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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缓慢成长

2005-1-26 14:10  来源:网易娱乐 作者:吕不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我忘了那家电影院是在哪一年变成一座废墟的,一夜醒来,它就不复存在了。那个时候我对灾难的理解偏向于喜剧,在火光中那幢建筑无疑显得异常透明。不是《秦俑》中巩俐奔向火海的那一幕,也不是老杨家染坊《菊豆》放的那一把火,而是轻轻擦亮一梗火柴,一瞬间烧伤了视觉,在敏感的眼底按上的一枚手印。我清楚记得火柴划亮的动作,从手指缝间将镜头推进去,从左到右一次短暂的滑行,嗅到轻微的燃烧的气味,那张莫名欢喜的脸。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认定自己就是那个奇异的纵火犯,突发灵感的一次冒险行动,我为这个发现感到惊悚与快悦,就像刚刚杀了一个人。午后一点,我进入了那座废墟,站在坍塌的断壁上,远远的还有一些烟汽蒸腾,我不由自主摇晃身体,摇晃着《天才先生瑞普利》那艘居心叵测的海上快艇。这个电影院还存留着它的体温,一块砖石上烙着它尖叫的形状,一朵火焰的焦黑。在四下游荡的过程中,我还捡到了一截脆硬的的胶片,对着阳光望去,就有一些发暗的光投射在脸上,不知道是哪部电影的言词片断。大约在十数个小时之前,这个光影的城池还在放映一场叫作《雷场相思树》的故事片,头顶垂落的老式大吊扇慢慢兜转,有人在啜泣,也有漫不经心嗑瓜子的细碎声。  在我十一二岁之前,每个寒暑假都是在这个电影院度过的。我母亲认识这里的一个检票员,她把我扔给这个面色暗黄的中年男人,就去上班了。那个检票员患着一种自己也不知情的固疾,终日被酒精宠爱着,好几次他朦着醉醺醺的眼睛将我挡在外面,我想他大概需要隔一段时间重新确认这个孩子一次。他就坐在入口的栅栏后面,夏天的时候夸嗒夸嗒拍着一把蒲葵扇,天气冷了,就缩在一件军大衣里头,双目无神地盯着人。在他身后,是家属们联手经营的小卖部,桔汁汽水、小奶糕、绿豆冰棍、果丹皮。旧书页包装的香瓜子,分量很足,一场电影下来,把嘴唇腌得像团揉皱的废纸。他们还零售一种薄薄的电影说明书,介绍故事情节演职人员,油墨的质量大概有问题,拿在手里仿佛买了一斤熟食,到处都是肉腻腻的。  我在抽屉里曾经找到了一份说明书,1980年谢晋执导的《天云山传奇》,上面有个名叫施建岚的女演员,据说便是谢导从我们这儿的一个小越剧团挑走的。女演员的家就在邻近的一个小镇上,开着一个照相馆,她出了名,也让更多的小姑娘想入非非。那个照相馆,只是小小的规模,到处挂满了女演员的大幅剧照,女孩们挤成一堆叽叽喳喳,为任何一个服饰道具的小细节认真商讨。戏曲片最热的时候,她们就把自己打扮成绝代佳人的模样,略略欠着身子,想象着势不可挡的万千风情。一套戏装脱了又换,珠片掉了好几圈,领口袖口也脏了,积着人体灰白的污垢。打开姐姐们的照相册子,也能看到这一季吹动的流行风,肩托小提琴半梦半醒的站姿,那是刚看了陈冲主演的《海外赤子》,披着一袭红纱巾斜阵于绿草地,那是《甜蜜的事业》一场追逐戏带来的后遗症,如果是一身少数民族装束异域情调,很可能赶上了1958年版《春香传》二度上映的酷热档期。   那个检票员和女演员是同乡,但没有什么不得不说的故事,他有一个痴肥的老婆,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他们就住在隔了一堵墙的家属大院里。