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证》创意来源

经典的家庭血缘悲剧，古希腊悲剧的摇篮……由一个极富诗意的视觉听觉意象……由一个大城市的标志性文化景观……

来源之一：经典的家庭（族）血缘悲剧。

家族血缘悲剧有悠长的历史，古希腊悲剧《俄迪浦斯王》的经典情节后来被佛洛伊德演绎为“杀父娶母”的人性潜意识。这种悲剧因为有着扎根于每个人身上深厚的潜意识根源，具有别的传统悲剧如英雄悲剧、社会悲剧等所无法比拟的力量。

在电影这种大众艺术中，深厚的潜意识就能够转化成为强烈的精神风暴，简单说就是“化深刻为宽广”。

在这种经典的家庭血缘悲剧的基础上，如果再加上社会悲剧内容，这样的双重悲剧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人证》就是这样的影片。

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固然是一个悲剧。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杀死的是自己的母亲，或者一个女人杀死的是自己的儿子，那就只能用双重的悲剧来说了。

在根据日本着名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人性的证明》改编的电影中，导演佐藤纯弥在家庭血缘悲剧的基础上，又加进了日本当时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即日本深以为国耻的二战失败后美国占领军蹂躏日本女人的情节，而且为了让剧情更加复杂，特意设计美国大兵不是一个白人而是一个黑人……

把如此丰富的内容揉进一个电影中，这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传统电影符合当时的方法，也是传统电影所追求的目标。

这样故事就很自然地出来了，从故事的原点来说是“战争后片”，类似的经典影片有法国电影《长别离》、俄罗斯电影《战地浪漫曲》等。电影不是直接表现战争的残酷，不是直接批判战争，而是把战争中留下的一棵种子，留在战后来说，这个种子当然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悲剧。

好了，故事的原点找到了，接下来的就顺理成章了。

话说在二战后日本的一片废墟上，美国占领军来了。其中有一个美国黑人大兵，（如果设计为白人当然也未尝不可，但是黑人无疑具有更多的社会内涵，包括种族民族问题）——凭借着胜利者的特权，在一次本性放纵的行动中，强暴了一个日本少女。这个少女生活在贫困之中，遭强暴后曾经想死，被别人救下来了。生活中毕竟还有美好的东西，何况这个美国黑人大兵出身老百姓，还是本性淳朴的，他的强暴是战争的副产品而不是他的主导本性。因此，他们有了短暂的一段快乐时光。

但是问题很快就来了，（这没办法，电影讲究戏剧性嘛），女人怀了孩子，生下来了（当然要生，否则戏的力量体现不出来，何况生下来也是符合生活实际真实的，战后那么穷，哪儿来的避孕套），美国黑人大兵要回国了，日本女人再好，占领军的生活再快乐，毕竟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黑人大兵而不是什么将军。

孩子到那里去呢？有可能留在日本（但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试着写一写），另一个可能当然就是跟着黑人父亲回美国了，（其他的设计属于下策，不考虑），这就留下他以后（应当延续到战争后相当一段时间，以深刻地体现出战争残酷影响的长期性和不可磨灭性）再到日本找妈妈的故事，即影片的核心情节，引入家庭血缘悲剧原型，悲剧发生了。

谁杀了谁呢？如果是儿子杀死母亲，显然缺少合理性，要把故事编圆不太容易；因此，更合理的就是母亲杀死儿子。

母亲为什么杀死儿子呢？这正是影片所回答的问题。

  这样影片的大框架就形成了：一个日本上流社会的女人杀死了亲生的儿子，就因为这个儿子是她在日本二战失败后的贫困生活中与一个美国黑人大兵的结晶。她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充满悲辱的历史，她永远也不想重新想起这段历史，但是她的儿子从美国回来找她了，儿子还怀着找到母亲的欣喜，这是他从小到大第一次见到母亲。但是他万万不会想到，母亲来见他时，身上揣着一把尖刀，就在他忘情的拥抱母亲时，这个母亲把尖刀插入了儿子滚烫的胸怀……

这个传统的家庭血缘悲剧，非常合适地安置在了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显出了它的永恒的震人心魄的力量。日本当时最强烈的社会主题之一，就是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关系问题，（以后美日两国联合拍摄了由高仓健、迈克-道格拉斯主演的影片《黑雨》同样表现了这个主题），有着极丰富的内容。影片置根在这个大背景下，具有了最强烈的效果。

战争中的男女之间的故事，可以讲出很多，尤其是中国人还没有讲出来的。比如，描写外国占领军的男人与被占领地的异国女人的恋情，国外已经有法国小说《沉默的海》，法国电影《广岛之恋》，前苏联影片《岸》，即可以直接地表现当时的恋情，又可以表现它们的衍生部分，这是一个永恒的金矿，在“战争中的人性”这个母题下面可以得到充分的发展。

