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的困惑：《独立时代》

    杨德昌的作品在台湾新电影中，一向保有相当鲜明的定位，杨氏经常被视为台湾新电影里都会现代人发展的代言人。可是也常常在这个过度鲜明的焦点下使另一个在杨氏作品中，不曾间断的母题反而被掩盖，那就是杨德昌系统电影中孜孜不倦探讨的“道德”议题，这也一直是他作品中的精神骨干。

　　试看《光阴的故事》里“指望”片段，冷漠的家庭关系外加六O年代封闭社会的政治景观，青少年贫弱的梦想世界，是如此惨绿无声。及至《海滩的一天》，旧时代的日式父权宰制权威，到八O年代台湾的经济蓬勃发展，人际关系变得疏离、冰冷，情感与允诺都显得毫不可信。这个疏离、冰冷的人际关系发展到《青梅竹马》与《恐怖分子》，则成为更教人恐惧悲观的软弱道德行为，大都会五光十色的物质环境只会更强化个人的绝望与无助。《海滩的一天》毕竟在剧终时成就了两个独立而成熟的女性，到了《青梅竹
马》和《恐怖分子》，死亡、空虚却展开了更为悲观的结论。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更是延伸《恐怖分子》的社会败德和软弱人性的“共犯”控诉。小四的杀人被拓宽为六O年代台湾社会的封闭，以至于对纯洁、真诚的扼杀。如此看来，若说杨德昌是一位当代台湾社会道德观察省思者，也并不为过。

　　了解他一系列作品的道德议题，再去看他的新作《独立时代》，可能会更清晰地掌握题旨。引言说“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似乎正在质疑台湾经济蓬勃发展后的新社会问题。富裕，在影片中似乎像其它杨德昌的前作一样，带来对诚恳生活态度的扭曲变形。尤有甚者，演变成世故奸狡的新虚伪世界。而事实上，每个角色也都逐步成为这个富裕虚伪规律的受害者。

　　《独立时代》也许是杨德昌道德题旨最鲜明醒目之作。它的英文片名《儒者的困惑》以及开场引用《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