那个院子里长着一棵疯狂的石榴树,一入季,就会开出红得让人色盲的花来。居民们在树上晾衣服,一双边角发黄的田径鞋,一顶秃了毛的绒耳呢帽,一刀快要走油的腊肉。老人们坐在阴暗的角落里,冷不防出声喝止那些溜进院子想爬到树上的孩子。检票员介绍他最小的儿子与我作伴,他比我大了三四岁,已经上了初中,极度不屑与我为伍。他穿着蓝白校服,看上去很象来自牯岭街的少年,腕上的那块手表不知道哪儿坏了,用一圈皮筋缚定着,应该是东风或者梅花牌子的。他很少开口说话,回答问题也是简明扼要,多一个字也是跟我浪费感情。这两个孩子就是这样出奇地别扭,一场电影结束了,他们的情谊也无疾自终了。现在想来,那个年纪的他,其实已经在青春期苦闷着了。  检票员死的时候,电影院还未来得及失火,刚刚解禁带来了巨大的狂喜,一轮又一轮的旧片子重又上映,大批的影迷们在电影院门口失魂落魄地东张西望。《马路天使》、《大路》、《梁山伯与祝英台》、《林家铺子》,更早的《姊妹花》、《渔光曲》也被搬了出来,我惊讶地发现《小城之春》和《偷自行车的人》是同在1948年出品的。候场的观众提前半小时就在外面等着了,到处都是人,挎着自制冷藏箱的小贩趁机钻来钻去,卖水果的扯开嗓门就喊,看地雷战,西瓜解渴嘞!如果你也身在其中,拉着家人的衣角站在一旁,一定会被这样的场景深深打动,在你的想象中,西瓜和地雷的确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  时间在这里似乎特别的慢,人群有些不安起来,一个机床工模样的年轻人骑车过来了,他只在伙伴们的耳朵嘀咕了几句,可是所有的人都下意识地想到快要散场了。人群骚动起来,母亲们把孩子紧紧抓在手里,脾气急一点的就开始训斥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威胁要故意将他弃离闹市。还有五分钟就要进场了,可是偏偏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了一些坏消息,有权威人士评论这个电影并不如何精彩,也有说是演员们不带劲,马马虎虎。都在这个节骨眼上了,说这些话多让人着急啊,平白无故添堵了心情。  只有检票员早已历经风云,保有了镇定。他在散场之后的放映厅弯着腰,一排一排搜寻观众遗落的什物,一支钢笔,一本书,一方手帕,都是他的孩子们钟爱的礼物。可是那一天,他累了,坐在一个位置上一动不动。有人挑开门帘,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没有回头,仍旧端坐着,就像一个入戏太深的老影迷。  许多年以后,我常常炫耀自己的童年是在电影院里长大的,然后报出《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七十二家房客》、《一江春水向东流》、《祝福》、《桃李劫》、《淘金记》、《摩登时代》、《卖花姑娘》、《雁南飞》、《望乡》、《生死恋》一长串的名字。我忽略了我的孤独,忽略了我在电影院放声大哭的秘密。我常常长时间地坐在一个位置上,专心抠着前座椅靠上一块突起的木关节,剥落一层又一层的油漆。有人进来了,挑了一个座位,因为是日场,总是有很多是空着的,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整场电影我都为这个眼神烦恼不已。另一个十四五的小女孩,扎着油亮肥厚的粗辫子,硬是要坐我的座位。她执著地站在我旁边,每隔三两分钟,蹦出一句,你站起来。她的声音似乎对这个座位并不感兴趣,只是买了这张票就要尽义务坐在这里,站起来,她又说了一遍。