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东蒋先生

个体状态的平等进入


刘　说来也巧，我的上一个访谈，是在大连做的，所谈的内容也是涉及到“老宅”的拆迁，那个片子纪录了老宅里拆迁户的群体印象，而《房东蒋先生》纪录的是非常具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心里感受。你是先听说有这么一个人的，还是租住了这个房子之后才发现了他？

梁　2002年夏末，因为我要跟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合作，剪我的那部去塞拉里昂拍的片子。住酒店的话，费用太大，有个朋友就说找个地方给我住。他说他认识一个老头儿，老头儿有17间房子，三层楼，就他一个人，没结婚，也没工作过，到时给他些钱，他家离电视台大概走十分钟就到。只是老头儿有点怪，希望我跟老头儿处好一点，别跟他闹意见。当时我也没多想，他有17间房子，这么大，怎么住我也不会打搅他呀。

刘　后来呢？

梁　我到上海后，带着行李跟朋友就去了。去之前，我们跟老头儿打了电话，到了老头儿家外面，看到周围正在拆迁，朋友说老头儿出来迎接你了，我当时一看，呀！老头儿穿着特白的衬衣，雪白雪白的，灰色的西装，烫得特别平整，头发弄得一丝不乱，油头粉面的，这么精神个老头儿！这么讲究的老头儿！心想家里一定特干净、特好，那些房子也满满当当的像客房一样的。我挺高兴跟他上去了。开了门，破铁门咣咣的，一层什么东西都没有，空的，二层，只有几个破椅子，到了三层一看，整个一个垃圾场，因为他要搬迁嘛，东西全用一些小纸盒子装着，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破破烂烂的，有几件小家具，破床、破电视机，在那还树着个梯子什么的，他家墙上还被凿了个大洞，外面还传来很大的冲击钻的声音，“得哑——”的，特吵、特乱。

刘　那你没有立即走掉？

梁　我一进去，朋友就跟我道歉说，梁子对不起，我不知到这里要拆迁，咱们不住了，重新找个地方，又没床什么的，怎么住呀。但我一想，老头儿反差这么大，这房子上来的时候，是摇摇晃晃的感觉，再回头一看老头儿，那么西装革履的，那么笔挺的，简直跟这个房子格格不入！其实，这时我根本没想到会拍什么，我就是有一种好奇，我就说，不走了，我不走了！老头儿其实也不是特想让我住，说没床什么的，我说铺个垫子，地铺也可以。老头儿特别不情愿地找了个垫子。当时，屋里面特乱，全是土，特乱、特脏。等我晚上从电视台回来，灯光很黑暗，放着周璇的歌，老头儿已经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了，一个带扶手的简易沙发上铺着白毛巾。一想我这是在大上海，一想不远处就能看到的锦江饭店，我看着那白毛巾，就特来气，我特别忌妒地说，你把它打扫了干什么！你换成白毛巾干什么！老头一看我特厉害，说客人来了总要打扫干净的呀！然后，我们也没什么话说，我也根本没想到要拍什么片子。

刘　当时没想到，但是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想要拍他的？

梁　很快。第二天，我去电视台跟他们说了这个怪老头儿，反差大，老房子里总有30年代的感觉，可房子又要拆迁，他已经是个“钉子户“了。我也直觉到，单从这些，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东西，但究竟有什么，还不知道，同时也在犹豫，是单纯拍照片，还是拍片子，我还没想好。电视台的人听了以后就说：“赶快拍片子呀！”我当即决定拍片子了。

刘　你当时带着你的PD100AP？

梁　我当时是带了这个机器来上海的，要没带也不会拍了。



个性张扬的自然纪录



刘　从介绍你的文章中来看，你一直关注的是城市之外的人和事，这次怎么把关注点落在了最具城市特色的上海，落在了最具上海人特色的蒋先生身上？看来，你关注的兴趣点不仅仅是以地域来划分的，那么，这个兴趣点是由什么来确定的？在什么情景下，你萌发了要纪录房东蒋先生的念头？

