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道德是一个不能面对的问题吗？　徐童首次正式回应《麦收》争议

　　徐童首次正式回应《麦收》争议 为将来提供的影像记忆
　　
　　此前，对于《麦收》事件，无论是云之南的讨论、还是香港的抗议、静坐、示威。导演徐童一直没有任何只言片语的正面回应。对于此次回应，徐童说，在《算命》还没有出来时，如果单独以《麦收》去谈论，是很难理解作者真正的出发点和视角的。从《麦收》到《算命》，徐童完成了对底层社会从个体到群体的观察与表达。导演应亮在看过《麦收》后曾表示：我发觉围绕这部片的所有争议都非常无聊。而对于徐童的两部片子，应亮认为：《算命》比《麦收》更生猛、 更疼痛 、更北方……《麦收》的痛是深深地扎在子宫里、蔓延在狭小空间的；《算命》的痛搅动了整个躯体，辐射到公共空间，并不断放射出巨大的能量，把观众逐一击倒。
　　
　　说明：由于导演坚持为了更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思考，同时希望可以带给其他人更加严肃的学术思考讨论的空间，而非一些谩骂式的讨论，因此，徐童导演在史杰鹏、钱颖和徐童现场访谈对话稿基础上进行了比较深入仔细的修改和确认。本文是徐童导演的修改确认稿。文章黑体加粗的部分为编者所加。
　　
　　关于导演徐童及与妞妞的关系
　　
　　徐童：当时在写小说，是想了解里面小姐的生活故意找上门去的。之前，我倒不至于幼稚到只是一些愚蠢的想像：阴暗的，肮脏的，贪图钱财甚至穷凶极恶。如果就是这样也不足为奇。而是说，大家都在奔口饭吃；在谋生讨生活这件事上没有什么两样。她们只不过更直接了当。
　　
　　说起妞妞，她认我叫大哥。这丫头开朗，乐观，够仗义，有男人的性格。她是个小江湖，懂得人情世故。亲人间的，哥们儿间的，姐们儿间的，朋友间的，主顾间的她都有分别。远近亲疏；分寸得当。她明白在外头该怎么混。有一套自己的活法。所以吃得开。骨子里是个很硬的人。说话也确实跟劲。快言快语，直来直去。这在片子里你们都看到了。
　　
　　妞妞挺好花钱。爱买好看的衣服，首饰。好打扮自己。头发了指甲了，都弄得挺精心。不是出于工作如何，我看是天性。花钱的大头儿是给家里花的，用在她父亲身上。那阵子，有天晚上妞妞给我打电话，说她爸眼睛看什么都是双影，人晕得下不了地；问我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天后，我便草草打理完手头的事，和她一块回了老家。到老家当时的情况就是《麦收》开头的那些内容：她爹躺在炕上打着点滴；大姐二姐坐在炕沿上搭和着；她妈赶集去了，刚进门。那会儿麦子长到小腿肚子那么高。河北中部是产粮区，满眼是大块的青绿的麦地，没边没沿的……
　　
　　这些内容并不是《麦收》最早拍摄的。当时我的直觉是感到麦收的故事应该从这开始说起。一堆乱糟糟的人和事；一堆乱糟糟的生活就该从这儿起个头。
　　
　　史杰鹏：可以介绍下你教育背景么？
　　徐童：我是1965年生在北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当时二十岁出头，打学校里出来，眼里能搁得下什么？那会儿还包分配，如果不出叉子，应该进CCTV；最次不过，当时有个空军指挥学院点名要我，可我就是不去。现在回头想想，太狂了点儿了。记得上学那会儿，大家都看尼采，萨特，福柯，罗兰.巴特这些人的书，稀里糊涂的接受了不少所谓“异质”的思想。
　　
　　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拍电视剧了。到了社会上的头一年，为拍片子辞了职。那是八八年，八九年吧。那时候的电视剧和现在不大一样。长篇的连续剧少，短的上下集多。像故事片；当时叫“单本剧”。那会儿就想干这个，而且运气不错，刚出校门就拍了两短一长的三个戏。短的是现代戏；长的是革命历史戏。在陕北延安附近干了半年。片子叫《悬崖百合》。导演是王苏原先生，我干摄影；主演是刘文治先生和蒋文丽女士。当时，刘文治先生刚拍完电影《孙中山》，眼里还时不常带着慈爱的目光；蒋文丽女士还在电影学院上大四。这片子拍得挺下工夫，积累了一些经验。微薄的收入也能勉强维持生活。现在都叫自由职业了，比较普遍了，那时候还很少。当时人都是有工作单位的。有戏就拍戏，没戏就在家呆者，是个半失业状态吧。89之后，政治气氛异常紧张。接着就是全国范围的“扫黄”（运动），那时侯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的重点是清理书报刊物和音像市场，查禁自由化的政治书籍。拍戏的活少多了，我从半失业变成了全失业。
　　
　　我想说的是，受教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光是学校和书本儿的事。我个人的体会是，家庭环境是一块；上学念书是一块；来到社会上再是一块。这三块对人的影响各不相同。排排顺序，按大小轻重说，在社会上的经历影响得最厉害，其次是家庭的，再次是上学书本儿里的那些。家庭影响就跟出苗时的墒情，墒情好坏可以影响一辈子的方向；之后上学呢，学了点手艺来在社会上，大家都想施展一番，这种天真的想法对它的评价至多是可爱。书本里的那点东西是死的，包括不了变化中的东西，这是一；二是学校教育，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是把人变成一个样，一种适合于某个系统的人。让你成为其中的一个。
　　
　　我成长在了一个快速变化，前途未知的年代。到现在拍纪录片还是接着受教育。它让我长了见识；重新观察，体会周围的很多东西。把这个我所了解的，特别是底层社会的面貌铺展开。从拍《麦收》到《算命》，再到《老唐头》，正拍着的这个，拍摄要求我钉在现场。不停的奔里头钻。其恶果是让我的生活方式，身份认同都发生了改变。它迫使我反省自身的同时，不得不放弃先前的一些偏见，尽量把自己还原成和他们接近的样子。我想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应该有个自我批判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只是呆在书房里的；拍纪录片让我有机会去身体力行。摄制工作实际上就是一种行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