从我这个角度只能看到她尖削的下巴,还有手里的一根奶油冰棍。可能在她的计划中,这根冰棍是要坐在这里消费的,可是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人扰乱了整个气氛。冰棍开始融化了,一滴滴冰凉的液体掉在我的膝盖上,然后她也哭了,一边哭一边心疼地吮吸着冰棍。现在我已经忘了这场对峙是如何结局的,我只能回忆起肌肤那种冷激的紧张感,此时此刻,我的双腿一片覆雪的寒意。  当同龄的孩子沉溺于纸叠飞机、链条枪、木制滑轮车的时候,我却一个人坐在旷野的黑暗中,一张张黑白的脸硕大地出现在一块污秽的白布上。白杨、胡蝶、王人美、杨耐梅、舒绣文、上官云珠、黄宗英、郑小秋、金焰、刘琼、陶金、韩非、顾也鲁、孙道临,这些超出我的情感的银幕情人,使得我在那些未曾身历的旧时代,囫囵再活了一遍。我记得《渔光曲》里的小猫小猴,一时间校园里多了许多叫着这个外号的同学。我还记只有短短30来分钟9本的《神女》,放完的时候嘘声四起,我听到有人说,上当了不是彩色神话片,还有人问,没有了,再见了?2001年初春的一个下午,电影史课上再度放了《神女》,电化教室拉着厚厚的窗帘,那些阳光固执地从缝隙中进来,在一个女生脸上浅浅划了一刀。所有人满心期待阮玲玉的出场,在传说中她已经成为中国的爱美神,短短几分钟后,我们抱怨阮玲玉太普通了,只是一个小个子的女演员。事实上这个女演员连普通话也说得不大周全,只会一口粤语。1991年关锦鹏让一个叫张曼玉的女演员,去演一个叫《阮玲玉》的女演员,《神女》片段再现的时候,我耳边响起的是黄莺莺一唱三叹的那曲《葬心》。  如果绕过电影院左首的旧河道没有被做成马路,到老城区去必须经过那条毫无意义趴在河上的石拱桥,站在桥上你可以看见连环画风格的旧城建筑,这时你听到一首关于夜来香的歌曲,木壳收音机在某一户人家低低放送,波段停在我们无可奈何的过往年代。每次听到《夜来香》这首歌的时候,我的身旁就会迅速降下无边的黑暗,老式放映机转动时的咔嚓声,不断跳针的蜡制唱盘。夜来香无疑是与喧繁慵懒的三十年代最为合拍的花卉,欢喜呛人的生发油的腻香,青铜锈味的夜,格子呢围巾,银红暗花的短袖旗袍,残留在上面的家常的樟脑气息。李香兰、周璇、葛兰、白光、林忆莲、陶喆,任何一个对上海念念不忘的歌手都会唱这首《夜来香》,每个人的表情都会变得轻柔舒缓,近似于自恋般地闭上双眼。闭上双眼,多少奇妙的身体动作,一秒二十四格的画面,就在这个细微的动作中一闪而过,可是记忆却永久地定格在了那里。跑过《青春祭》的田野的李凤绪,牵着弟弟去偷《苦果》的马晓晴,在《小街》上哼唱的张瑜,拥有一双完美眼睛的《大桥下面》的龚雪,在黄河边挑水的《黄土地》女儿薛白,逃荒而来嫁与《牧马人》的丛珊。二排一十二座,那个木棕色温润的座位,就是我一个人的电影史,凌乱,模糊,细繁,漫远。事实上,我未必能够清楚记得这些电影与电影明星,只是在日后将这些记忆的碎片再次连接与修复,我是用今天的记忆去抢救童年,就像《我的野蛮女友》女主角的一句台词,原来我曾经遇见了我未来的男友。事件与事件之间的空白,便是一部电影落画等待下一部电影的沉闷低潮。我常常回想起或许并不存在的一个场景,我独自坐在售票口的台阶上,身后是《冰上姐妹》的巨幅广告,那一年我未满五岁。远远的一群孩子在奔跑,捉迷藏,玩一种叫作“狐狸狐狸几点钟”游戏。很多年以后当我听到《你那边几点?》的电影时,那遥远的尖锐的童音缓缓喑哑下去,苍老得像堵墙。  黑暗,黑暗,黑暗,空中悬挂着两道不断翻滚的光流的黑暗,孩子们举起他们的手,跳跃着。