但是又遗憾了，中国电影似乎还没有见到类似的，为什么一个“日本鬼子”就不可能爱上一个中国女人呢？是真的没有、从文化的根子上来说就不可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姑且不说电影，就是把这个假设当作一个“虚拟课题”，来研究一下，似乎也是有趣的。）

《人证》这个故事已经成为一个经典，一个象征，谁如果想知道战争中的敌对双方的男人女人恋情故事的结局，这个美国黑人大兵与一个日本少女的战争间的畸形故事，是不能不看的，

创意来源之二：由一首歌曲，一个草帽的意象。

在悠长的电影艺术长廊中，法国三十年代的“诗意现实主义”是非常有魅力的。本来，电影作为晚生的第七艺术，从一诞生起就从传统的文学艺术那儿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经典的电影往往是既有诗意，又有电影独有的、突出的画面和声音要素的电影。何况从观赏性来说，电影与小说不同，观众要进入黑暗的电影院中，需要聚精会神的观看，需要在更短的时间里给观众以更加强烈的刺激，这种刺激最好是多方面的，同时刺激或是在某一个方面特别突出的刺激，需要有突出的、别具一格的、丰富的视觉声觉因素。一个影片只要能够在这方面做出别人没有的特色，那就一定会赢得观众的欢迎。

在目前这种后现代的信息爆炸社会，更是需要平面化的、尖锐化的、感官化的刺激。《人证》作为经典影片，以一首荡气回肠的《草帽歌》在七十年代的影片中独树一帜，就是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出色的。

一部电影能否来自于一首歌曲呢？不仅可以，而且有相应的其他影片的例子。日本导演山田洋次的影片《幸福的黄手帕》、德国导演法斯宾德的影片《莉莉-玛莲》都是导演无意中听了那一首令他动心的歌曲后，萌发了创作灵感。

从九十年代以后的世界电影潮流来看，电影歌曲是一个相对于电影本身独立的重要的市场，一首好歌可以让电影插上翅膀飞如千家万户，可以取得不亚于电影的回报，而且对电影有巨大的宣传作用。谁能够忘记《泰坦尼克号》中的“我心永恒”，谁能够准确的算得出这首歌在《泰坦尼克号》鲸吞全球票房收入18亿元的历史新高记录后面的作用。

准确的把握这首歌的内涵，为这首歌度身制作一个电影故事，电影已经完成了。且让我们暂时忘却电影，回到电影的产生地日本的七十年代，看看我们能否在只有这一首歌的情况下，能否找到《人证》的创意思路，或者能否创作出一个比《人证》更好的电影——这当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办法来验证这一点。

这首歌的情感主基调是伤感的，眼前好象出现了一幅意象画面：一个伤心的儿子向母亲倾诉着自己的深情，然而母亲却在回避，她不愿意这个儿子的到来，这将使她的平静幸福的生活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现在的生活是她的一生的代价换来的，是以隐藏她的以前的一段无法见人的屈辱隐私为基础的。她现在也有一个视如自己生命的亲生儿子，两个儿子她都爱，但是残酷的命运只能让她选择一个，除此别无他路，这样的故事还有美国获得普立策小说奖的《索菲的选择》以及同名电影，电影由梅丽儿-斯特里普主演，是一部感身至深的影片。

这样绝对的选择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常见的，最合适的环境当然就是战争了。战争，它能让最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具有最大的合理性。这和战争中是否存在这样的真实情况，并不矛盾。

战争使人性的一切卑劣性都能够从文明的禁忌中释放出来，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戏剧性，如实记录下来就可以比的上最伟大的戏剧家的想象力，因为这是无数的人的潜意识所共同创造的。

如果一个人有充分的想象力，能够设计出人类文明史上最惊人的罪恶和最邪恶的智慧，但是找不到合适的戏剧环境，那么就请去战争中吧，把人物安排到战争中吧，这里是人性的熔炉，是人类的地狱但是艺术家的天堂。

于是，我们故事的女主角八杉恭子在战后杀死了前来找她认她的亲生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她在战争中的一段屈辱生活的见证和结晶。在此，可以把故事编的曲折一些……

创意来源之三：由城市的标志物。

现代电影往往又是城市电影，城市景观自然不可缺少。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文化景观，在电影这种文化、旅游、城市形象广告传播的多重载体中，与城市的文化景观最密切地结合起来，电影就可以借助这个景观更好的飞翔。

反过来说，一个成功的电影，也可以创造出一个城市的著名文化景观，一个著名的文化旅游景点，为这个城市带来滚滚的财运和饱满的旅游人流，提高这个城市的文化品味。

这在以前主要体现在一个国家内部，或是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感知上，但是对现在而言，地球村的状态已经使电影的设计时必须要考虑到国际形象了。中国电影更应当在此注入充分的注意力。

