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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译制片历史综述(下)

2004-11-30 13:24  来源:网易娱乐  作者:顾铁军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195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在生产译制片时,由于翻译、配音、合成等多道工序中需要反复放映电影的某一个片段,由于设备功能的局限,工作人员不得不卸片、倒片、装片、放映循环重复地劳动,工作量繁重,效率很低,也影响译制人员的创作情绪。当年八、九月份,放映员张银生在没有任何参考材料的情况下细心琢磨,反复实验,终于设计制造了"循环放映盘",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该设备十月份开始使用,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当时一部译制片的生产时间从30天左右减少到20天左右。这一设备后来经过一些小的改进,一直沿用至今。1954年底,翻译片组又在国内率先使用磁性录音,以代替以前的光学录音,声音录制在磁性胶带,而不是感光胶带上了。由于磁带上的录音可以消除重录,减少了创作人员的心理压力,也节约了生产材料,是我国电影录音技术的一大进步。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技术人员又在磁性录音机上增加了循环录音功能,使之与放映画面同步循环录音,1963年,这套设备进一步完善,包括一套磁性循环录音系统和一套二路调音台,成为当时国内先进的定型设备,在我国当时和以后的译制片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国后,我国的电影译制事业在极短的时间内成熟,继而又迅速地、蓬勃地发展起来,实在是一个奇迹。1949年至1965年这十七年间,我国译制外国电影多达775部,平均每年多达45部左右,每年观众数以亿计。在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刚刚起步,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还相当低,文化娱乐生活的方式也很少,看电影成了当时最普及的也是最受欢迎的文化娱乐方式。在城市,电影院是最热闹的公共场所,人们或是举家扶老携幼,或是亲朋好友相约结伴,蜂拥而至,影院门口常常是熙熙攘攘,场内更是座无虚席。在农村,在厂矿,露天电影是人们的最爱,常常是当空挂起的一方银幕前,黑压压的观众一眼望不到边际,他们或坐在自己带来的小木凳上,或站在后边,还有人坐在远处的墙头上、大树上,成千上万的人凝神观看,鸦雀无声。那时候,来自异国他乡的外国电影倍受欢迎,外国电影让他们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异国风情。译制片克服了外国电影和中国观众间的语言的障碍,很容易让普通的中国观众接受,此外,外国人说中国显得很别致,与国产电影相比,外国电影有有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亿万中国观众。那时的电影就像今天的电视,引领着时尚的潮流,比如,银幕上苏联姑娘穿的布拉吉(一种连衣裙)让中国姑娘们好羡慕,一时间大街上到处流行布拉吉。人群拥挤时,会听到有人用电影上的"戏词"开玩笑,大声嚷:"让列宁同志先走!"

  很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初期,我国在文化上是相当开放的,进口电影国家的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时进口的完全是苏联电影,后来扩大到东欧国家,再后来扩大到整个欧洲和亚、非、拉、美诸国。选片只考虑影片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不在乎出产国的国家制度。这种打破意识形态界限,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无疑是我国译制片事业在初创时期就得以大发展的前提。十七年时期,我国曾从32个国家进口电影,这些国家遍及世界各个大洲,其中既有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日本、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数量上相对很少。译制片为中国人打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窗口,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摆在了几亿中国人的面前。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并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先进的有正义感的电影艺术家大有人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有着更切身的体会,他们的电影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更入木三分,如英国的《罪恶之家》、《抗暴记》,美国的《社会中坚》,法国的《红与黑》等等。 

  二、文革时期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中国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纠结在这场运动当中,作为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一部分,外国电影的译制也不可避免地融会在当时国家的政治大氛围里,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

  外国电影的引进与国家的外交有直接关系。建国初期,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两个阵营对垒,处于冷战状态。社会主义中国与苏联及其他东欧,亚、非、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交往密切,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当然也没有什么文化上的交往,所以长时间以来,中国进口的电影大多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少数通过民间商业渠道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六、七十年代,中国和苏联发生意识形态分歧,甚至发生边界冲突,两国彻底断交,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很多原来与中国交往密切的社会主义国家随苏联一起孤立中国,使中国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从那些国家大量进口电影,很多电影交流的大门就此关上了。

  另一方面,国际上对中国的孤立围困更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发人们要"独立自主,奋发图强"。遗憾的是,"极左"思潮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走过了头,人们产生了敌视、蔑视、厌恶外国的心理,国内大批"洋奴哲学",一边要批判苏联修整主义,一边要批判美帝国主义,似乎一切外国的东西都是坏东西,几乎所有与外国沾边的人和事都受到了怀疑、批判、冲击,人们不敢言外国,这样一来,中国对外交流的大门又被中国人自己从内部关得更紧了,加剧了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孤立状态。结果,能跟中国和得来的,既不亲美也不亲苏的国家不多了,中国身边只剩下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几个小兄弟,"文革"期间的译制片几乎全部来自这几个国家。文革后期情况稍有好转,个别电影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国内的政治气氛也有所松动,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电影多了起来。从内容上看,"文革"时期进口的电影一般都是历史片、文学名著改变的电影,如长春电影制片厂1976年译制的波兰故事片《哥白尼》,1972年译制的苏联电影《战争与和平》。来自西方国家的电影多数都是反映社会矛盾的影片片,如1975年译制的美国电影《纽约奇谈》、英国的《送信人》等。尽管如此,这些电影在当时几乎没有公映,看到的人很少。

