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道德是一个不能面对的问题吗？　徐童首次正式回应《麦收》争议

　　如何处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
　　
　　史杰鹏：就是说她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片子？
　　徐童：还没有。
　　
　　史杰鹏：她也没要求要看？
　　徐童：我前面说了，一开始她提过要看，后来就放下了。这里头还有一些事；还有她姐们儿的情况。我们见面谈过。比较复杂。我不想细说了。总之，我明白她们给了我最大程度的理解。尤其是妞妞，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她都贡献了自己生活的真实影像。而这些影像无不以她个人的力量，颠覆了污名之下的性工作者的形象。就像很多观众朋友们看后，都说她很阳光，很可爱。甚至我的一个警察朋友看了，当面告诉我说深受感动。
　　
　　史杰鹏：她是否经常问你为什么要拍这个？
　　徐童：很少，她不是那类絮叨的人。她是拿我当一个朋友在拍点东西而已。没什么。我的机器是从不离身的，吃饭睡觉都是在我一伸手的地方。我现在还是这个习惯。她就是觉得我是这么一个人。
　　
　　史杰鹏：在《麦收》之后出现的那些争议，或者说是批评。它会影响到你做纪录片的想法么？
　　徐童：不仅没影响，反而是个刺激。我是指那些恶语相加的人。相反，几位学者的批评让我受益匪浅，感到拍片的路子越走越敞亮了。像前面谈到的张献民先生，他在文章里强调的言论自由问题，他大概是说这种自由表达的权利不仅不能屈服于来自官方的压制，也同样不能屈服于“道德不适感”的团体和个人；台湾政治大学郭力昕教授所论及的“妓权”问题，让我对台湾的“去污名化”的社运有所见识，文中还指出了小资产阶级左翼青年的幼稚可笑，也就是“自我正义”式的道德标榜的短浅；还有经由哈佛大学的钱颖女士转达过来的，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郭锐先生在哈佛放完《麦收》后的讨论会上所说的：在美国这样高度法制化的社会里，“合法”是否一定就可靠，“非法”是否一定就不能接受？他进一步强调了“社会得失”的重要性。
　　
　　史杰鹏：您和您镜头之间的人物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有距离？您怎么看这种距离的？
　　徐童：我是尽量缩短这个距离的。前头说过的知识分子的行动能力，我主要指的就是这个。在我们的认识系统里，有这么一种基因，一粒儿种子，到时候就会起作用，就得发芽往外拱。它就是返身回到基层，重返民间，成为大多数人的能力。这个能力实际上就是冲着你说的“距离”来讲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其实，这还是个立场问题（去年朱日坤先生主持的以“立场”为主题的讨论，大概包含这个内容）（编者：相关阅读一场关于纪录片创作立场/现场的自由交流）。
　　
　　很多年以前，诗歌界有过一次关于“民间写作”的争论。它最大的贡献是使诗歌创作重返民间状态；避免了那些已经沦为资产阶级文化名士之徒所主导的诗歌方向。差不多十年前吧，在北大去听民间诗人的朗诵会，现场反响挺大的。作品质地朴素、粗砺，离生活很近。纪录片也是这样，作为职业作者返身回到基层，缩小和他们的距离；有意识的放弃文化精英的地位，所谓“去精英化”，这样，生活的另一面才有可能真实的呈现出来。以往，经常有人问我，怎么能拍到这些真实自然的镜头，这个立场和态度应该是个前提。可是，真正做到是很难的。你非得抛家舍业不可；非得扒你几层皮不成。这不光是搁下对一家老小的担待，还有自己的全部生活，所思所想所牵挂的都得整个扔下。还不是一天两天，十天半拉月的，是几年，是数载。老吴有个形象的比喻，说是钻黑洞。他还另有道德困境和再现危机的所指。黑洞是什么？一说黑洞是哑铃形的，一头是吸入，一头是抛射出另一个世界；另一说黑洞里面并不是全黑的。拍纪录片就是这样，个中滋味，冷暖自知；钻进去的越深，反而越能见着些光亮。
　　
　　此外，我所说的去精英化，并不是把自己归零，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是。那也做不到。而是摒弃偏见，解放自己的感受力。我很接受苏珊.桑塔格，她在《关于“坎普”的札记》里说：“任何一种可以被塞进某种体系框架中或可以被粗糙的验证工具加以操控的感受力，都根本不再是一种感受力。它已僵化成了一种思想……”别人还有一说更直接：“经验，这个肮脏的保姆”。你不扔下它，真实的生活就算搁在你眼前也照样视而不见。“去精英化”是以知识的方式反对知识。我片子里常表达的一些东西，困境，命运，人性等等来说这些很古老主题。周浩先生在他的“镜像中国”的博客里说：很惊讶在这样的年代还有人拍这样的片子。他的意思是说这种片子比较少见，或不合时宜？我感谢他的意见。这些古老的东西在不同的年代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拍片子就是要打开自己的感受力，体察其中的这些变量，进而实现不同的表达。
　　
　　史杰鹏：你拍这些边缘人，是为了让观众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你是否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一定程度上的改变这个社会？
　　徐童：我觉得不会是立竿见影那么简单。它至多让我们去解这个社会的某一方面。但我相信，了解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我们永远生活在困境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需要不断的去表达这个困境。这也是我拍片子的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