梁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觉得他挺怪的，反差太大，特别想了解他，就是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的人，当然我之所以能拍成他，也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的人，也是挺好奇的，而且我这人是个见面自来熟，才去一两天很快我们就搞得特熟。但实际上我特痛苦，我根本就不愿进他家，因为他家靠近锦江饭店，锦江饭店是个五星级的，特豪华，上海电视台也是高楼大厦，里面条件特别好，是全国一流的。可我来到上海，窝在这么一个地方，心里特不痛快。

刘　当时没想到去跟电视台借个机器，请人来跟你拍？

梁　没想。我当时想的就是，即使拍，也不能打搅老头儿太多的生活，我能感觉到老头儿是个非常安静的人，我本人也刚住进那里，而我和电视台的人也不熟，又是第一次合作。我没接触过老头儿这样的人，老头也没接触过我这样的人，他爱安静，我本身又躁得慌，如果我再带人来拍，乱乱哄哄，这绝对不现实。老头不喜欢的人，他都不让进门。最后，我都跟他特熟了，曾经带过两个人来，他很勉强，不屑一顾，他很傲。

刘　你一开始就想清楚怎么拍了吗？

梁　没有，没想，不太明确。拍老头，是顺手拍的。那时我一早就到上海电视台去跟干超他们一起剪我那部非洲的片子，我就会跟他们说，昨天拍的什么什么，人家就问怎么拍的，我就说怎么怎么拍的，人家就说要这样、要那样。我老是恶心老头儿，讲老头儿的笑话，什么呀一个破牙膏皮还擀了又擀的，他们说这个情节太好了，应该拍，一个摄像也不停地说怎么怎么拍。另外，他们对这个题材也很感兴趣，说梁子你一定要抓住这个题材，因为这样的事、这样的人特少，很难得。

刘　在拍《房东蒋先生》时，脑子里有没有一个现成的概念，什么叫纪录片，纪录片应该怎么拍？

梁　没有，我现在都没有。你现在要让我说什么是纪录片，纪录片该怎么拍，我也不知道。

刘　那在你的直觉中，纪录片应该是什么样的？

梁　我只觉得纪录片，就是纪实性要强，是真实的，当然我觉得手法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国有10样，世界上就应该有50样，而且还有其他超过50样的，你还可再搞定51样，也无所谓。但它一定是真实的、不是去摆的、不是虚构的，仅此而已，就够了，只要这个事是真实的，完整不完整，有没有前因后果，都没关系，但只要它是真实的就可以了。至于手法，是不是纪录片的手法，还是什么什么手法，都可以，访谈也是纪实手法，它也是一个手法，一个方式。

刘　关于真实问题我们在这不讨论，顺你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按照一些固定的框框去拍纪录片，那你怎么会自觉意识到这一点？

梁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摄影。因为我在摄影上已经走过了那种必须按规定性、规则性的东西去拍的过程，一想我就觉得特别恶心，但我想跳却很难跳出来。所以，我拍纪录片的时候，就再不想这样做了，再不要手把手去学，再不希望从什么书去学了，我不想知道什么规则，因为你知道有了规则，要打破它就太难了，与其你要打破它，还不如不想知道它。当然，最基本的拍摄是有规则的，比如推拉摇移，我过去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还可以停，还可以怎么怎么的，所以知道一点就够了，剩下的构图、用光等就是摄影的手段了。

刘　对，你有摄影的良好基础。

梁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也不敢这么说。基本的摄影技术、手段、构图等要知道，否则你也拍不了纪录片。

刘　在《房东蒋先生》中，整部片子充满着鲜明的对比，比如：一个上海男人与一个北京女人，一个生活在城市、充满小资情调的“老克勒”与一个穿越过战场、深入过青藏高原、只身闯荡过非洲、阿富汗的摄影师，还比如年龄、性别、语言、性格、生活背景以及价值观念等等，你在选择这个题材的时候，意识到这种鲜明的对比性吗？意识到这是片子的亮点吗？

梁　意识到了，如果没意识到，我也不会对他感兴趣，这是首先意识到了的，因为这个人离我的距离太遥远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么一个普通的日子捕捉住了这个人物。当时不管是下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我能住在那里，去揣摩他、观察他，肯定会直觉到这样的反差因素，这种反差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他是个北方老头，我可能不会感兴趣的。