  总的来说,"文革"其间的译制片产量很少,片源国家的数量也很有限。以长春电影制片厂为例,产量大的年份只译制十部左右,少的年份只有两部,平均每年五部左右,是文革前的八分之一。1966年到197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了50部电影,其中朝鲜电影26部,越南电影6部,罗马尼亚电影5部,阿尔巴尼亚电影6部,此外,苏联电影2部,英国、美国、法国、西德、波兰电影各1部。对于当时电影的千篇一律,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又搂又抱。"

  "文革"时期的译制片,同当时产量很少的国产故事片一样,是"文革"文化荒漠上的几株沙棘树,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倔强的性格保持着生命的力量,给动荡岁月中的人们带来了难得的精神慰藉和美的享受,一些思想深刻的优秀影片也给人们以启迪和教育。当时深受观众欢迎,后来产生较大影响的的译制片有朝鲜的《看不见的战线》、《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阿尔巴尼亚的《伏击战》、《宁死不屈》等等。那些在"文革"期间还坚持译制片创作生产的电影工作者们令人尊敬,尤其是那些敢于从敏感国家进口敏感电影的人更令人敬佩,因为在那种"极左"的政治气氛中,他们要负担着巨大的思想压力、冒着被批被整的风险进行工作,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有人因此受到政治迫害。

  三、改革开放大发展时期

  "文革"结束,中国电影迎来了新的春天。突然间,从前禁止放映的和人们不敢放映的译制片重新搬上了银幕,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老一代观众觉得惊喜,新一代观众感到惊奇。 "文革"期间长大的青少年没想到还有这样好看的"老电影"。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观众恢复了对外国电影的娱乐需要,急需译制厂译制出更多、更新、更好的译制片,广大电影译制工作者则扔下了思想包袱,放开了手脚,开始新电影的译制工作,电影译制的产量逐步恢复。1977年,我国译制了13部外国电影,其中,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6部,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5部,北京电影制片厂译制2部,进入80年代,我国译制片产量稳定在35部左右,后期又有增加的趋势。2000年,我国译制片产量为42部,其中,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28部,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7部,八一电影制片厂译制7部。近三十年,尤其我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电影译制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译制影片的数量上,更体现在影片译制的质量上。另外,我国电影译制在近些年来有了一个新动向,那就是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发展,在电视上播放译制片的需求越来越大,很多影片是为了在电视上播映而译制的。

  1985年以前,我国管理电影事业的政府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1985年,电影事业管理局全建制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与广播、电视事业一起归口管理。"文革"以后,我国的电影事业同其它行业一样,逐步恢复正轨并迅速发展,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促进译制片生产和发行工作,电影事业管理局采取了很多措施,制订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在管理和指导外国电影的引进、译制生产以及放映方面其到了关键的作用,为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为了推动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鼓励各电影译制单位不断提高译制水平,生产出高质量的艺术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于1979年在政府优秀电影评奖的项目中增加设立了外国影片优秀配音奖。电影事业管理局转到广播电影电视部以后,该奖项更名为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译制片奖。1979年以来,多部译制片获得这个荣誉,如《追捕》、《舞台生涯》、《永恒的爱情》、《苔丝》、《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等》。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主持评选的中国电影金鸡奖中也设立了最佳译制片奖,译制片《阿甘正传》等曾获此殊荣。

  近三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力大增,电影科技也随之突飞猛进,我国早期译制片的录音效果已经不能与今天的同日而语,如今的译制片录音已从单声道效果发展到立体声效果,再从立体声效果发展到环绕立体声的效果,一个译制厂家可以录制多种制式的电影配音。当然,这个结果不是轻易得来的,它饱含着一代又一代电影译制科技工作者的探索和努力。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科技人员依靠当地科技优势及自身的努力一直走在电影译制录音科技的前列。1977年,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录音师与其它单位的同行合作,设计建造了强吸引录音棚,可以多话筒、多声道录音,可以采用人工混响、延迟混响手段对录制的对白和背景音乐等进行加工润色。1979年,他们又在这套设备中增加了上海生产的三声道磁性录音机和六路调音台,使录制的声音更加清晰纯正、自然优美,于同年获得文化部科技进步奖。为了使译制片录音技术与国内外电影摄制录音技术同步,满足当时译制外国使用高技术手段摄制的影片的需要,上海电影译制厂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引进一套国外的先进录音设备,成立了由彭志超、何祖康、俞嘉年、扬培德四人组成的工艺改革试验小组,对进口设备进行分析研究,制定了符合本厂实际的布置方案,成功地进行了安装、检测和调试。这套设备吸收和利用了电视音像先进技术,发挥了电视音像技术中电子技术含量高、操作灵活的特点,采用时间码同步控制技术,通过十二路调音台在录像磁带上进行译制录音,既提高了录音质量,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从此告别了多年来使用的影片分段循环放映的老办法,又一次实现了电影译制录音的技术的飞跃。目前,我国主要的电影译制单位都使用了当代先进的技术设备,完全能够满足国际电影市场电影译制的需要,如我国电影译制的后起之秀八一电影制片厂就可以译制SR,SRD, DTS立体声制式的电影。

