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研究专家石川专访

    韩国电影模式：中国能借鉴吗？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使韩国电影吸引了亚洲乃至世界的眼球？

　　石川：首先是韩国电影政策的改革与放宽。从时间上来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对政治题材开始放宽审核，1988年汉城奥运会实际上是韩国完全从军人独裁到民主过渡完成的标志，随着金大中上任和朝鲜南北关系解冻，电影也出现了缓和趋势。我们从三部政治题材影片《生死谍变》、《JSA共同警备区》和《绑架金大中》看，韩国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把朝鲜角色妖魔化。

　　1995年之后又经历了一次解禁改革，执行“配额制度”，制定新的“传播法案”和1998年彻底取消“电影剪阅制度”，代之以“分级制度”等。现在可以说我们看到韩国电影的情形是“百无禁忌”——只是对色情和暴力有一些软性限制，比如不能暴露性器官和性工具等等。第二点，我认为亚洲金融风暴从客观上帮助了韩国电影。那段时期，韩国的传统工业和制造业的不景气迫使很多资金寻找新的投资空间，当时的韩国政府开始鼓励“眼球经济”，其中包括电影工业，政府每年拿出4500万巨额拨款专门用于电影拍摄，而很多像大宇、三星这样的大财团开始把电影作为新的投资目标。总体算下来，各种渠道的电影投资基金总额超过1.5亿美元。随之而来的，是拍摄条件、器材和胶片的当然改善。韩国电影所用的胶片是世界上最好的胶片，这一点已经丝毫不逊色于美国。而韩国本土的后期制作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第三点，韩国电影的人才储备丰富。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人去国外(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学习电影，这一批人学成后大部分回到了韩国，韩国现在每年都能出五六个新导演，这不仅中国，在其他电影发达国家也是不可想象的。第四点，韩国在国内设立了电影艺术专业，比如韩国国立艺术大学和汉阳大学。这个专业需要高投入，韩国电影业界的一线工作人员(从导演到剪辑师、录音师等)都在学校兼课，这不仅是中国综合性大学的影视专业做不到，就是在专门的电影戏剧院校也是比较少。第五点，就是韩国电影的市场运作已经十分规范。举例说他们有专门的咨询机构，介绍完全和电影无关的资金投资到电影中来，此外，他们有行业管理协会，对电影市场运作起到规范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从电影的创造性角度，您认为韩国电影的模仿和原创各占怎样的位置？

　　石川：韩国电影太善于模仿，他们的框框很少，也不讳言自己的模仿。主要模仿对象是美国的类型电影，当然也有追求小众化的艺术电影，比如金基德最近的一些艺术电影，我认为比较好的《空房间》，它的票房也相当不错。韩国的几个电影节不仅真正带动了旅游和当地经济，经济也真正与电影捆绑在一起，成为一种良性循环。但话说回来，要最终落实到人的艺术上，韩国电影还是要创造出自己的东西来。模仿只能是一个阶段，不能天长地久。韩国模仿类型化电影的道路上已经出现“自我模仿”的危险，韩国电影崛起至今已近十年，原创性的减弱越来越明显，“自我重复”端倪已露，观众对于韩国电影也开始产生“审美疲劳”。当然对人性把握得比较好的片子也有，比如《杀人的记忆》。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韩国电影模式中国可以借鉴吗？

　　石川：我认为中国很难借鉴。首先电影审核制度、政策不可能像韩国那样放开，达到百无禁忌程度。韩国曾经也有一个国营电影机构，叫做“忠武路系统”，而韩国电影的真正崛起，是在忠武路体制衰落之后。在韩国，一些著名的大导演有自己的工作室、电影公司和大财团持续的投资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热衷韩国电影？

　　石川：拿韩国情色电影《色即是空》来说，它是一个拿“性”来调侃的喜剧，对于谈恋爱以及恋爱中的问题很有教化作用，它用年轻人非常乐意接受的方式去教育他们，所以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韩国的电影人和观众的心态都比较开放和放松。韩国的文化负担没有中国那么沉重。他们几乎一直处在“被殖民”状态，从古代的中国，然后是近代的日本，到后来的美国。虽然韩国也是传统的东方国家，但新一代接受的是西方文化尤其西方流行通俗文化，只是韩国对于西方的流行文化进行了过滤和筛选，做成了韩国式、具有东方味道的流行文化，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如此容易接受韩国电影乃至韩国流行文化的方方面面。

　　(石川，现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亚洲影视文化研究中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