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我们的电影正失去思考

　　由著名编剧芦苇执笔，根据陈忠实同名长篇小说《白鹿原》改编的电影剧本于去年创作完成后，即将于春节期间开机。这部描写西部农民半个世纪生存史的鸿篇巨制受到特别关注。日前芦苇从海外归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采访被安排在饭桌上进行，严格意义上说彼此间的对话更像是一次闲聊。

　　芦苇兴之所至，话题也不仅仅局限于《白鹿原》的改编。大到中国电影的整体环境，小到与他合作过的张艺谋、陈凯歌，芦苇知无不言，话锋犀利。

　　也许芦苇的观点见解并不新鲜，但是他的这些“掏心窝子”的话让我感到了他的诚意以及他对中国电影的由衷热情，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从专业电影编剧角度审视这些中国电影热点的机会。

　　关于《白鹿原》

　　●“中华民族是一个容易失忆的民族，我们经常不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白鹿原》把这个地域的历史保存了下来。”

　　●“《惊蛰》在表演上给我一个惊喜，特别是余男的表现，我现在可以说，田小娥这个角色就是她了！”

　　新京报：关于《白鹿原》的导演，西影集团此前联络过很多知名导演，但是最后确定由王全安执导有些出人意料，因为他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还很陌生，据说是你力荐他主演这部电影的？

　　芦苇：我和王全安都是西影厂的，但从不认识。

　　有一次我看到了《惊蛰》的磁带，觉得这个导演很有潜质，有点当年看完《黄土地》的感觉。后来我就给厂里的六个主要领导一人写了一份推荐信，请他们看《惊蛰》。直到领导让我到北京来考察他，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新京报：《白鹿原》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

　　芦苇：小说最打动我的是陈忠实写出农民的生存史，以前中国文艺界没有人关注这个。《白鹿原》把农民作为人来对待，站在农民的角度，描绘农民的生存，对农民的问题思考。另外《白鹿原》还起到了“区域史”的作用，中华民族是一个容易“失忆”的民族，我们经常不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这部小说做了这个事情，把这个地域的历史保存了下来。

　　新京报：《白鹿原》人物庞杂、线索繁复，改编成电影的难度似乎很大。

　　芦苇：不错，《白鹿原》是很好的电视剧题材，但不适合做电影。我觉得电影改编不怕小说烂，就怕小说好，舍不得改。《白鹿原》是个货真价实的东西，我要尽可能地保持风貌，朝符合电影的方向去做。其实大刀阔斧地改编原著很容易引起争议，《活着》当时的改动也非常大，改完之后余华其实是不太高兴的；但是他因为这个电影的成功获得大名，还得到了意大利的一个文学奖，所以也就不说什么了。

　　新京报：你提到要“大刀阔斧”地改编原著，是不是意味着要对原作中上百号人物做大幅度删减？

　　芦苇：最后还是保留了七个主要人物，白嘉轩、鹿子麟、黑娃、田小娥……

　　这个影片没有传统的第一男主角、第二男主角。也不要中心事件，呈现散点的结构。

　　新京报：你现在心目中有没有适合的演员人选？

　　芦苇：其实我对这几年的中国演员挺失望的，他们的表演一直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准，误区太多，装腔作势成了通病。但是《惊蛰》在表演上给我一个惊喜，特别是余男的表现，我现在可以说，田小娥这个角色就是她了！

　　关于中国电影

　　●“把电影泛文化不对，但是不考虑文化也不对，电影的发展不能建立在破坏电影整体环境的基础上。”

　　●“中国电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精神缺失和价值迷茫。现在很多电影你根本不知道它说什么。”

　　新京报：2004年中国电影产量超过200部，创历史新高，票房也超过15亿，这些数字应该让电影人感到振奋才对。

　　芦苇：我觉得不能空谈数字。你要说看数字，应该看1958年大跃进，那个时候比现在还厉害，你去电影资料库看看……先科公司曾经委托我去电影资料馆选片，找一些有价值的制作DVD，结果我一查目录吓死了———几千部影片（解放以后的），95%没有听说过———可我还算电影专业人士，还特别爱看电影呢！我一直愿意拿1949年举例子，这一年出现了几部在中国文化史上经久不衰的作品，像《小城之春》、《乌鸦与麻雀》，这都是让我们到今天还叹为观止的影片，可数量很少。这些年中国电影的一个事实是：很少能拿出一部力作，让观众真正满意。

