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父子：不能在精神上阳萎

陆川做了一个双手护胸、准备出拳的姿势，他说：“导演应该是这样的”，紧接着，他又做了一个被扯着膀子的姿势，说：“可我现在是这样的。”

这是眼下中国最走红的33岁导演，他打着哈欠对记者说：“已经好久没和父亲拍合影了。”不过，我们要拍陆天明、陆川父子合影的计划还是没有实现。

11月1日晚10：00，陆川从东京飞回北京。11月2日晚10：00，陆川在香格里拉酒店大堂接受《新周刊》采访。11月3日，陆川进中央电视台演播室接受访问。11月4日到7日，陆川飞到南昌参加《可可西里》首映式及系列活动。他根本找不出时间回趟父亲的家。陆天明的三层复式小楼在昌平，陆川即便开上他簇新的凌志大吉普，路上也需要两个多小时。

这也许是当下中国文艺圈里最忙碌的一对父子，同时充满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父亲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牵动几亿中国老百姓的“反腐电视剧作家”，儿子是第二部作品在国内引发万人签名的第六代导演；父亲自称刚刚出版的《黑雀群》为“中国的《美国往事》”，儿子自称《可可西里》为“电影学院硕士论文”。陆天明说：“我要用作品参与历史进程。”陆川说：“我的电影就是要对社会说句话。”他们，都有所斩获。

陆天明：路要自己走出来

陆天明一直不喜欢对媒体谈论陆川，他说：“《寻枪》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家开会商量好了把嘴闭上。年轻人就一部作品，他爸爸就跳出来说，显得这个老子很无趣，对他也不好。她妈妈、他弟弟还有我，都认为重要的是第二部。其实到了《可可西里》也不愿意说，但是应该为这部作品的创作态度说句话。”陆天明反复强调：“如果说有影响，最多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这跟每个家庭没有两样”，但陆川或许不知道，在一向严厉的陆天明看来：“《寻枪》和《可可西里》都超乎他的意料之外。”

1995年的某一天，北京电影学院门口。在国防科工委做英文翻译的陆川看到墙上的招生简章，他觉得自己是时候考电影学院了。还是在高中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陆川本想考电影学院导演系，父亲陆天明强烈反对，他说：“高中毕业考中文系出来的作家都少，电影学院导演系本科毕业有几个真能当导演的？反倒是学了一身的坏毛病。当导演关键要靠人生体会的积累。”于是，陆川离开观战了几个月的天安门广场，去了南京，按照父亲母的意思“上军校，吃点苦，学外语有时代特色，路要自己走出来”。

1996年春，电影学院导演系那块黑板前，围了一群形形色色的看榜人，其中包括陆川。一年前，决定要考电影学院那天，他跑到西四的电影书店，买下了所有带“电”字的书，差点儿还包括了一本《电工修理》。一年里，他每天都看几眼玻璃板下的三个字——“勇者胜”。可是一年后的今天，他心里七上八下。想起笔试刚结束时，他感觉不好，对父亲说：“我觉得考不上。”

“考不上，明年再考呗。”听了父亲的回答，陆川心里一凉。

一个月后，陆天明接到老朋友郑洞天导演的电话：“你儿子考电影学院，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我儿子如果不行，你能照顾吗？我儿子如果行，还用你照顾吗？”

这时，223号考生陆川，通过第一轮的五门笔试第二轮的面试第三轮的集体讨论，以第一名的总分成为当年被导演系录取的三名研究生之一。

陆川至今还记得考剧作时，他写的一组分镜头。题目是“恐惧”，他写了一个图书馆里的小女孩。20个分镜头，诡异的气氛里，小女孩在翻一本术士用的书，每翻一页都好像在黑夜的隧道里又走深了一步，邪恶一步步逼过来。后来合上了书，女孩抬头看见窗外阳光明媚，那边站着母亲……陆川喜欢隐喻，从军校第一年有生以来的第一部作品《马拉之死》到处女作《寻枪》。

陆川觉得：“我的头一个18年处在极度自卑的状态下。”他用豆芽菜形容那时候的自己，面对周围那些高大、英俊、开放、会弹吉他、有女朋友的同学，陆川觉得自己苍白而忧郁，生命力不够茁壮。他相信是军校给了他出口，这个开始压抑的让他发疯毕业时给4个北京同学留下了忧郁症的地方，给了他一个舞台，刺激他的表达欲喷薄而出。他在这里找到了戏剧。

在陆天明看来，《寻枪》出来前的陆川一直都很忧郁。那是陆川最难的日子，两年多的时间，陆川背着马桶包跑各种公司投递剧本，陆天明眼见着儿子“一天比一天瘦，除了北影每个月300多的工资，就靠以前上学打工的一点积蓄”，他或许不知道，陆川那时候已经开始在招聘网站上贴了很多简历，也考虑过要不要接受光盘生产线创作主任月薪8000的工作，最后还是“咬牙挺下来了”。陆天明没有鼓励陆川，他说：“任何可怜的做法都是无用的”，他只能制造一种宽松、信任和平静的家庭气氛，因为“任何人的第一步都是这样的，必须自己走出来，拔苗不能助长。学会怎么走第一步是一生的事情”。陆天明很清楚，他要把焦虑放在心底。

