卞仲耘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巴还在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8月，那时天色还亮。有红卫兵说这样把卞仲耘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7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她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去抠洗厕所，弄得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大量小洞，布丝深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窦疾病。他们四个人，不但自己身受毒打，并且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刘致平和梅树民在1990年代去世的时候，年纪都不太老。他们在文革中所受的伤害显然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和寿命。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被通知到了邮电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得很大，而且全是乌青色。当时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王晶尧。王晶尧不认识他们，请求他们写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保存下来了这张有7人名字的纸片。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当时照相机是贵重物品，卞仲耘家没有照相机，王晶尧第二天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即使是在当时普通人仅能照的黑白照片上，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也清晰可见。


　　　　1966年“文革”开始时，邓家三姐妹在家中身着红卫兵装，完全是一派沉醉在“革命”气氛中的样子.

　　　　为卞仲耘的尸体处置，王晶尧和他的大女儿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邓榕身穿军装，裤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非被打死。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后来，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大批的人被打死，装有数十具尸体的大卡车在北京的街道上开过，甚至不用任何东西遮盖一下，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反对解剖尸体。死亡原因如此明显，他不要让妻子这样惨死后还遭受这样无理的切割。邓榕转而很凶地责问卞仲耘的大女儿：“你们什么态度？”她的大女儿说：“反正这不能由我们负责。”邓榕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34年后，邓榕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卞仲耘的家人敏感地发现，在这本书里，邓榕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不能杀人，这是最为古老和始终不变的人类社会的法律和信条。北京，是一个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古老都城。在古代，官府杀人，要设立案卷，经过审判和批准，到特定的地方由特别的刽子手去杀。土匪强盗罪犯不服从法律，可是他们不能堂而皇之地在首都的大庭广众之下杀人。学校，更是传授文明之地，从来不是监狱和刑场。但是，在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市中心地区，在一所有五十年历史的女子中学，卞仲耘，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中学校长，一位母亲，一个未经审判的人，被她的红卫兵学生们，用这样野蛮残酷的方式杀害了。

二、通向死亡之路：划为“四类”

　　　　卞仲耘生于１９１６年。关于她的经历，根据她生前写的一份自传，她是安徽省无为县人。她的父亲原来很穷，先当钱庄学徒而后自己开小型钱庄，逐渐致富，后来当了县商会会长。１９３７年她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当了三个月的小学教员，其他时间就补习国文、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春天，她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5年毕业。1941年卞仲耘加入共产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尧一起了去共产党统治区。王晶尧是她在大学的同学。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教员，教导员，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共产党总支付书记、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时，50岁，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已经工作了17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王晶尧，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1949年共产党得到政权后，学校的负责人都换成了共产党员。师大女附中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及毛泽东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远。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由于是重点学校，又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所在地很近，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上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当时，学生进入这所中学需要参加北京全市统一的初中或者高中升学考试。文革前，考试分数是录取条件之一，但是录取学生并不完全按照分数高低的顺序录取。方法是划出一个分数段，这个分数段里的人数多于学校可能录取的人数，学校从分数段中挑选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在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当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之前，江青约见了卞仲耘。江青告诉卞仲耘，李纳想要学习科技，但是毛泽东要女儿学习历史，所以，江青指示学校的老师说服李纳，在报考大学时不要报理工科而报文科。后来，李纳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卞仲耘的工作笔记上记载了江青召她谈话之事。提到这一点，是要说明毛泽东江青和这个学校的关系。就工作关系来说，卞仲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中学校长，从事共产党上级要她做的工作。就个人方面来说，卞仲耘是他们的女儿的老师。

　　　　通向死亡的路，是从1966年6月1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语）。这张大字报攻击了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的家庭背景使得这张大字报更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实际上，这些学生有此行动，不仅仅是因为听了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广播。在此之前，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全面发动文革的一万字长的“通知”，明确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在5月16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在那封信里，毛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两个文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对一批电影和舞台剧的攻击升级为对一大批人的攻击，特别是在教育界中。另外，这两个文件，当时只传达到高级干部，普通人并不知晓。这样，通过“内部消息”，高干子女早在五月间就知道了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并开始有所准备。6月1日晚广播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是一个全面展开行动的指令。在广播大字报后的第二天，高干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学校首先开始攻击学校当局和教师。不仅师大女附中，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也都是在6月2日开始贴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的。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长张世栋在集会上讲话，声称看到对学生起来“揭发批判”校领导的形势，他的心情要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欢欣鼓舞”。当他稍作停顿然后说出这四个字后，下面报以热烈的掌声和高亢的口号声。

　　　　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每个年级有一个代表成为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的学生成员，除一人以外，全为该校当时父亲地位最高的干部子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女儿都成为年级代表。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学。