刘　在片子里，你开始叫他蒋叔，后来叫他老头儿，而蒋先生把则你叫成“姑奶奶”，反差这么大的两个人在一起，怎么能够相融呢？

梁　我跟你说，一千个人里也难有我这样的，你知道我爱好什么吗？我最大的两个爱好就是，一喜欢去陌生的地方，二就是喜欢跟陌生的人打交道。但是，这次我是克服了很多很多的情绪上困难的。一开始我特别不习惯他，很烦他，说话嗲不啦叽的。我是个自由惯了的人，根本就不习惯整天回去后就面对这么一个没感情、没血缘的老人，还窝在那样的黑房子里，我一回去就发愁。所以，一开始连着有这么三、四天，本来晚上9点就该回去了，可我就是不想进去，那时这一带拆迁，也没什么酒吧，我就在马路边上走过来、走过去，能走一两个小时。看着那灯光我害怕，太阴森、太带有30年代的感觉，太格格不入，太压抑了，恨不得一进门就钻进被窝睡觉。根本不想跟他说话，明知道这个人物有意思，也不想拍他。

刘　后来，怎么融洽的？从开始两个人隔绝、生硬的状态，到后来俩人都变得很温和而互相牵挂，他半夜为你煮红茶，早上为你做三名治，用刷子连搅带戳地给你洗衣服，你送他衣服，为他请律师，跟他买来蛋糕“庆贺离别老洋房”，是什么带来了这样的转变？

梁　过了10来天，我就回北京了。当时，一上飞机，就觉得太好了，终于离开那儿了，我又开始了我熟悉而躁热的生活。可是，后来发现我好像有一点习惯了那个黑暗的灯光，有一点习惯了一个老人那种很静的生活。生活一躁热，我就想到他挺可怜的，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他接电话时都快哭了，他说“一个人，觉得很无聊，觉得很没有意思”。可是真要让我回去，我还是不想回去，要不是电视台有事，我真不想回去。不过，走时我还是给他买了一件衣服。等我再回去的时候，他也给我买了一身棉睡衣，特便宜那种的，当然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份心意。很怪，临进那个房子的时候我还不想进去，但真正进入以后觉得挺好的，觉得挺熟悉的，我又回来了，这是第二次。从那之后我对他就再也没有反感了，也没有对他看不惯了，就很适应了。然后到第三次再去的时候，特轻松，像回家。后来我发现，我跟他学了好多东西。

刘　你忽然意识到，这个人生活得很精细，是你原来不曾有过的？

梁　对，我学会了如何喝咖啡，辨别什么是好咖啡，为什么喝柠檬红茶，像他做的那么好的柠檬红茶，我再也没喝过。还有，为什么指甲不能剪，只能挫，要挫成什么形状，在他的指点下，当时在上海我留的指甲可漂亮了，这一回来就完蛋了。那次见面，他说“让我看看你的指甲”，我说“别看，早没了！”后来我已经跟纪实频道的人熟了，制片人王小龙就说，梁子别住老头儿那了，条件太差了，外面每天还施工，天冷了，暖气也没有，住酒店吧。我坚决不肯，我已经住习惯了，我每天早上走晚上回，老头每天给我做三明治，你看那画面上都有，做得特好。他做好多，我也吃不了，就带去，电视台很多人都吃过。
在一种冲撞中展现



刘　彼此的冲撞，构成了这部片子的另一个特点。一方面是蒋先生和这个社会的长期的冲撞；另一方面是蒋先生和你两个个体之间的冲撞，这些冲撞都跟这老宅有直接的关系。你在这冲撞中，如何处理主观介入和客观纪录这两种关系的？

梁　我没想那么复杂，很简单，我开始不烦他了，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变化，就是我拍着拍着就不知道我在拍摄了，我的机器不是这么举着的，是这样夹在胳膊下的，我们俩说话的时候，或者他在做事的时候，我就把显示屏合上了，摄像机这么冲着他。我这个时候把摄像机用得特别顺手了。小机器，小有小的好处，也没考虑、分析什么该拍，什么不该拍，我是一有时间顺手拿着就拍，很自如。

