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美好友谊的开始”，这是来自《卡萨布兰卡》的经典对白，它被大导演库斯图里卡在自己乐队“无烟地带（No smoking）”每场演出开始时反复念叨，这话更像是库斯图里卡对故国一种无奈的追思，那段友谊、那段美好时光早已随着那个故国消逝。“从前有一个国家，他的名字叫做南斯拉夫，首都是贝尔格莱德……”
地下－只是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
库斯图里卡以其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建造了这样的一个没有天空的城市,这个城市所属的国家南斯拉夫将永远只存在于讲述给孩子们听的故事里,而这个城市曾经是这个被自己和无情的欧洲大陆抛弃的国家的首都。
曾经为这个费里尼式喜剧的故事发展而欢笑,并也为那揪心的无情的狂欢的结尾落泪。江山曾经并且也将永远如此多娇,可是故国已不堪回首月明中.
记得结尾狂欢时,在那块逐渐飘离欧洲大陆的孤独土地上,马高带着娜塔丽来了,请求黑仔原谅自己,黑仔回答:不能原谅,但是可以忘记。这片土地上过去和以后的人民无法相互原谅,他们曾经都像马高和黑仔那样,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和兄弟,而如今和将来他们能做到的只是在梦里去忘记彼此的恩怨,让曾经的快乐在回忆里去尽情狂欢。
在《地下》里,马高和黑仔的每一次相聚几乎都合着那个不大不小的铜管乐队,他们两人在乐队的演奏中豪爽地喝着烈酒,肆无忌惮地进行着革命。在德军的狂轰滥炸下,马高平静的播放着那首Ausencia,并从此占有了娜塔丽.内战开始了,狂欢的音乐没有了,马高的儿子和儿媳死了,伊凡发现了哥哥马高的阴谋,打死了亲哥哥,手足相惨,才算战争,从此音乐彻底变了,热闹的管乐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神圣平静而忧伤的宗教合唱,悲泣地诉说着这个悲惨大地上的无法被宽恕的罪恶。最后结尾处,那个在二战和冷战时曾经陪同马高和黑仔一起战斗的铜管乐队又再一次奏起主旋律--热闹的吉普赛舞曲,反目成仇的朋友们在一起欢快的唱着跳着,仿佛仇恨和杀戮从来就没有在此发生过似的,在大家一相情愿的想象中,承载他们狂欢的陆地渐渐飘走了,离欧洲大陆,离这个地球越来越远。
巴尔干庞克－热闹的吉普赛摇滚
“吉普赛音乐，从某个角度来看，正是我们的蓝调。”无烟地带乐团众多成员们一致认为，正是凭着对吉普赛音乐和摇滚精神的共同热爱，才使库斯图里卡和他的朋友们走到了一起，以这种马戏团般的融合音乐带给听众欢乐和沸腾，从高压政治的铁托时代到九十年代残酷的内战时期一直到现在，他们怀念辉煌、讽刺时局，给那个已经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献上一个热闹而忧伤的送葬曲。在吉普赛摇滚中，乐队成员们忘记世仇，对于他们，美好的友谊永远都才刚刚开始。
贝尔格莱德之墙
“无烟地带”乐团几个成员曾于20世纪八十年代在电视台制作了这样一个讽刺短片，一堵墙把贝尔格莱德分成东、西两部分，墙两边的清洁工相互争吵，爬上墙一看，原来对方都是老朋友，欣喜之余不忘了自己民族仇恨的使命，于是继续大打出手。民族意识形态是如此根深蒂固的植入斯拉夫人血液，让它们无情的忘记友谊、爱情，要解决矛盾，只有动手。
爸爸出差时、铁托与我－儿童视角看铁托时代
两部影片都是关于铁托统治时期小男孩的成长故事。库斯图里卡的《爸爸出差时》完成于1985年，背景集中于1948年斯大林政权与南斯拉夫关系破裂时，家庭内部矛盾和外部政治环境都强烈地影响着热爱足球的主人公小男孩，使他被迫具有了与《四百下》中的里奥以及《铁皮鼓》中的奥斯卡相似的性格以及抵抗体制的使命。而完成于1992年的马科维奇作品《铁托与我》却更多的是一种诙谐的幽默，它在小胖子佐拉的现实成长烦恼中加入了许多超现实的梦境，并通过一次难得的铁托故乡拜访旅程，完成了小佐拉从领袖盲目崇拜到热爱家庭和家人的重大转变。我为什么爱铁托？是跟随时代的盲从还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两个小男孩都明白了。