　　　　在卞仲耘掌管学校的时候，学校确实给予高干子女相当多特别的关心。班级和学生会干部中有不少高干子女。但是，学生干部并不专由高干中最高级的干部的孩子担任，另外，普通人的子女也能当学生干部。特别是班长这样的学生干部，虽然班主任等可以施加很大影响，但是还是让学生选举的。虽然没有“每个学生是平等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学校当局显然并没有认为大官的子女就应该在学校里也垄断权力当学生中的大官。这也是多少年来教育界的传统和原则。在皇帝时代，科举考试制度就是相对独立于权力系统外的。只是在文革大规模开始之后的第一个月，在学校里才出现了这种高干子女掌权的现象。他们最先发起攻击学校当权者的行为，后来被称为听起来相当浪漫的“造反”。其实， 看看事实，就知道这不但不是什么向权势者“造反”，而且从开始就是极权势力的一次直接扩张。

　　　　在工作组进驻学校支持宋彬彬之前，有的教师还劝告学生不要写大字报攻击学校当局，他们说，在1957年，那些批评基层共产党组织的人被当作“反党”而成了“右派份子”。和高干子弟不同，这些教师不了解共产党中央的文革部署。1966年和1957年这两场所谓“政治运动”的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方式不同，同时增添了打击对象。

　　　　工作组进校之后，几天之内，整个学校大变。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工作组制定了从“普遍揭发”到“重点揭发”两大步骤的计划。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老师学生之间，不再讲礼貌。学生对老师，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教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且不论是否有这样一个军事政变阴谋，即使有，也不可能会让一个中学女校长知道。但是没有人发出质疑，也不准本人辩解。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1962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而实际情况是，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的学生，优先录取高干子女。尽管这个分数线相当宽松，刘少奇的女儿仍然差两分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按照上级指示不录取。

　　　　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领导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她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只是告诉学生说要尽可能快离开教室去室外空旷的地方。

　　　　即使这些定罪标准成立，这些“罪行”，如果允许讨论，中学生也会懂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是工作组大力支持，推波助澜，这类大字报越写越多。这些大字报还被分门别类整理并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在卞仲耘的这一册上，卞仲耘的“罪状”的分类条目是：

反毛泽东思想
诬蔑党的方针政策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
反对党的政策
破坏文化大革命
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
反对和工农结合
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
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
低级趣味

　　　　这样的罪状大纲在文革中也被用于其他大量的“牛鬼蛇神”。今天我们从这样的材料中，从当时的罪状罗列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这一“革命” 的实质内容。且不论卞仲耘是否真的犯有这些“罪行”，这样一个罪状大纲本身，在打击了具体的人如卞仲耘的同时，大大诋毁攻击了“智育”“升学率”这些观念，并高度强调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党”“社会主义”“三面红旗”这些概念的无上权威。

　　　　除了这类政治性术语的攻击以外，大字报上有大量的谩骂和侮辱性词语。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后来就只被写成“卞贼”等等。以下所录的是学生所写的大字报之一，1966年6月下旬贴在她家的门上：

　　　　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xxx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还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

　　　　狗恶霸，卞毒蛇，你xxx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xxx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粗鲁，无理，野蛮，下流，充满暴力性。“xxx”，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在校园里被当作“革命”风格而普遍使用的。“xxx”后来成为红卫兵语言的特征之一。

　　　　上述油墨印出的卞仲耘一个人被贴的大字报抄件，有五万多字长。当时，一张大字报纸的价钱是五分，中学生食堂的伙食费是每天三角。不算人力，每份大字报的笔墨纸张加浆糊的成本就相当于一天的饭钱 。在文革中，当局无限提供制作大字报的纸张、毛笔、墨汁和浆糊。实际上，如果只有当局思想上的鼓动而没有这种物质上的支持，这样的“运动”是无法形成的。也只有控制了精神和物质的所有资源的当局才可能发动这样的“革命”。

　　　　6月17日，中共中央“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的决定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一决定的主要内容就是取消大学入学考试，以后采用根据政治表现选择大学生的方法。这个决定，不但是对原有教育制度的一个大否定，而且对发动学生全力投入文革有极大作用。此前，尽管学校已经日益转向林彪所主张的“突出政治”，对分数的重视已经日趋减弱，但是考试制度的存在，使得学生必须在相当程度上顺照那一衡量体系来作，即使不追求高分，也不能以低分为荣。当原有的衡量体系被彻底破除，学生被引导到文革的战场上来，争相显示“革命”性。他们对学校老师的“揭发”越来越措辞激烈以至脏话连篇，也越来越无事实根据，越来越少逻辑性。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都必须参加。大会开始后，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个学校负责人押在台下，面对群众。在这样的大会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发批判”者，都作气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对不少这样的人来说，一种革命表演的需要和自我膨胀感使他们根本不考虑被斗争的人身受的遭遇。会中，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让卞仲耘站起来继续被“揭发批判”。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她检讨她的“错误”，包括那些不是她的错误的东西，她也表示自己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她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写道：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 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她当时处于受攻击的地位，这封信里的描述应是绝对准确不含夸张的，因为她是希望得到一点保护，而不是要批评文革。如果她造假，“诬蔑群众运动”会成为更大的罪名。她写这封信，是希求上级能出面帮助她。这封信寄出后，从来没有得到答复。上述引文引自她的底稿。卞仲耘死后，因为怕红卫兵学生抄家抄出这份底稿，卞仲耘的丈夫把这份底稿藏在墙缝里，保存到了文革结束之后。