刘　片子从一开始，就是满含火药味的“语言冲撞”，结束时，仍在同一景别中，却是一种满含牵挂的“语言冲撞”，你说你以后要一直关注他，他说你肯定漏气（不践约）。语言的冲撞，使你们这两种完全不相干的人形成了简单、直接、真实的关系，这是你一贯与人交往的方式，还是你有意用语言激他？

梁　我从始至终，从刚开始认识到现在，我没有故意做任何事情，一切都是在非常自然的状态下进行的。我当时喝了酒的，喝了半斤，说话特冲。因为，再过两天这老房子就要拆了，我也挺不舒服的，有点难受，不愿意离开那儿了，而且我对那个房子也习惯了，我现在在上海就觉得任何一家宾馆、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那个地方住得好了。那天晚上，我就跟制片人他们出去喝酒了，很晚了才回来。路上，他们提议跟老头买个蛋糕，夜里一、两点，店子大多都关门了，我们一路跑了好多地方才买到。当时，老头心情也不好，我不让他睡觉，逼着他说话，他斜依着床头，我没拿机子，也没支架子，就把机子搁在那一摞被子上，所以推拉都没有。你注意到没有，他怕头发弄脏了床头，还拿一张报纸垫着呐。

刘　看画面上，蒋先生也显得很自然。

梁　我跟他一切都特别自然。我开着机器，跟他聊，他知道，后来他也无所谓了。他讲的好多自己过去的事，几几年干嘛干嘛，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好多素材都是我每次请他出去吃饭的时候录的。吃饭前，我就先到卫生间把录音笔打开，放在我兜里，是这么聊的，因为我们中间要搁个录音的东西，他是不会说话的。其实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是最不爱问别人的事了，而且不是说不爱问，根本就是不关心别人，因为我从小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现在好多了。那天我们一帮朋友在批判我的时候还在说，说我这个人太自私，虽然挺大度，但是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根本不关心别人的事。可是到老头这儿，要采访他，要问他，这是我不太习惯的。后来干超把这些录音变成了解说词，找了一些历史资料作画面，还补拍了一些场景的镜头，请了话剧演员李家耀先生给老头的那几段内心独白配了音。

刘　有关你内心独白的那几段解说词，是你自己配的音吗？

梁　不是，我配音太恶心了。塞拉里昂的那个片子是我配的，紧张、生硬，简直不像我了。那次配音特逗，说非洲有一种树，凿一个洞，插一个管子进去，流出的液体发酵2小时后就变成酒了。本来是“清晨，男人们从树上取了这种酒，挑着大桶到镇上去卖……”，可我给念成了“清晨，男人们……挑着大粪桶到镇上去卖……”。嗨！当时，谁都没听出来，干超也没注意，后来才发现的。我那时配音特恶心。从此，坚决不配了。

刘　这个配音，跟你的感觉特别像，音质也特别像。

梁　是那个女演员杨坤给配的，干超找了很多人试过。

刘　还不错，张显了你的个性。不过我觉得，从你那部《跳吧，波尔卡》来看，还是应该由你自己配音比较好，这样自然并带有你自己鲜明的特色。多配几次，找到感觉就好了。当然，这里还有解说词的问题。

梁　是吗？

刘　我感觉，你在这部有关阿富汗国家的片子里，所写的解说词，丢了你自己，丢了很多感性的东西，用了不少概念性的语言，来大谈阿富汗的妇女问题，同时又叫别人来给你配音，看着像个长篇新闻报道，感觉有点飘。片子挺“忧国忧民”的，但它们遮蔽了你自己。你的第一部片子《非洲并不太远》，解说词虽然写得比较平实，像是非洲生活简介、科普说明，但是片子是由你自己来配音的，这与片中的你的所见所闻互相辉映，便显得自然而真切。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纪录片人都应该自己配音。不是的，因为你的所有行为和片子，都构成了非常独特的你。这个独特的你应该和片子是一个整体的。现在干超正在剪辑的非洲红海岸边的这个片子，我建议你注意解说词的这个问题，尽量能自己配音。

