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道德是一个不能面对的问题吗？　徐童首次正式回应《麦收》争议

　　云之南NGO抗议事件、香港麦收事件始末及徐童的回应
　　
　　史杰鹏：从小说到纪录片，你为什么最后会选择纪录片这个方式？
　　徐童：纪录片更有真实感。
　　
　　史杰鹏：具体转化过程是怎么样的？
　　徐童：小说和纪录片并没有一个天然的界限。如果从内容上说，它们俩甚至还很接近：人常说“文学即人学”；我拍纪录片也是在拍人。拍那些在现实困境中的人；拍他们的基本情感、命运和归宿等等这些。它不是贪图自我表达的个人志趣。它有一种不为一时一事的表面现象所左右的沉稳气度。它关心的是一些根本的东西。这些根本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大道理。喜、怒、哀、思、悲、恐、惊，就像人脸上的这些个表情，不是说一颦一笑都和政治处境，社会状况对号入座；可是，在人的脸上又都看得出它们的影子。让人触目惊心。所以说，文学从来不是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纪录片也一样；可是文学又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些东西，纪录片也差不多。
　　
　　小说和纪录片作为两种不同的手法，它们之间的转化对于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拍片子是我的本行，影像那套语言方式我并不陌生。另外，尽管小说和纪录片都是在表达有关人的真实状况，不一样的是，小说是虚构的真实；纪录片是真实的虚构。这并不是文字游戏，前后倒了个个儿，意思就不一样了。换个说法是，小说是虚构的，所以它可以明目张胆的“撒谎”；纪录片是真实的，因此它可以明目张胆的“诚实”。你越说你是在写东西，人们就越相信真有其人，确有其事；你越说你拍子，人们却越怀疑你的真实性。这说明了什么？纪录片作者也有个“自我正义”的问题。人们根本不相信那些个看似来势汹汹的东西。你越正义凛然的去拍摄，人们越觉得荒唐可笑；人们需要直截了当的东西，它们是一些最基本的原则问题，诸如自由与平等。当然，人们也不是一刀切的，各种政治理想，价值观念，尤其是道德观念。大家习惯于把自己圈定在自我完善的人性与道德的范围里，自然会对直截了当的东西产生道德不适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道德不适感是很狭隘的，甚至是可耻的。与其说人们担心片子会给当事人带来麻烦，不如说更担心自己所希求的完美道德遭受玷污。
　　
　　史杰鹏：那妞妞对您的影片有什么样了解呢？
　　徐童：一无所知。特别在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也一样一无所知。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再清楚不过的，她们必须以她们的方式生存下去。《麦收》是我的第一部纪录片，开拍时只有一些粗略的想像；在以后的生活里又被改变了不少。妞妞那种性格，前头我已经说了，和在片子里你们看到的一样，她只专注于应付她的那种生活，并不在意我拍什么。
　　
　　最后，当这个片子赶着去参加第三届北京独立电影论坛时，也没来得及给她做一个纪念版。就是去掉粗口，或者暴露她身份的镜头，好让她们家父母也能看。后来，到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放映的时候，就出了问题。当地的NGO提出抗议，说我侵犯了她们的权利。让我停止放映。在网上也有很多人谈论这个。她知道后就打电话给我。当时有点火了，但没到掰了的地步。她提了三件事：一是让我消除网上的东西，二是在大陆不再公映，三是要看片子。我撂下电话就和朱日坤先生，周浩先生以及其它几个网站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撤消和修改了有关《麦收》的信息。紧跟着五月份草场地的放映也临时取消了。之前，片子已经送到老吴手上了。没辙。片中的另一个当事人扬言要到草场地去闹。停映也是不想给老吴惹麻烦，尽管我知道老吴不是怕麻烦的那种人。电话里老吴同意不放了，并提醒我可以拍个新片子了，指的是拍拍这几个月来的事。