　　　　“工作组”把所有的学校负责人和教员都作了“排队”和“划类”。所谓“排队”和“划类”，就是把人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四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类是“有错误的”，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按照西城区工作队给上级的报告，他们的“划类”结果如下：北京西城区的61所中学，一类3·3％，二类33·3％，三类58·4％，四类5％；476个中学领导干部，一类4％，二类42％，三类40％，四类14％。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长胡志涛都被定为“四类”干部。

　　　　工作组1966年7月3日所写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中，关于卞仲耘，写道：

　　　　多年来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无耻的私生活，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划为四类。

　　　　这些就是把卞仲耘定为“四类”的“理由”。这份文件的行文，显示了那时的文革当局如何给人定罪以及用什么标准定罪。工作组所列的这些“理由”中，第一项不是事实。（当然，文革前的中学里从来没有象文革中那样每天有一个小时的“天天读”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一日数次“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二三项是基于认定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前提。实际上任用教师并不是卞仲耘能控制的事情。教科书都是统一编写的，教学大纲是教育部制定的，教师是“统一分配”来的，中学校长们根本无权自作主张。此外，“贪生怕死”居然也能作为定成“四类”的根据，难道人就应该要死不要生？至于“有时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卞仲耘在这个学校已经十七年，免不了和同事们谈到吃饭穿衣的事，比如她曾经告诉同事，她比较适合穿绿颜色的衣服。这类谈话在大字报上被“揭发”出来，并由工作组正式列为定罪材料。另外，这些“罪状”单方面定出，不允许本人辩护和说明。

　　　　1966年6月在北京全盘领导文革的，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刘少奇则曾经亲自听取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汇报，并就如何“批判斗争”师大一附中的校长刘超等作了详细指示。上文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写大字报攻击该校学校领导。

　　　　1966年7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长和宋彬彬等人以及共青团中央书记、西城区工作队负责人胡启立，当面向邓小平汇报该校的文革情况。在谈话中，邓小平谈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适当处理。邓小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以及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汇报打了时，邓小平强调了不要打人。另外，对西城区的学校和学校负责人的排队“比例”（见上文），邓小平提出要“争取一部分三类变成二类”。对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以及卞仲耘胡志涛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干部”，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

　　　　这种通过制定打击对象的比例来领导和控制“运动”的做法，是早已开始的。整人者在会议上一本正经地讨论这这些百分比，已经将此作为正常的工作方式，丝毫不顾忌这样做违反法律程序，以及对数字背后所代表的人意味着的残酷。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把邓小平接见女附中工作组并讲话的日子写成1966年6月4日（见该书第19页）。把邓小平的这一讲话的日期由7月5日提前到６月４日，而６月４日还没有发生卞仲耘在６月２３日被“斗争”和被打以及她写信给上级求助的事情。显然，这样改动日期，可以除去邓小平对卞仲耘这样的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被划成“四类干部”并遭到“斗争”的责任，以及邓作为６月７月间文革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对这一阶段的“运动”应该负的责任。

　　　　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在文革的新一轮中，随着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批判，各校“工作组”的领导人，也被“斗争”。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副组长马娴华是女的，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即把半边头发剪掉。他们受到的暴力对待，甚于他们当初对待卞仲耘的做法。领导北京中学工作组的共青团中央的领导人，也遭到大会“斗争”。文革后，1980年代，卞仲耘的丈夫向当年北京市中学工作组的负责人、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克实了解情况时，胡克实为把卞仲耘划成“四类”一事表示道歉。卞仲耘先被工作组划成“四类”，才在工作组撤出后首当其冲被红卫兵打死。在文革结束之后，在他自己也经历了种种攻击和“斗争”之后，胡克实终于能这样作了。这是相当难得的好态度。总的来说，这样的道歉并没有出现很多，更多出现的是推诿、隐瞒甚至否认历史事实。

　　　　7月中，北京的工作组把大多数中学生送到军队去“军训”，把“有问题”的学生集中送去农村劳动，留下“左派学生”，参与教职员的“定案”。他们命令教职员们集中住在一起，分批“交代”和“检讨”。师大女附中的教师都搬到了马神庙小学。每个人都必须写“检讨”，然后，逐个过关。