梁　哎，你说得有道理。《跳吧，波尔卡》里的好多词是我从网上下载的，《非洲并不太远》是我直接从我的书里摘下来的。一切我都还在慢慢摸索。



就这样边学边拍



刘　我也只是一个感觉，一个建议。在《房东蒋先生》中，个性的你和你个性的语言，把沉郁多年的蒋先生的个性也给搅拌出来了。老房要拆的前一天，就是你喝酒回来那天晚上，老头儿竟也跟着你“疯闹”了一回，他猛踢着地上散乱丢弃的杂物，对于舍不得踢的东西，他又小心地拎到一边。而你在一边起哄，骂他窝囊。你不仅纪录了他，你也纪录了自己。这种“二元性”的纪录方式，对纪录片创作来说特别有启示意义。通常，许多拍纪录片的人是“躲”在后面不说话的，偶尔提问也会问得特别官腔，特别的四平八稳，像你这样的把自己的个性完全张扬开来，生动地衬托出蒋先生的孤寂、怪异、细腻、温情的人性特征，这样的做法好像不是太多。这种方式是有意为之，还是自然形成的？

梁　问题是我不说话，他就不说话，他不说话我着急，我总得让他说呀，所以我跟平常一样地说。我根本不知道，我声音那么大，说话那么厉害，而且我已经不觉得我在拍他了。再一个我拍完干嘛，我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用，也没想到怎么去公之于众，我手里的这些东西也不觉得是什么录音机、摄像机了，太自然、太自然地去纪录他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这样的，录像不录像都是这样，说话的口气什么的，不可能是平时这样说话，一端机子就那样说话，我们不太可能是这样的。

刘　要纪录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内心情绪，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考虑过这个问题吗？哪些该拍，哪些不该拍，特别是对细节的纪录，有什么样的纪录原则吗？

梁　我什么都拍，凡是我想到的。早上可以拍一点，从电视台回来可以拍一点，都是有空的时候拍的，你看好多画面都是晚上的，白天的很少。他的生活特别简单，他的生活就这样，日常生活就是这么点东西，没什么选择的了，该拍的都拍了，包括倒垃圾什么的，直到把想起来的东西都拍完了，我也该走了。

刘　你说你拍纪录片，没有那种规定性的东西在脑袋里，这很好。我在《房东蒋先生》里，看到你除了纪录人物之外，环境的交代拍得还挺地道的，比如说每天你是从冲击钻的噪音中醒来的，画面是阳光透过窗帘照射进来……

梁　有些画面是干超他们后来补拍的。对环境的交代，我也是学来的。就是我在剪非洲那个片子的时候，有个朋友，他原来是搞纪录片的，是上海人，偶然会来看看我们剪片子，他在一旁看着着急，总说“推呀！”、“特写！”、“周围环境交代，环境呢！”，他就在那儿骂我，我说下次跟我一块儿去，他说不，说我太笨了，真笨！说我是搞摄影的嘛，也应该明白！他骂我，我特高兴，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拽着他，让他再给我说两句，他说看着着急，我知道他不是真正的骂人，这在课堂上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是的，我也恨我自己，手抓住人，怎么不知道给个特写，真他妈笨！我一次不知道，两次还不知道吗？另外，别人怎么拍，我也看，然后把“发现”的东西拿过来用。我这一次拍非洲红海岸边的事，就特别注意环境的交代，特别注意抓拍特写。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刘　当然，创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不停地学习、感受的过程。对于特写的抓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手法，大连李汝建的纪录片《海路十八里》，全片一个特写都没有，他是有意为之的，他很注重纪录印象。所以，看别人的作品，不必简单学皮毛，要在鉴赏中找到自己的对应感。

梁　回头把片子给我看看。

刘　前后在老头那儿拍了多久，拍了多少素材？

梁　从2002年9月到2003年春节2月吧，先后去拍了三次，从老头穿T恤拍到老头穿皮夹克、牛仔的时候。中间一次是去给非洲的片子配音，最后一次是房子要拆了，老头打电话来，我就飞去了。一共拍了24盘。

刘　一盘多少分钟？

梁　30分钟，是DVCOM的带子。

刘　在你拍摄中遇到什么技术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梁　在塞拉里昂的片子里，好多地方只要照度不够，我“啪”就打到“增益”，正黑着的时候，“嘣”就亮了，糟糕透了。 后来做片子的时候，我特别感谢干超，他说你看你又开这个了，让它黑着没关系。老头儿这个片子就没用任何增益，他家里也黑。现在，我用150P就可以用白平衡了，我找了一个窍门，我先打到手动，在室内调好白平衡，到了室外就换到自动，从室外到室内，先自动，一到室内就换到手动，这样画面就不会闪了。好多东西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学来的。