锦绣河山一把火－贝尔格莱德与萨拉热窝间的“团结”隧道
与《地下》一样，这也是关于两个好友反目成仇的故事，它没有《地下》那么强烈的讽刺和宏大意图，却能更显露在民族矛盾和仇恨来临时友情的脆弱和不堪一击。那个二战后已废除的“团结”隧道，曾经是伙伴们童年追逐玩耍的宫殿，如今却变成他们血肉相残的战场。从贝尔格莱德出发的这条隧道的终点叫做萨拉热窝，如今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首都。
类似的影片还有《惊变世界》，它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了这种手足相残的苦难，穆族和塞族的婚姻必然在这个世界里惊变，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我们的音乐－戈达尔的炼狱萨拉热窝
德拉格耶维奇在《锦绣河山一把火》中描述的那个隧道，连接着贝尔格莱德和萨拉热窝，认识了影像中的贝尔格莱德，也可以顺道了解萨拉热窝，这个前南斯拉夫电影的重要地点，我们中国观众所熟悉的那个瓦尔特保卫过的城市。
萨拉热窝也许能因为法国老左戈达尔而改变，《我们的音乐》中，戈达尔分地狱、炼狱和天堂三个篇章讲述了三件事情。关于萨拉热窝的是炼狱，许多文化圈人相逢在萨市的图书周，这些人包括戈达尔自己、以色列记者、巴勒斯坦和西班牙诗人、祖籍俄罗斯的年轻希伯莱姑娘、祖籍埃及的希伯莱翻译家、美国人和萨拉热窝市民，他们谈论着各个方面的文化，戈达尔还上了一堂“视野－反视野”（champ-contrechamp）的课，关于这个作为历史概念的广泛约定俗成的技术，他在一所戏剧艺术学校的学生面前放了一架数码摄像机，并发出这样的指令：“拍一部能够展示你们真实的一天的小电影，并用它拯救你们的灵魂”。
在拍片期间，戈达尔呆在同乡弗朗西斯.布伯在萨拉热窝市中心的安德烈•马尔罗中心，这其实是个具艺术走私、萨市文艺青年聚居地和教育机构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奇特地方。“如此多的歌来自这个欧洲思想的真实熔炉--在广阔的涵义上--只有萨拉热窝”，戈达尔在笔记里这样记载，为此他成立了一个暂时性由来自国外知识分子组成的社团，来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在这座城市里一对一对地展开对话。片中有这么一段对话，一个女孩被问及：“为什么是萨拉热窝”，她回答：“因为巴勒斯坦，我来自特拉维夫，想看看地球上是否有地方人们能协调相处。”通过影像艺术，在这个曾经民族完整分裂的土地上是否能塑起一座重新融合的高炉呢？
在萨拉热窝，戈达尔将时间切了两刀，过去留给地狱，现在留在炼狱，未来献给天堂。作为炼狱的萨拉热窝，能否真正融化民族隔阂的坚冰呢？
相关知识：贝尔格莱德学派
前南斯拉夫建国于1918年，曾在1921年拍摄过《吉普赛人的敌手》等少数影片。前南斯拉夫在四五十年代拍的电影只能算作是“先驱者时期”，或称“史前时期”。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东欧电影新浪潮运动，称之为“贝尔格莱德学派”的一批电影工作者出现了。日尔尼克和琴吉奇是1969—1971年间涌现出的两位新导演，他们的《早期著作》（1969年）、《资本》（1971年）等，都是“贝尔格莱德学派”很有特色和新颖的作品。这些作品中许多是南斯拉夫的批判、讽刺电影，对现实作了无情的批判，称为批判片。1972年以后，前南斯拉夫由于严格了检查制度，这些新导演们无法再继续拍摄这类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