　　　　当时，在全国各地，包括边远地区，对教育工作者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在各省，按照专区为单位，命令所有的中学老师都离开家，集中居住，检查交代，还要互相揭发。被上级指定为“有问题”的人遭到“斗争”。有一些教师在那个阶段就不堪压力自杀了。这显然是中共中央在全国统一领导部署的结果。

　　　　当时的计划是，把教职员按照他们划分的“类”处理，把这些“四类”“批倒批臭”后，撤职，赶出北京，到农村“劳动改造”。这是一个相当冷酷的决定，而作这决定的人就是多年来领导卞仲耘的上级们。作为一个中学校长，卞仲耘从来没有也几乎不可能在上级指示之外作过什么标新立异之事，也没有违抗过他们的命令。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的孩子都到她主管的学校上学。然而，当“革命”需要打击目标的时候，上级们就可以翻脸不认人，把一个一个活人当作靶子抛出来，批判斗争，处分惩罚。他们根本不把他们的下级当人来看待，而只是一些数字和百分比，一些可以服务于“革命”目标的工具甚至靶子。冷酷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文革不但严厉打击反对革命的人，而且严厉打击从来未曾反对革命的人。

三、死于红卫兵暴力

　　　　如果照工作组（他们后来被称为“刘邓工作组”，即刘少奇和邓小平领导的工作组）的模式作下去，卞仲耘虽然已经遭到殴打并将会遭遇沉重处罚，但是不会被那样活活打死。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没有经过工作组的批准，自行“斗争”了几十个“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打他们，给他们戴高帽子，强迫他们下跪，用绳子勒他们的脖子，往他们脸上涂墨，等等。北大工作组批评了这种做法。刘少奇把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简报转发全国，他的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他并不是反对“斗”，但是反对“乱斗”，也就是说，他要的是在“工作组”领导下的“斗”。

　　　　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直接领导文革。第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把所有学校的“工作组”全部撤走。如前所述，在“工作组”控制学校的时候，卞仲耘已经被划成“四类”，已经在工作组主持的群众大会上被骂被打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既然这还被毛泽东叫做“冷冷清清”，那么，只有发动学生把校长老师打成残废或者打死，才是不“冷冷清清”，才能使他满意了。毛泽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要在前一阶段开始的已经相当残酷的“斗争”再次升级。升级到一个别人无法想象到的残酷程度。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人在７月下旬前往北京大学宣称北大的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的“首都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使用暴力攻击的中学。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中共中央正式发文“撤销”刘少奇签发的关于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文件。这个１９６６年３９５号文件十分短，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但是其中的含义十分清楚：现在中共中央支持“乱斗”了，对校园暴力的限制被统统撤销了。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管学校。各校的学生开始得到免费乘车互相访问，当时称作“革命串连”。学校里首先发生的一个大变化，是校园里所有的果树上的果子，都被红卫兵摘光了。苹果和梨那时还是青的，都被吃掉。枝头的青柿子苦涩根本不能吃，也全部被打光。校园里充满破坏和恶毒的心理气氛。

　　　　红卫兵的组织纲领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根据家庭地位来确定年轻人的地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期建立的“文革委员会”就是由学校的最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现在，根据新的“对联”理论，这些人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同时担任新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获得了三项巨大的特权：一是可以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混蛋”来“斗争”。二是可以不需要任何批准就可以“斗争”校长和教员。三是可以运用暴力攻击同学和老师。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些班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会”的时候，教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４５名学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的时候，还必须连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几位学校负责人集中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有的拿着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有的拿着皮带，狠狠地抽打了他们。他们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在家里对丈夫说，打死象她那样身份的一个人，“就象打死一条狗。”她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但是毫无办法。她和丈夫商量是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求救，还是逃跑？都不能做。第二天早上，她家的老保姆说：“别去学校了。”她还是按时去了学校，束手就擒。

　　　　事实上，这时候的北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也没有地方可以逃亡，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知道处境危险，8月5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一大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责人，告诉他，他们在中学里人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但是，她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望中回到师大女附中。当天下午，她眼看着多年的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她自己也被打成重伤。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卞仲耘死前的几个小时里，当她遭到这样残酷的殴打和折磨的时候，她想了些什么。虽然她一直被人群包围，她死在绝对的孤独之中。当她被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暴行。当她快要死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身边表示同情。她从来没有与这些打死她的人为敌，但是这些人不但打死了她，而且，在打她的时候毫不犹豫，在她被打死后也没有觉得任何后悔或羞愧。她孤立无援地死在红卫兵学生的乱棒之下，甚至没有可能作一点点反抗来保护自己。从一个活人的世界上， 她被无情无义地背叛了，被抛弃了，被牺牲了。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的方面，还是从处死的“理由”方面，都是绝对的前所未有的残酷。

　　　　拿着在红卫兵虎视眈眈下医生写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王晶尧随送卞仲耘的尸体去了东郊火葬场。卞仲耘的孩子来和妈妈的尸体告别。王晶尧用一块布蒙住了卞仲耘的头，没有让孩子们看到非常可怕的满是青紫血痕的头部。卞仲耘的小女儿当时只有9岁。