无法明朗的创作关系



刘　为什么不自己做后期？遇到什么困难？

梁　我觉得，凡事不要样样都占全了，我是搞摄影的，拍纪录片只是副业，否则，精力不够不说，可能还什么都做不好了。后来，片子拍完，我走了，到阿富汗去了，就把所有素材丢给了干超。

刘　你一直跟干超合作得愉快吗？

梁　非常好。干超二十多岁吧，那时刚从英国回来，分到纪实频道。原来是复旦大学毕业的，他很用心，才气眼光都相当不错，他拍过一个片子叫《寂寞入口》，比较现代化。他拍年轻人拍得特别好，是一个挺有思想的人，话不多。他开始是叫梁子梁子，后来就叫老梁，我叫他“干煸”（干编），他跟别人不会这样的。他心里特有数，但不怎么爱说话。

刘　你和干超的合作，很有意思，是纪录片自由制作者和主流媒体制作者的碰撞，它或许会带来纪录片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另外纪录片自由制作者也可能将被大众媒体同化，这两者从来都是千丝万缕地联系着的，如何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

梁　没想过太多。我觉得，有一类人拍纪录片，是为了要糊口的，所以他会特别关注他的片子是播还是不播，我不是说我不在乎，只是我没有把它作为最主要的事情来做，我拍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我为什么要拍它？如何去播出？我就觉得无论到哪儿，拍片子不会浪费我的交往，就像咱俩在一起谈这事，没录音就会浪费。我平时在生活中就是这样，看电视的时候，我一边烫衣服、一边提臀，总是干好几件事情，如果只干一件事情，就觉得特别浪费时间。我一边拍照片，一边搞摄像，一块儿拍不是更有意思吗？而且两个不一样。至于播不播，后话！我拍了，我没浪费这个时间，我更有乐趣了，因为在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以做好几样有乐趣、有意思的事。

刘　干超在后期补上了一些历史资料，以突出老上海的时代背景； 同时，用画外音的方式，把叙事的空间由同期声的交流、碰撞，扩展到历史的讲述和内心的独白。这样做，的确使纪实的零散、平面、单一状态得以粘合、拓展和延伸，增强了叙述的故事性。片子被干超做成现在这样，你想到了吗？

梁　我根本没想到这些素材能做成一个片子，能做成这样，现在就能播出来，还能做成中英文的，还能参赛，我太意外了！我以为要等老头找了个媳妇儿，结婚了，又生了个孩子之后，有了这样圆满的大结局，就可以完成我的片子了。所以，我总催老头赶快结婚，赶快生孩子。片子最后，我不是跟老头说，我会一直拍你、关注你，老头不信。老头说他不结婚，我还在想，那我的片子怎么完成呀！

刘　我感觉，这种方式有点像把一种原生态的东西放置到了一个精美的镜框里，粗放中有精致，是两种风格的结合，也是一种冲撞，你对这种结合满意吗？ 你有没有自己的考虑？

梁　当时看完以后，有两点不是特别满意，一个是历史资料用得有点过多，再一个就是这个配音，太过了，不是很满意。

刘　为什么不满意？

梁　有点不自然，太艺术化了，我惟一感觉到不舒服的就是这个太艺术化了。

刘　拍了这么几个片子了，你现在再拍，有没有先入为主的东西，认为我要用什么什么方式去拍？在这过程中，有没有自己又形成了一些规定性的东西？

梁　我感觉，现在在拍的时候，后面还是有框框了，这个框框是自然形成的，可是你没有它也不行。这次我去红海边吧，有一点不太一样了，我到了村庄以后，不是见什么拍什么了，而是考虑得太周全了，妇女的来一个，海上打鱼的来一个，这个人家庭来一个，然后再弄一个儿童的……其实特别恶心，其实不好。

刘　为什么说这样不好？

梁　就是太框了，太板了，有意识把它分类分得特周全。当然，像以前那样逮着什么拍什么也不行。我觉得应该是，到了这个村庄之后，我得提炼出一个什么东西，反映一个什么东西，比如反映这个村的……腐败……黄牙，随便乱说的，那么所有的拍摄就应该是围绕着这个灵魂的。