  经过多年的实践,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电影译制工作者们总结出了一套条理分明,行之有效的配音的工作程序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即看全片、初对、复对、排戏、实录、鉴定、补戏、混录这八个阶段,其它译制厂虽然没有进行这样的理论总结,但也都是按照这样的一套程序进行生产的。这其实就是译制一部影片所必需的八个环节、八道工序,它们之间既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每道工序都要完成一项核心的、关键性的工作,有些工序还在技术或艺术上有很高的要求,需要有掌握了相应专门技术的专业人员来完成。由此可见,我国电影译制工作者已经掌握了电影译制的基本规律,而且在大量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系列的满足电影译制生产各种需要的生产方法和工艺手段,从而使我国电影译制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健全的、专业性很强的一个专门行业。

  支撑起这个成熟行业的中坚力量是掌握了各项专业技术的专门人才队伍,即电影脚本翻译、译制导演、录音师、录音设备技师、配音演员等等。由于电影译制生产内容的特殊性,这些专业人员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翻译、导演、录音师、演员,他们要掌握有电影译制专业特点的特殊技艺。如电影剧本的翻译就有别于其它类型的翻译,因为电影对白语言具有电影艺术的特殊性,是生活化的、口语话的语言,是银幕人物形象的语言。电影翻译还必须考虑到对口型的问题。所以,电影翻译必须熟悉电影艺术规律,保证译文具有电影艺术性,能够满足配音的特殊需要。几十年来,在我国电影译制事业中涌现出很多艺术成就卓著的电影翻译家,他们长期从事电影翻译工作,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翻译了大量的电影剧本,为中国电影译制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刘迟、黎歌,吴戴尧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陈叙一、朱晓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刘大勇等等。

  电影剧本翻译完成后,译制进入排演、录音阶段,这时需要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录音师配合工作。当代先进的电子、声学科技,丰富的国外影片资源为当代电影译制人搭建了一个展现艺术才华的大舞台,新时期的电影译制的导演、录音师继承和发展了老一辈的技艺和优良作风,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在新时期的电影译制事业中创造了新的辉煌。他们肩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责任,充分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广开艺术思路,以全新的艺术观念制作出了一大批有时代特征的译制片精品,把电影译制的制作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我们将近些年来译制的战争片《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等等与过去的相比,我们会发现,新译制的影片在配音效果上的进步是巨大的。在这些影片的很多场面里,虽然多个人物的对白、背景音乐、枪炮声等交织在一起,我们不会觉得很混乱,相反,这些声音的层次非常分明,同时又和谐统一。再比如,现在译制片中的爆炸声极具震撼力但又并不刺耳,这是因为爆炸声后留下了一段静音的结果,虽然爆炸声本身的分贝数并不高,但由于有后面一段时间静音的衬托,让人觉得已经震耳欲聋了。所有这些进步都是导演、录音师们不断学习、揣摩、探索和实践的结果。三十年来,有很多优秀的译制片导演和录音师脱颖而出,令人瞩目,如导演徐雁、武经纬、林白、彭河等,录音师何祖康、董保胜、张磊等。

  所有电影译制工作者都是幕后英雄,他们的一切努力和艺术追求都只能通过音响、特别是配音演员的话音传达给观众,所以相比之下,配音演员是最幸运的,他们能以自己的配音与观众见面,与观众的距离更近一些,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责任也就特别重大,作为全体译制工作人员与观众之间的桥梁,他们表演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部译制片制作水平的高低。令人欣喜的是,我国译制片配音演员取得了很大进步,他们在文化艺术修养和配音技巧方面都有了极大提高。在新时期的译制片中,配音演员的语言是标准纯正的汉语普通话,已经克服了早期译制片中存在的配音演员受地方方言影响而产生的读音问题和语调问题。配音演员尤其注意避免读错字,这在以前的译制片中是很多的,如译制片《王子复仇记》中将"玷污"说成"zhān wū",将"失恋"说成"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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