　　　　运尸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是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的《通知》之后，关于文革的另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他们听到其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说法，还以为以后别的人不会再遭到卞仲耘的命运。但是《决定》中还有一段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对正在北京的中学里开始的暴力是有力的支持。这个《决定》发表于8月9日，卞仲耘被打死四天之后。

四、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很多人的命运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他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说，吴德告诉他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

　　　　这是北京第一次发生的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是一件大事，所以，吴德应该会将这一事件立即报告给他的上级，即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最高权力圈中，毛泽东、江青或者周恩来等人，一定会对这一死亡有所评论，或者，也可能听到后什么都没说，但是不说什么也是一种表态。然而，关于卞仲耘的死，吴德怎么报告，上面如何回应，至今还未有知情人说出任何有关情况。无人说出的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说出这些情况会暴露文革领导人的残忍，必须回避。

　　　　但是，即使不知道内部消息，从外面看，文革领导人的意向实际上也清清楚楚。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派有干部来到校中“了解情况”。他们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实际意思是说，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卞仲耘的死完全没有使文革的领导人认为需要制止暴力迫害。相反，他们用了热情的词语和热烈的行动来支持发动红卫兵运动，把校园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卞仲耘被打死13天以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了100百万红卫兵（以后还有7次）。8月18日大会是一个花费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力财力举行的全面发动和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大会。这一百万人的大会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国实况转播。同时，制成新闻记录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这次大会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最高潮。手持红色塑料皮《毛主席语录》的百万红卫兵，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一些红卫兵的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林彪、以及周恩来等握手交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在万众瞩目之中，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

　　　　宋彬彬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而且，更进一层，报纸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的对话。毛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说：“要武嘛。”

　　　　8月18日大会后，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在8月18日的大会上，也首次公开了最高权力圈子的变动。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最高权力圈子中的第二号人物。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成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8月18日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彭小蒙和宋彬彬，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来自第一个打死了校长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所说的“要武嘛”，意义和影响远远不是仅仅关于一个人的名字的评论。

　　　　红卫兵暴力在8月18日大会后大规模升级。大规模的校园杀戮开始了。中学校长卞仲耘遭受的灾祸，变成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运。根据笔者所作的一项调查，在调查所及的115所学校中，其中有大中小学，有北京和外省的学校，有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文革中全部都发生了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无一例外。在这些学校中，在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杀害的教职员工，已经知道的有：

　　　　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语文教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校长梁光琪，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师吕贞先，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教师孙迪，北京第六中学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喻瑞芬，北京景山中学的工友李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学语文老师齐惠芹，北京１３８中学书记张冰洁，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语文老师陈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经被忘却的工友，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杨俊老师，北京吉祥胡同小学校长邱庆玉，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吴兴华，上海同济中学老师林修权，厦门第八中学物理教师黄组彬，广州第十七中学总务主任庞乘风，南京第二中学历史教师朱庆颐，南京第十三中学数学教员韩康和体育教员夏忠谋，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与其丈夫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西安第三十七中学语文教员王冷和王伯恭，西安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

　　　　这个名单中未包括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人。

　　　　1966年的夏天，全中国的学校变成了刑讯室、监狱，甚至杀人场。大批老师被迫害致死。 有人说，在文革中受害最大，受迫害最严重的一种人，是中学老师。这是符合事实的。他们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遭受了侮辱、殴打和折磨，有的象卞仲耘一样被打死，有的留下终身残疾，有的在饱受摧残后自戕。而杀害他们的人，是他们的学生。学生当中，当时高二和高三的学生满了18岁，其他四个年级的中学生还是未成年人。小学老师也被打死。而小学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只有13岁。文革领导人发动鼓励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打人杀人，鼓励他们变成杀人凶手，这不但残忍，而且邪恶。

　　　　校园暴力急速向校外发展。当时被称为“红卫兵杀向社会”，其中主要包括两项两项：一是烧书砸文物和抄家，二是殴打校外的“牛鬼蛇神”。师大女附中附近一家饭馆的服务员，一个18岁的单身女子，被绑架到校中化学实验室里。她的罪名是“流氓”。她被绑在实验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军用铜头皮带抽她。惨叫声一阵接着一阵，传到门外的甬道上。来来来往往的人都听到了。后来惨叫声渐渐安静下来了。学校的校医被叫来看。校医说，瞳孔散了，人已经死了。于是尸体才被解开绳子放了下来。这个女子有六个哥哥，都是工人，他们后来曾到学校来哭诉小妹妹之死。18岁的女服务员当然正在恋爱的年龄，这与“流氓”何干？哪怕她真有任何不当行为，怎么能受被捆打的惩罚？又怎么能被打死？就是她犯了死罪，中学生有什么权利来当刽子手 ？