专家的评述


刘景锜（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资深电视人）：《房东蒋先生》对人的情绪作了比较充分、深刻的挖掘，超越了过去纪录片只着重“用国际的语言来讲中国的故事”的惯常做法，让一个上海“老克勒”尘封多年的惆怅、无奈、无助、怀旧、对未来茫然的情绪，在一个异性面前宣泄出来了，同时片子还展现了这位蒋先生为“屋”所累，又离不开“屋”的复杂情绪。当然，这其中所挖掘的不仅仅是一般人的情绪，而是一个上海人的情绪，有很强的地方特色。片子比较好的揭示了海派人物的性格，与那个在京派文化哺育下的有着传统的洒脱的敬大爷（《敬大爷和他的老主顾》）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梁子对上海人的挖掘，是上海编导们做不到的，这是一个北方见过世面而很泼辣的女子，从她对上海男人所具有的好奇和新鲜的感觉中挖掘出来的，是极大的反差造成的。极张扬的个性，搅乱了蒋先生的一潭死水，带来了一种预想不到的效果。这也通常是我们的编导做不到的，他们往往只在客观纪录着，那样的话蒋先生那种情绪化的东西或许就挖掘不出来了。片子还带有一点生活喜剧的味道。以往，中国人的生活被我们的纪录片拍得太沉重了。纪录片当然是要反映现实的，但现实并不仅仅意味着沉重，即使是沉重，里面也会有喜悦的东西，而喜悦的里面也会有眼泪。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要就沉重论沉重，而要在沉重中找到欢乐，找到我们热爱生活的理由。我们纪录片应承担起这个责任。虽然，该片在节奏的安排、剪接的处理方面还略有不足，还不太成熟，比较粗糙，梁子个性的张扬也显得过分了一些，但我觉得有“毛边”的东西是最好的，不要太精致，不要太天衣无缝，因为生活本来就是有“毛边”的，这样或许更本真，更有一种原生态的感觉，我们不应苛求。因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生命力，可以听到一种襁褓中婴儿带着血污的哭声、叫声，这其实是很可贵的。



朱羽君（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房东蒋先生》是纪录片创作的一种另类的介入方式，创作者利用了她与房东蒋先生相処的一段生活机遇，萌动了拍摄纪录他的兴趣，由于有近距离的接触，创作者与被摄对象建立起了非常生活化、人文化的平等关系，使她的纪录非常自然，非常随意。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都很特殊，性格和价值观上有很大反差，蒋先生是位解放前资本家的“遗少”，长期的封闭，养成了冷峻孤僻的性格。而梁子则是一位非常现代，非常豪放，富有挑战性格的人，两种独特的个性相互碰撞，迸发出一串串生动的对话和饶有趣味的情节，使该片的素材具有很高的质量。另外该片的生产方式也很另类，梁子是搞图片摄影的，真正拍纪录片还是第一次，在创作中，不断得到上海电视台纪录片同行的鼓励和指点，并给予各方面的支持，编导于超不但在前期了解和商讨了素材的拍摄，在后期编辑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对大量素材进行了筛选、整理，编得很流畅，素材的质量和编导的高水平发挥，使影片获得成功。现在的纪录片创作可以有更多的方式，这种非主流的，贴近生活的自然纪录，更好地体现了一种现代纪实精神。创作者具有个性的介入方式，以及独立拍摄与专业编辑之间的合作方式，电视台与独立制片人之间的合作方式，都有助纪录片的多样化、个性化，使纪录片具有更多的另类特色，常常会给我们带来惊喜，会使我们看到人的更加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的生活轨迹。