陆川：父亲是我一直崇拜的人。

陆川并非没有抱怨，他还是觉得自己为《寻枪》剧本苦苦奔波的那两年，“如果父亲能说句话，就能早点拍上电影”。

陆川眼里，父亲是他从小到大一直都崇拜的人。很多年前，他在家里随便拿起一本《收获》或者《当代》什么的，翻到一篇《第十七棵黑杨》，越看越觉得好看，好像是在写他们家里的事，一翻作者，居然是“陆天明”。

陆川央求父亲留两部小说给他拍——《桑那高地的太阳》和《泥日》。他开始觉得《桑那高地的太阳》里的谢平写的是父亲自己，大学毕业后再读，发现原来写的是自己，那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如出一辙。

这两部完成于80年代中期的小说被陆天明自称为文革后的“死而复生”之作，通过这两部作品他找回了一个艺术工作者的“自我”。作品标题都出现了“太阳”意向，陆天明曾经想搞个“太阳三部曲”，表达自己对太阳的崇拜和向往，他赞颂与灾难斗争的阳刚力量，他坚信太阳就是出路，只要向着太阳昂扬地走下去，就不会在黑暗中沉沦。

经历了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陆天明还是不避讳自己和妻子都是狂热的政治分子，至今保持着每晚看新闻联播每天上网浏览新闻的习惯，毛泽东永远是他最崇拜的人。他眼里“毛是真正为老百姓做事情的人，他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章控着玩弄权术和驾驭潮流的伟大力量”，陆天明相信：“中庸之道在中国是不行的，所以我作品中总有主人公有他的影子，我想通过作品给予和付出、吸取和释放的也是这个。”

陆天明身上，总是刻下他经过的那些时代最鲜活的烙印。

1958年，14岁的陆天明响应祖国号召，去安徽当“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抚养四个孩子，为了取得她的谅解，陆天明每晚写一封信放在母亲枕下。因为年龄不到16岁，还专门改了户口，终于如愿来到黄山脚下的太平县，做起了小学教员。在那个一到四年级各有几个大小不等的孩子，四个年级一起上课的山村小学，陆天明许多学生都已经十六、七岁，那些比他大的女孩子们偷偷给他洗衣服。1961年，每天只能喝两碗粥的陆天明肺结核开始咳血，调回上海痊愈后，马上又咬破手指写血书火线入党迁走户口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直到1975年，回上海探亲时，中央广播文工团的人在东亚饭店请他吃“三鲜锅巴”，“芡汁浇上吱啦一声”，他叫了起来，“多少年没有看过的东西，吃起来又香又脆，当时都傻了。”

1975年，陆天明被四个北京户口调回北京，中央广播文工团一个领导觉得他能写东西，从外单位又借了两个户口满足了他“要调必须全家去”的要求，事情传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片哗然。

从小到大，年龄始终是陆天明的骄傲，“历来到任何单位，我都是年龄最小工作最出色的”，直到四十不惑之年。1986年，在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后记中，陆天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前几天，开会讨论这部小说。会上，有一家名声颇不小的报社的年轻记者说了这么两句话：“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一代人实在又算不了个什么”。“受过‘十七年’熏陶的人，是不是人才，大可怀疑”。这两句话的头一句，明显指的是我这一拨的“老知青”，后一句话，我想，他是指小说中的主角谢平一类的人的。在会场里，他坐在我背后。听他这么说罢，我真想回过头去瞅瞅，这个极年轻的人此刻的神情、气势和姿态。但我转不过身去，浑身十分地沉重，动不得。一时间，我周身的血确乎地都冻住了。哦，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这帮子“实在又算不了个什么”。我忽然觉得自己该是“很老很老”的了……

那时候，陆天明第一次感到：“后面的人已经逼上来了，而且站在了前面。”这两句话对他一直如芒在背，他喜欢“与时俱进”这个词，他要带着关于被超越的忧虑一直写下去，“一直会写到突然倒下”。未能完成正规教育的他随时从生活中的任何一点吸取营养，也包括陆川和他北大哲学系的博士弟弟陆丁。也许有这两句话的缘故吧，当发觉开始被人称作“陆川的父亲”，陆天明的心里并不仅仅有欣慰。

陆天明、陆川：艺术家拼的是关注

2004年9月，新东安电影院。导演陆川买了五张票，请爸爸、妈妈、弟弟一起看他的《可可西里》。电影散场，陆天明走出影院，对陆川说：“不论别人怎么看，你这部电影肯定是部好片子！你完美地完成了应该完成的任务。”

已经在外面转了两个小时的陆川答道：“其实我心里很忐忑。”

陆川感到这几年父亲越来越信任他了，他知道父亲看的是作品。“以前他老说我不看书，其实我是看的。”“从作品里，我爸爸看到了一个他以前不知道的陆川，一个更成熟的陆川。”有人在西祠上写到：“《可可西里》是陆川的青春句号。”也同样是这部作品，让陆川赢得了陆天明第一次的摇旗呐喊。