　　　　除此之外，1966年夏天，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还在校外打死了7个人。更严重的是，这在当时并不算特别出众的情况。根据一项“内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区（师大女附中所在的区），8月下旬有333个人被红卫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所作。当时西城区一共有61所中学。平均一个中学打死五个半人。

　　　　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中央工作会议”发放了一个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为红卫兵功绩之一的，是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有理由认为实际死亡数字大于此数。但是，此数已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卞仲耘的死尚不在此数之中。1966年8月5日发生的卞仲耘之死，是8月杀戮的开端，经过三个星期的发展，在8月底前后达到每日被害人数的最高峰。由最高权力者号召鼓动，用中学生红卫兵为打手，打死手无寸铁的教育工作者如卞仲耘，以及大批没有防卫能力的和平居民，还视为伟大功绩，这实在是二十世纪统治者所作的最为残忍和无耻的行为之一。

五、试图讨回公道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一天，晚饭时候，在学生饭厅，听得到的是轻狂的议论和对被斗者的可怜状况的讥笑。校园里并没有发生没有因杀人引起的惊恐与不安，相反却弥漫着一片亢奋高昂的气氛。一群群红卫兵学生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裤腿高高卷起，走路昂首挺胸，说话高声大气。使用暴力和主宰他人生死的特权使人他们兴高采烈，自我感觉无比良好。

　　　　人血起了“革命燃料”的作用，推动文革巨轮向前，不但碾死平民百姓，也卷入早期领导过文革的上层人物。半年以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刘少奇的在师大女附中上学的女儿被迫离开家，搬到学校的宿舍。一天在宿舍里有人问她：“喂，刘亭亭，听说你在'红八月’时打死了三个人，是吗？”她回答说：“那是我吹牛。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说打死了三个人。”

　　　　所谓“红八月”就是指1966年8月。那个八月中，卞仲耘被打死，大批教育工作者以及居民被杀害，14岁的女生把“打死三个人”当作“吹牛”的内容。那个八月被红卫兵骄傲地称为“红八月”。实际上，“红八月”的“红”中，充满了人的鲜血。八月杀戮在文革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八月杀戮建立的思想原则，和人血一起渗透了文革的整个过程。

　　　　在这样的环境中，卞仲耘被打死后，她的家人不但不能抗议，甚至不能表示他们的悲哀。妈妈死后，九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尧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她知道是父亲为母亲的死，悲愤万分，在半夜不能入睡，但是也不能放声痛哭，于是，他只好伏在床上，咬啮草席，来压抑自己的巨大悲恸。

　　　　一年后，抄家的风潮过去了，卞仲耘的家人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卞仲耘布置了一个“灵堂”。他们把卞仲耘的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人，外人不能看到。他们这样作，是因为他们不能让别人看到这个灵堂。母亲是被打死的。供奉她，纪念她，可以被说成是“对文革有仇恨”或者“要翻文革的案”，这在当时也都是大罪。这样的衣柜里的秘密灵堂本身也体现了文革的残酷和恐怖。卞仲耘有一个深深爱她的家，她家也还有一个衣柜，所以可以有这样的灵堂。别的人家，可能没有条件也没有敢设置这样的灵堂，甚至家人也被洗脑，认为死者是罪人，是家庭的耻辱。　

　　　　1966年8月初的短短三天之内，王晶尧不仅仅失去了他的妻子。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8月4日，他们夫妇青年时代的朋友祁式潜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被指控为“小三家村”成员而且被“批斗”以后，服剧毒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卞仲耘被打死后的第二天，8月6日，他们的大学同学刘克林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六楼办公楼跳楼自杀。

　　　　在1966年8月5日惨剧发生之时，在此之后的十年文革期间，关于卞仲耘的死，不但没有对暴行的责备和批评，甚至也没有报导和记载。在文革时代留下的关于革命的种种报告和“大事记”中，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她的死亡。她的名字和生命，以及和她同期的死难者，被吞没于所谓“红八月”的气焰冲天的革命红光中。

　　　　关于卞仲耘的死，唯一留下的当时的文字记录，是师大女附中的一位教师在她被打死后写的一封信。写信者目睹了卞仲耘被打死，写了一封信给家属，描述了卞仲耘被打死的经过，并表示同情和愤慨。写信人是语文教师张静芬。但是，当时写信者不但不能署名，甚至还有意改变了笔迹，因为一旦被发现，可能给写信者带来和卞仲耘一样的命运。这是一个黑暗年代中仅存的道义之声。同时，这封信也让我们知道，那时的人们就知道这样的暴行是错的，文革在当时就不是大部分人热衷的革命。然而，无边的“红色恐怖”使得不同的声音从未有过机会发出。人们在铜头皮带和死亡面前压抑了良知。多数人屈从了少数人的野蛮和残酷。

　　　　五年之后，1971年，在1966年8月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死了。文革领导人开始缓和对被整的干部的政策。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上面的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