正式放映前的十分钟,是他们小小的欢乐天地,两侧的音箱都在播放时下最热门的歌曲,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银幕上幻灯片似地一格一格推出预告,他们跟着上面的字大声诵读,请勿吸烟,请保持环境卫生,计划生育还是一个好。未必真懂了这些意思,只是这些字大都认得,不免有些洋洋得意。  上午九点半的日场电影,很难看到那些神情暧昧的恋人,他们只在夜间出没,拉着彼此细密出汗的左右手。看电影就是谈情说爱,一对恋人连续追着看了三次一部美国电影,终于弄清了接吻的原理。男的是百货公司的布料专柜收银员,女的是花边二厂的挡车工,正正经经谈着恋爱,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分了手。日后,有人问起这件事,女方露出鄙夷的样子,那个强行索吻的男人无疑让她轻视了三分。她用了搅拌两个字形容男方的要求,他要跟我搅拌,她冷静地说。这个笑话流传了很久,当我成年的时候,还有人在街道上指点,提醒我那就是那个“搅拌”。我并不觉得这个笑话有多么的可笑,一个单纯而怪异的年代,情感的表达总是小心翼翼的,所谓的热恋就是身体上的不断纠缠。如果一定要某个人来承担什么责任,只能怪过分的天真伤痛了我们脆弱的神经。  一连三天,我已经看了六遍卓别林,他在同一部电影里做着同样的举止,跌倒、滑倒、绊倒。他的身体似乎习惯于一个前倾的姿势,掏出一朵皱巴巴的玫瑰,然后像一块生日蛋糕一样,扑倒在女主角的身上。我在同一时刻发出同样的笑声,同时转过脸来观察其他人的表情,我故意提前一秒钟做出睿智的判断,急待着他们的笑声愚蠢地越过我的先知。卓别林就是默片时代的我们的周星驰,带动一代人的审美情趣,我邻居那位漂亮的姑娘,拨开人墙飞快投入一位貌不出众的追求者怀里,就是因为他会模仿卓别林鸭子一样的走路方式。就像无缘刘德华的女歌迷,还可以委身于一位长相酷似的明星脸。  我的童年就是一只依附于电影院的寄居蟹,在两个小时之内,进行一次身体的发育。悄无声息,没有一句对白。我不再惊讶于太平门三个字的含义,不再惊讶于在厕所听到一段耳熟的口哨,那些开放的蹲位上通常都有数个情感饱满的热血青年,姜文、娄烨、贾樟柯、张元,他们的有点异味的艺术沙龙。我只是一个孩子,因为母亲的忙碌,暂时寄存在电影院的一件活动行李。这个孩子的敏感如同瞬时曝光的胶底,用黑来记载白的亮度,用白来翻译黑的低调。他坐在那里,或者捡起你刚刚扔掉的一张海报,他在一个名字的印刷体上停留了很久,因为你曾用暗恋的手指抚摸过这个名字的招牌笑容。  他在离去的时候,因为日光的强烈,变得表情呆滞,有些郁郁寡欢的样子。他被母亲拎在手里,踉踉跄跄走着,他不像其他的孩子那样,对熟悉的街道提出无穷的疑难,只是失神地望着一个方向。他在黑暗中闷了太久,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世界。一个孩子的沉默是很容易被误解的,母亲在每家商店的门口都会停下来,她想买点什么东西给他,甚至低声下气地征求他的意见。他发了狠,越发不肯说话,低着头一个人走在前面,露出颈后剃得发蓝的发际。他听到她在后面跟随的脚步,猜想或许她会追上来,或许她就是要用这个方式惩罚一个无法容忍的古怪的孩子,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构想的关于电影的一个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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