　　新京报：但是票房上的成功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特别是国产片的票房成绩已经超过了进口大片。

　　芦苇：电影有很多功能，娱乐功能和商业价值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电影这些年逐渐失去了思考，好像是要彻底抛弃文化功能，不思考了。

　　现在的中国电影不能给我们精神上的慰藉。有句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现在人类不思考了，上帝就要把你抛弃了。把电影泛文化不对，但是不考虑文化也不对，电影的发展不能建立在破坏电影整体环境的基础上。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说今天的中国电影整体环境上发生了巨变？

　　芦苇：是的。当年大家对电影艺术有期待和追求，都有创作热情，不功利，热爱电影。今天我看了很多电影就不敢说创作者还热爱电影，他们看中的可能是其他东西了。我真的不希望中国电影像中国足球那样，规模越做越大，品质越做越差，但现在干（电影）这行的人素质确实是在迅速地瓦解崩溃。

　　新京报：一味地夸大电影的娱乐功能和工业属性在你看来是今天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了？

　　芦苇：我认为中国电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精神缺失和价值迷茫。现在很多电影你根本不知道它说什么，我看《恋爱中的宝贝》，我就不知道怎么恋爱的？为什么是宝贝儿？

　　最后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堆碎片，我真不敢相信这个导演拍过《血色清晨》。我举个例子，像法国的《天使爱美丽》，那个导演对于角色是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李少红没有理解“宝贝儿”。

　　关于中国导演

　　●“张艺谋犯的是常识性错误……侠士居然被专制君王的两句话感化，这个实在是违背了武侠精神。”

　　●“陈凯歌的电影到后来创作力明显匮乏。

　　《和你在一起》剧作非常差，人物设置和情节完成都有严重问题，特别是表现出一种伪善的关怀。

　　新京报：张艺谋导演在国内外公认的一部高品质作品《活着》是由你担任编剧的，但是这也是你们合作的惟一一部作品，他这些年的发展你是否还关注？

　　芦苇：首先不能否认的是，张艺谋最近两部影片在商业上获得的巨大成功。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完之后对他的这两部影片褒贬不一？我觉得是因为剧作上的问题太严重了。《活着》是1993年拍的，在这之前张艺谋是国内导演中最重视剧本的，像《菊豆》在剧作上基本无懈可击，《大红灯笼高高挂》也说得过去，类型很完整。但是到了1994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之后，他所有的电影在剧作上都存在问题，在力度和技巧上都达不到原来的水准。

　　我一直觉得奇怪，他以前那么注意剧作，但《幸福时光》在剧作上简直就是一无是处，到《英雄》就是漏洞百出了，再到《十面埋伏》就是搞笑了……

　　新京报：能具体谈谈吗？

　　芦苇：张艺谋犯的是常识性错误，他有时候会向常识的价值挑战。《英雄》和《十面埋伏》从类型片上划分应该属于武侠片，而武侠片是有它的规律的，他现在向规律挑战，侠不成为侠，武就毫无意义了。一个侠士居然被一个专制君王的两句话就给感化去了，这个实在是违背了武侠精神。电影里面有一个非常犯忌讳的就是破坏类型，这非得天才可以做到。比如昆汀可以，但是老张没有做到。

　　新京报：这些话你是否跟他当面提过？

　　芦苇：我跟他合作那会儿，他是骑着自行车到我家来，一聊一夜，天亮才走，吃了喝了困了就在我家沙发上睡会儿，后来过了几年我再找他要通过他的秘书，要预约，这样也就没法见了，也就没见的必要了。

　　新京报：陈凯歌导演最著名的一部电影《霸王别姬》也是你执笔编剧的，据说之后的《风月》也找过你，但是被你拒绝了，为什么？

　　芦苇：我选择小说，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是否打动了我；《白鹿原》在剧作上也并非无懈可击，但是它打动了我，所以我接了。但《风月》丝毫没有打动我。

　　我和张艺谋、陈凯歌的合作都是处于他们艺术创作生涯分水岭的阶段，也就是状态最好的时候，大家都互相较劲，一个好片子就有雏形了。但是以后我真觉得他的电影变化太快，而且很明显地感觉到创作力的匮乏。《和你在一起》的剧作就非常差，人物的设置和情节的完成都有严重问题，特别是表现出一种伪善的关怀———让你不能信服，觉得还是别关心的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