　　　　1976年，毛泽东死去，被称为”四人帮“的毛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个文革领导人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慢的否定文革的过程。两年后，1978年，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在为一批教育工作者召开的平反会上，西城区的负责人说，在西城区，有276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

　　　　王晶尧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他的这一努力没有结果。

　　　　王晶尧也开始设法要在法律上为妻子讨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即最后毒打摧残卞仲耘致死的三四个学生，他还控告了一个在1966年6月23日“斗争”卞仲耘大会上积极活动的外校工作人员。这个人因为私怨，到“斗争会”上“揭发批判”卞仲耘，而且制造伪证，把一张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师，试图以此证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事实上，因为不准被“斗争”对象自我辩护，加上凶暴的斗争方式，这种利用文革机会陷害人报私仇的事情在文革时代大量发生，也是文革能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1981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不起诉决定书”。这份文件写道：

　　　　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地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

　　　　这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说法显然不能服人。确实，法律规定了追诉时效期限。在追诉时效期限之外，不能再提出起诉。但是，文革延续了十一年才宣告结束。文革开始十四年后才被共产党正式“否定”。在文革时代，如果胆敢批评文革案件，就被称作“翻案”，而“翻案”又属于“现反”即“现行反革命”活动。在“追诉时效期限”内起诉文革案件根本就不可能。

　　　　在卞仲耘所在的中学，卞仲耘被打死两年之后，1968年8月，有一位化学女教师胡秀正在被“隔离审查”时坠楼身死。关押她的“罪名”没有别的，正是“翻文革的案”。胡秀正一家在1966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家具物件都被拿走，她的也是中学老师的丈夫几乎被打死。她并没有敢提出红卫兵在北京驱逐居民是非法的，她只是认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她一家不属于被驱逐出北京的范畴，所以她试图纠正她所遭遇的“错案”，把自己一家从惨境中救出。但是文革的“逻辑”是，如果你不属“敌人”范畴而被整错了，你要改正，那么你就是“翻案”，就是“反对文革”，你就可以因这项新罪而被划进“敌人”范畴。胡秀正不但未能翻成案，反而因此被害死。

　　　　如果可能，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当时，王晶尧马上就会去法院告状。他当时就买了一个照相机拍下了卞仲耘的一身血斑伤痕，留下了证据。杀人偿命，是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的规则和常识。但是在那个时候，警察和司法系统都受上级命令不保护被打被杀的人。假使王晶尧在文革中为卞仲耘之死上告，他自己一定也早就成了“反革命”，不是也被打死就是被关押起来。上文已经写到，卞仲耘死后一年，她的家人为她设置灵堂，都只能设置在外人看不到的衣柜里面，哪里可能要求法院惩办凶手呢。在1978年以前，被害人家属只有忍气吞声，根本不可能起诉任何文革时代的害人者。在文革结束后，检察院对文革案件如此实施“追诉时效期限”，实际上是使得起诉文革时期的非法迫害事件从根本上变得不可能了。

　　　　这样的处理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此同时，北京第六中学自设监狱打死人的红卫兵也不被起诉了，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打死校长沙坪的红卫兵也不被起诉了。在1966年夏天，北京有几千人被活活打死，但是没有打手为此受到法律上的惩罚。决定这样处理1966年的红卫兵暴行的，是胡耀邦。文革以后，胡耀邦在否定文革和平反冤假错案中其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强调对文革中的案件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他主张给受害者平反，同时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胡耀邦的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对早期红卫兵的偏袒，也是为了阻止追究毛泽东的责任。众所周知，1966年8月在北京杀害大量中学老师和北京市民的红卫兵，以一大批高级干部的子弟为首。同时，红卫兵的八月杀戮和毛泽东的鼓励有极为明显的直接的关系。

　　　　王晶尧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不服。他不屈不挠继续上诉。他也通过他认识的高层权力圈子里的人，包括全国人大代表，试图推进这一案子。但是未有任何进展。又过了8年，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最高检察院的决定说：

　　　　经复查，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五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做法所为，此事与袁淑娥没有联系。因此，不能认定袁淑娥犯有故意伤害罪。

　　　　王晶尧同志反映袁淑娥在1966年6月21、22日其中一次批斗会上曾揪过卞的头发。经查，王晶尧同志反映的情况没有其他证据的印证。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这个决定说了谁对卞仲耘的死没有罪，却没有说谁对卞仲耘的死有罪。卞仲耘的死不是正常死亡。检察院有责任追查死因。其实，在法律上，对杀人案件，没有追诉时效限制，任何时候发现证据，就能起诉。对于杀人案，即使没有人为死者告状，检察院也应当充当公诉人，起诉罪犯。这样对待卞仲耘的死亡，至少是检察院的失职。