时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纪录片研会副理事长 中央电视台社会专题部副主任）：《房东蒋先生》打破了由摄像机建立起来的纪录片常规的主客观的关系，建立起了以性格和个人化方式才能构成的关系，创作者个性张扬得特别自然。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纪录方式，是非常个人化的，这其实已经不是拍摄方式了，而是一种沟通方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视觉手段是如何深入到人的内心的，当然片中所展现的前提是，梁子首先不是在工作，而是在纪录她的生活的一部分。梁子的创作是一种高级的艺术手法，就像美术活动中后来出现的行为艺术一样，她的片子有行为艺术的色彩。因为从视觉语言本身看，大部分都是缘于一种采写的语言的视角，不管哪种形式，总能感觉到你在观察别人，即使你被生活所感染，被所纪录的拍摄对象所吸引，也仍然难以逃出旁观者的角色。而梁子所给我们的更像是生活本身，它不是发表的文章，而是一篇自己的日记，当你打开了这个日记，一但进入这种情景当中，你的体会是很单纯的。这对我们的启示是，应该淡化我们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降低功利色彩，你要被生活感动就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去驾御生活。虽然她本人在经验、技术方面还不是很成熟，但她的创作是一种很特别的纪录方式。通常，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是个性化的表现方式，而梁子的是个性化的纪录方式。她把个体与拍摄行为都纪录了进去了，这种突破纪录者本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当代艺术要完成的课题。在现场，她的操作显得很随意，但实际她有比较好的图片摄影的功底，所以用DV这种手段也一样可以做得比较专业，镜头并不是显得很乱，从摇镜头到固定镜头都挺不错，有时她还挺困难的，又要说话又要拍摄，就是搞专业的也不见得能把握得好。当然，她的纪录是流程性的，只能给人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所以说，《房东蒋先生》的成功还得益于编导干超，他辑编得不错。

编辑之眼 （郭际生，《南方电视学刊》总编助理，本文编辑）
毫无疑问，《房东蒋先生》是一部纪录片，但我同时也觉得是一部故事片，片名叫做《老洋楼里，蒋博士遇上了姑奶奶》，这已表明了我对它的喜爱。说它纪录，它把生活和人物所推到的近景，是少见的。说它“故事”，在一个小时里，对人物及相关故事叙说得层次匀称起伏，情趣和况味俱足（一个变简为繁，一个化繁为简，两种性格立现）。加上片中电影语言的娴熟（指片中“嵌入”式情景），幼稚镜头的恰到好处，历史时空的跨度，人物个性的忒独，实在令我惊殊。外显的是两条情绪结构线，前半是蒋先生的情趣，后半是由此延展出来的况味。内藏的是二人的对话结构体。看着看着，在为鲜活真实而感触，又为有些“缺漏”而惋惜。愿提出来与作者、方家览教：一是人物的藏和露，假如这样安排，梁子一直只是问，只出声音，不露真人，只靠直率语言与房东拌嘴、碰撞、磨合，结尾才现真身；而蒋先生人声俱显，一明一暗，更有“悬念”，情绪更见“饱满”，便于注意力的观看，情趣和况味会更“全”。说不定，这可以成为另一部非克隆的《英与白》，因为，纪实里，也不妨以艺术手法营造效果。二是人物旁白的失策，仿真人物的自述，在片里并不给人真实和熨贴。因为是编的，而大活人就在眼前，感觉便隔了。只说临尾处，蒋先生站在凉台俯看着那棵白玉兰，画外音是仿声：“我的白玉兰就要开了，今年会开多少呢？五百朵，一千朵，还是两千朵？……但我看不到了。”这话，要是改为弃仿声，用真声，即前面蒋的“这树也带不走。开的超过五百至一千朵。”现在的画面里，已经是很现在的契合了：蒋俯看树，树摇下来时蒋下楼来，转头抬眼一望，切到树，再复用蒋的前话：“白玉兰开过就是樱花了，也没有叶子……”，最后蒋关上大铁门，走出去的背影（镜头再长点更佳）。老白玉兰树的四次出现，都与人物的境遇、心情相连，正可由此深邃起内涵。景语皆情语，去生硬，感真情，水乳更可得交融。

访谈后记



希望以上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真实梁子的个性和述说，是一个能引发纪录片人对既定规则的思索，是一截纪录片实践中有探索价值的现象，是生活本身的存在与发现眼睛的慧悟之融合（既指片子本身，又直片子所给予）生活也好艺术也罢，世相岂有完美，但求有玩味、有动感、有触发、有理想的追求，有现实的洞察，有拳拳之诚和赤子之心。





作者系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博士生·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教授
——2009-04-20 12:19:42，4444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