陆川这样总结《可可西里》：“艺术拼的是关注，我很高兴《可可西里》是一部大电影。”陆天明感到振奋：“作品里流露了非常难得的真诚。今天中国艺术界什么都不缺，就缺这个。大家争相表达困惑和贫乏，但给不出答案。拨开水面的花瓣和泡沫剩下的是白开水或苦水，这是在精神上阳萎。人们精神上渴着呢，文学艺术稍微参与点儿，大家就觉得特亲切。《可可西里》赢得了媒体和精英分子的尊敬，这点是最可贵的。就是一分钱都不赚也是好作品，人要活的有力量、要挣扎！”陆天明说这话的时候，陆川正开着凌志大吉普去机场，参加南昌首映式，车里装着宁波万名学生给《可可西里》的签名；北京的《可可西里》两个月还没下院线，王小帅跟合作过的副导演说：“陆川出来了。”

但陆天明没有忘记替老板们说句话。据说王中军投了300万，佳能赞助了410万，《可可西里》的票房11月初达到了400万，坐在电影院里的王中军，嘿嘿一笑，扭头问身边的人：“你真觉得《可可西里》那么好吗？”不过，陆天明打趣地帮老板盘算了一下：“每次花十块钱，这次给陆川两块，给其他人（比如冯小刚）八块；下次可以给陆川四块，给其他人六块。”

陆川并不否认《可可西里》是典型的青年导演的野心之作，他给自己写了3000字的总结文章，把《可可西里》的问题归结为两点，第一是片子本身的问题，第二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陆川有点儿奇怪，媒体表达的陆川总是一副张狂形象，陆川看了都讨厌，他还是希望自己更从容更平静。不过，这并不妨碍陆川认为大家对《可可西里》的反对意见都不靠谱儿，“本来要登月，您给支的招儿是要上木星”。他把《可可西里》票房的不如意归结为院线老板的放片策略，认为自己特别能理解他们“走一步看一步”的想法。至少，通过这部片子，他结交了一批一直想认识的媒体朋友和学者、精英，包括组织了几拨人去看了好几遍的洪晃人等。陆川已经开始考虑，两部正在接洽的片子是选文艺片，还是娱乐片？陆川需要选择：是继续证明艺术实力？还是重新证明票房保障力？不过他说：“我不是贾樟柯，电影只是我的爱好。”

陆川并不憧憬父亲那样的生活。“父亲除了文学创作，没有个人爱好。我还是想爬山的时候有人一起。和朋友一起喝酒，一起玩儿。电影只是我的表达方式，不想让它成为生活方式，天天生活在电影里就失利了。父亲有着很大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值得尊敬的。89年读大学后，我更关注人本身，没有什么政治热情，对人与人之间有些不信任。”陆川和父亲开玩笑说，要吸取他的教训了。父亲一辈子“不敲门”，很容易沟通，又是不跟人沟通的人，朋友很少，自己孤军奋战。正如陆天明自己所形容的：“他是借住在北京搞写作的人。”经过文革的陆天明对记者强调：“幸亏我不敲门，所以幸存下来，能写到今天。我就是凭体力干活吃饭的。”

《体制下的作者》是陆川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论文的标题。他放弃了先前研究的一位中国导演，因为感到他最后还是妥协了，后来花40天时间，研究了科波拉，写了七万字，破例被学报分三期发表。陆川在试图为自己寻找标杆，规划电影导演踏入市场和社会后的方寸与弹性。他看到了科波拉的两点成功之处：第一，吸收了好莱坞经典电影和法国新浪潮电影的风格，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崭新而强烈的个人风格；第二，很早就建立了自己的电影工厂，出发的时候弹药充足。这也是一篇让陆天明一直以来颇感欣慰的毕业论文，他赞赏陆川“选对了方向”。陆川把自己当年在电影学院的工作室取名为“青年周口店映画”，Logo正是举着火炬的北京猿人。

如今，陆川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自己的工作室，拍《可可西里》时已经参与运转。

11月3日，陆天明的三层小复式家中，采访结束的时候，陆天明提起陆川在东京时打来电话，陆妈妈问：“你在东京怎么又哭了？”陆川答：“没有，我就是擦了一下眼睛。”这让记者想起陆川说的话：“我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我应该幸运。我拍电影，是一直有特别强烈的表达欲望在支撑着，而且这种表达是有质量的。每个年轻导演都应该坚持这种质量。”

档案：

陆天明：60岁。10岁丧父。12岁第一次发表作品。14岁去安徽当“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18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底奉调进京，就职于中央广播文工团电视剧团编导组。80年代初合并入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文学部任专职编剧至今。凭借《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成为享誉民间的“反腐作家”，近日出版新作《黑雀群》，自评价为“中国的《美国往事》”。

陆川：33岁。1993年毕业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专业本科，1998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2002年推出处女作《寻枪》，2004年推出《可可西里》，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期望下一部作品是中国的《美国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