　　　　另外，既然最高检察院知道这是由北大附中的暴力迫害引起的（在这一点上，检察院指出的确实是事实，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最早开始大规模的校园暴力迫害行动。），他们就应当追查北大附中。事实上，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毒打了一些老师和学生，也打死校外居民多人。其中一例是，1966年8月27日，在卞仲耘被打死22天之后，中国科学院大气所工人陈彦荣在家中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抓走并于当晚被打死在北大附中校园里，与陈彦荣在同一晚上被打死的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但是，检察院对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杀戮，对陈彦荣等人的被害，也什么都没有作。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没有受到法律处罚，也不为他们的暴力杀戮表示道歉和忏悔。

　　　　最高检察院如此作的原因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追查红卫兵产生地之一的北大附中，就会查到热烈支持过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江青和毛泽东。他们不能这样作。虽然江青已经作为“四人帮”的一员在毛泽东死后被抓起来，并被判了“死缓”，毛泽东的责任还是不准追究。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重点追究了江青如何迫害上海电影界了解她1930年代在上海当电影演员时期的历史的人。在这一事件上江青的个人动机和罪责十分明显。但是对1966年的红卫兵暴力，对卞仲耘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的死亡，就很难说成只是江青一个人的责任，因此，也就不加追查。

　　　　在卞仲耘的案子上，即使是文革结束十多年后，也设有一道牢牢的防线，使其无法越过而得到法律上的解决。在卞仲耘被打死27年之后，面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一决定，王晶尧已经无其他办法可想。但是他为卞仲耘之死在法律方面讨回公道的努力令人钦佩。

六、卞仲耘被害的原因

　　　　文革后，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报纸和杂志发表了一批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但是他们中只是非常高级的干部以及最有名的作家。甚至在这些文章中，也很少说及他们是怎么死的。这些文章主要意在为死者“恢复名誉”而非说明历史真相。“被打死”和“自杀”是新的禁忌，不见于报刊文章。一个新的短语被常常使用，“被迫害致死”。这个说法相当含糊，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才理解这个词背后的那些“斗争会”、棍棒、铜头皮带和“隔离审查”等等。另外，报纸和杂志显然有一个按照死者地位高低来决定是否发表这样的“平反”文章的准则。正因为如此，在文革中受到最严重的迫害的中学老师们不够“资格”被媒体报导。在文革开始时，是千万教师们成为第一批牺牲，刺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文革领导人没有因为他们无权无势而饶过他们。当文革结束时，他们的死亡和痛苦却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不但官方媒体如此。到2000年为止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和两本关于红卫兵的专著，都没有提到任何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

　　　　教师们所受的迫害没有被报导，这不仅是因为媒体势利眼，没有把普通人和高级干部作为文革的受害者平等对待，还因为这种大数量的普通人的死亡的报告，会改变对文革的大图景的描述，从而也会改变对文革的性质的分析，以及引起对文革的责任的深入追究。于是，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出版上，也有一道防线被建立起来了。官方规定了对有关文革历史书刊出版的严格限制。卞仲耘和大量被害教育工作者的故事被排除在外。

　　　　由于卞仲耘和大批教育工作者的死亡不被记载和报告，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红卫兵们也从来没有认真道歉悔过。比如，刘少奇在师大女附中上学的女儿刘亭亭参与了1966年8月5日殴打卞仲耘致死的暴力行动。她的国家主席女儿的身份，显然对暴力行为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他的子女也受到迫害。1980年，刘少奇得到平反，刘亭亭和姐姐及哥哥联名发表了一篇长文《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文中对他们自己参与1966年8月的红卫兵抄家活动写了一句话：“十几年来，我们最感到内疚的就是这件事。” （《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8日连载。）然而，到了2003年，刘亭亭在纪录影片《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发表谈话的时候，只提她的父亲受了迫害，却一点没有提她曾经参与迫害别人。这部电影里出现的别的红卫兵，也没有一人对1966年8月的红卫兵暴行表示道歉和悔过。这种不道歉不悔过不但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原因，也因为卞仲耘们的故事被长期禁止谈起，早已被排除在公共记忆之外。

　　　　面对这里写出卞仲耘的故事，不能不讨论：为什么杀害卞仲耘？为什么杀死和侮辱、毒打、折磨一大批和她一样的教育工作者？

　　　　作为个人，卞仲耘的死也许有一定的偶然性。她的丈夫在中国科学院工作，那里的文革虽然也斗争人，也残酷，但是那里没有中学生，没有红卫兵，没有过象卞仲耘的中学里发生过的那样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行为。中学生红卫兵打人最为凶暴。以致后来在其他单位中，对被“斗争”的人，可以用“你再不老实认罪就把你交给红卫兵”作为威胁。如果卞仲耘当初未进中学教育界，而在别的什么单位当一个中层领导干部，她在文革中也会被“揪斗”，但是她可能不至于有这样可怕的死亡。如果她在大学里当一个领导干部，她也会被打，但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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