　　
　　后来我去香港参加华语纪录片节，闹得更厉害了。抗议的NGO们在放映厅的舞台上打出红布条幅，上面写着“导演持强凌弱，电影节助纣为虐”这样的标语。片子推迟放映一个多小时。四个港警到现场维持秩序，登记了我的姓名和住处。同去的赵珣导演帮我拍了不少记录。这就是所谓的香港麦收事件。其中问题的焦点是关乎性工作者的权利问题。香港的NGO认为我的片子暴露了当事人的身份，会给她们的生存带来麻烦。对此，我之前已有慎重的考虑。在片子里回避她们的个人信息；回避所有的交易镜头；也回避所有的暴露镜头。但是有一个不能回避的是，这个有关妓权的根本问题。
　　
　　事隔一个月后，《麦收》应台湾电影批评家、电影节策展人游惠贞女士的邀请，在“台北电影节”的“华人影像精选单元”放映。放映的场地是在灯红酒绿的时尚街区西门町。那里让人晕眩的世俗感，正好和片子里令人窒息的杂乱空间形成强烈反差，其实在骨子里却是彼此暗自呼应的。映后的结果和香港截然不同。台湾妓权运动的社运团体，“日日春”的负责人看后，认为《麦收》是部真实而诚恳的纪录片。后来台湾政治大学郭力昕教授在他关于《麦收》的文章中指出：《麦收》的价值与道德，正是希望藉著一部平等、诚恳地看待性工作者的纪录片，多少改变一般华人对性工作与性道德的偏见。这种对影片理解的深度以及平和的态度，是和台湾社会多年以来争取妓权的社运背景分不开的。
　　
　　（徐童注释：在上个世纪末，陈水扁废除公娼的时侯，台北就爆发了公娼上街游行的抗争运动。她们打出的标语是“卖淫者是劳动者”，“妓权是人权”，“除罪化是新潮流”，“陈水扁欺贫又笑娼”。这些自称“粉领”的公娼把矛头直指阿扁政府，为争取自身做为少数族群的基本权利而斗争。公娼们所争取的妓权，实质上就是她们的人权。进一步说，国际妓权组织，1985年在阿姆斯特丹发布的“世界妓权宪章”里，是这样概括的：保障性工作者的全部人权和公民自由，包括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屋的权利，以及言论、旅游、移民、工作、婚姻和生育的自由。在台北的抗议活动中，公娼们常以公开的面孔面对世人，其意义正像“日日春”秘书长王芳萍女士所说的：妓权运动的重点，不止单纯的在于修法工作，而是对性道德的作战。相形之下，内地和香港对《麦收》的抗议，恰恰没有抓住这个问题的核心。在我看来，这是长远的整体利益和眼前的局部利益的冲突。）
　　
　　《麦收》从08年首映至今一年多了，有关它的争议文章鱼龙混杂。其中有对我深有影响的，极具建设性的文章。像张献民先生在他的博客“电影讨论现场”里的文章《版权、侵权、WEI权》；台湾政治大学郭力昕教授的专论《妓权、性道德、与自我正义——再谈‘麦收’与纪录片的伦理》。也有狗屁不通的垃圾，正如郭力昕教授所说的那类“自我正义”的人，躲在伪道德的安全岛里，抡着伪道德的狼牙棒，貌似声张正义，实则愚不可及。 后来，经过那些事，我越发肯定不给妞妞看《麦收》了。这里一方面有作者的权利问题，给谁看不给谁看是作者自己的事，从来没谁说一个纪录片拍完一定要给片子里的人看。另一方面，我也不希望妞妞陷到这事里头。这是针对我们的实际情况来说的。也就是刚才说的，出于对长远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平衡考虑，这两个都不能偏废。尤其在尚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尽量让被拍摄者免受伤害是更重要的。所以才有在内地停止公映那些决定；包括在云之南和香港至今，我始终保持保护当事人和回避无谓的冲突这个基本态度。这不是说悲观，而是说如何恰如其分的去做自己该做的工作，并且可以持久下去。我只希望将来有一天，这个问题可以摆在桌面上去谈的时候，《麦收》作为一部纪录片，可以为那时的人们提供一些真切的影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