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侦探所在的伦敦舰队街就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化景观，每年到那里寻访“福尔摩斯”的游客络绎不绝。看过马丁-斯克西斯旷世杰作《出租汽车司机》的又有谁不对纽约的夜晚街道、黄色出租汽车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似乎大师们都有一种特别的才能，能够在电影之外顺便给他们生活的城市留下一个电影化的印记。电影大师希区柯克的《三十九级台阶》使我们再也不能忘记伦敦大笨钟。《人证》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楼顶上设计的象一顶草帽的豪华大厦。如果有人说电影是由这个日本某地的标志性建筑物而来的灵感，是有道理的。

电影编剧导演，要具有建筑设计师的思维。

好吧，我们的电影故事冒险就这样开始了。这个电影故事的前提是：这个象一顶草帽的大厦在影片中成为一个关键的、不可缺少的情节点。

我们的创作是在什么时候呢，七十年代，嗷，日本这时以推理侦探片为外包装的社会问题片是商业影片的主流，保证卖座，大路子就是它了。

在推理侦探片中，这个“草帽大厦”成为影片的一个关键的线索，即影片中的一个被谋杀者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或是他挣扎着前往的一个地方。从影片的视觉效果来说，后者的效果更好。

好了，假如说这个被谋杀者身中数刀，气息奄奄，挣扎着前往与他的被杀有着密切关系的“草帽大厦”，死在“草帽大厦”里，从而为影片的主角即警察们留下一个线索，这个被谋杀者到大厦里是来寻找什么人物——大厦里一定有什么活动，场面浩大，便于电影的视觉听觉效果表现——时装模特应当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小说中并没有安排时装模特的表演，女主角八杉恭子也不是时装设计师，这是导演为了使影片更有电影化而改编的，就象张艺谋改编刘恒小说《伏兮伏兮》时把影片的背景改成染坊，何平把《炮打双灯》的背景设计为鞭炮坊一样，都是为了增加影片中的视觉、听觉、烟火道具等电影因素的最佳表现力）。

谁与时装模特有关系，当然是影片的女主角了，从年龄上及社会内涵上设计，她应当是一个成熟女性，成功的上流社会女性，但是谁也想不到她就是影片中的罪犯杀人凶手。

一个美丽的女人为什么要杀人，美的东西的毁灭才有悲剧价值，她是一个悲剧的牺牲品，（作家的本性往往是喜欢拿一些美丽的女人的悲剧来揭露社会的问题，从小仲马的《茶花女》，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这体现了传统的的男性作家对美、女人和社会的基本观念，这也是一个类似金字塔的牢固的观念。

那么，什么是中外的电影观众都能够接受的社会因素呢，当然这有很多。但是在其中最有日本性的，当然就是日本、德国共同发动的二次大战了。因此在片型上，又应当引进“战争后片”的基本内容，即是说，女主角八杉恭子这个杀人凶手杀人的内在原因早已经在战争中就埋下了，她是一个战争中的受害者，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人”，（这个经典命题最早在俄国文学大师妥斯托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说中明确的出现，后来著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也写过同名的话剧，并被拍成电影。德国新电影浪潮中坚人物法斯宾德的电影《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也是这样的“被侮辱与被迫害的女人”在“战争后片”的作品。）——日本作为战败者，胜利者的代表当然即是美国人了。

在一个美国男人与一个日本女人之间，设计多种的复杂的矛盾，于是这个美国男人就成为一个黑人，一个年老时潦倒贫困依靠人为的“撞车”事件而敲榨富人钱财的街头流浪者，一个想把这个昧心钱送给儿子，让他前往日本寻找他的亲生母亲的慈父，他做梦也想不到凭着这个以生命的冒险和良心的羞辱为代价换来的路费，把儿子送到了他的亲生母亲面前，但也是一条通向坟墓之路。

这里面的人性，就电影的表现力设计而言，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影片的结果如何，就看导演的才华了。幸好，导演佐藤纯弥炉火纯青，影像音乐表现达到了七十年代的高水平，尤其是那一首《妈妈，我的草帽遗失在山谷》更是荡气回肠的经典之作，多少人每当听起这首歌，都是忍不住泪沾衣襟。

电影故事梗概：

美国，纽约。一个黑人青年从银行里出来，兴高采烈的奔跑着叫喊着。有人认识他，不明白他何以兴奋，他大喊：可里丝米…..

日本。晚上，一个公园里，这个美国黑人青年捂着腰，在夜色中两两跄跄的前行，抬头望去，一个顶端象草帽的大厦在夜色中栩栩发光。他的腰上流着血…..

大厦的电梯里，黑人青年的脸上浮着奇怪的梦幻似的笑容，电梯里的人恐怖的看着这个身上不断淌血的青年，突然他叫喊了一声“可里丝米”就倒在地上，死了。

这是大厦中最热闹的地方是演播大厅，著名服装设计师八衫宫子的时装发布会正进入高潮，雍容华贵的八衫宫子款款上台接受人们的欢呼。她的眼中流出出激动不已的神情。

东京警视厅年轻的侦探栋居和同事来到电梯里检查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