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创意来源
张艺谋的电影几乎都能从一个烂俗的商业噱头出发创意，文化和艺术是她的包装，类似于把一个婊子包装成一个贵妇，当然难度可想而知，要不张艺谋能算大师吗……从“夫妻俩不能做爱了”能够创作出一个电影杰作吗，文人不敢这么想，但是张艺谋知道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会这么说“这倒霉的两口子不能日逼了”……为什么，不同时代民族社会原因的背景能够创作出不同的故事…….张艺谋装的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被比他社会层次高的人踢伤了鸡巴，他的老婆（还是怀孕的）为他（但他自己消极）争取一个公道，中国人最典型的“面子”问题……张艺谋创造了一个流行术语“总的给一个说法吧”…….对话的隐喻……
张艺谋的电影，其实几乎都有一个最滥俗的商业片的核心内容。
但是在这个核心内容之外，他聪明地加上了艺术片的包装，在几经搅和之后，艺术和商业已经水乳不分，在两者的结合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
以往的评论大多注意到了张艺谋影片的艺术性内容，但是很少注意到其中的商业性内容。
这点很容易明白，掌握着对张艺谋电影“话语权”的人们大都是各类文化精英，但是惟独少有经济人才，更加少有实际广告等商业经验的通才。所以，即使有一些观众提出从商业片的角度看待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尤其是他在的影片雏形时期的潜在影片前期的创意策划中的商业性因素，也缺少社会共鸣。
社会上注意什么呢？张艺谋与某女明星或女新星的菲闻，影片的商业卖点，艺术界人士对影片的评论等。张艺谋称自己善于“造势”，请注意这句话是在他2000年又一次凭借《
张艺谋的影片中，一直都有着最强烈的商业因素。
张艺谋这个金字招牌自然是最大的商业因素，他的似乎无穷尽的创造力和旺盛的超人的精力，使他始终处于媒体的焦点中，这是他自己也无奈的。影片之外的“男女关系”，如果说他刻意作为，也显勉强。在他可能有意识的“造势”中，在他的影片的商业卖点中，他比别人找的更多，结合的更巧妙。如果因为这个称他是艺术化的工匠，也不为过，也许电影艺术家区别于其他艺术家的最大本质就在这里了。不管怎么说，张艺谋都堪称是最杰出的电影导演。
影片的一个创意来源：从最俗的下三烂的商业性影片中抽取营养，从最强的一个商业片因素出发设计：夫妻俩不能做爱了。（用最粗俗的老百姓口头语来说就是：这两口子不能日屄了，不能干那事了，哈哈…..）
一定要考虑到普通观众，用最普通的语言说到电影时的情况，是不是津津乐道。
这虽然不上大雅之堂。
但是，往往底层决定上层，屁股决定大脑，存在决定意识。
张艺谋的影片中几乎都有这样丰富的层次。
中国影片很不善于把书面语言转化为老百姓的口头语言，编导的假文人气味太浓厚，这样不仅无法洞彻生活的真谛，而且时不时的使自己陷于虚假的自我迷恋的怪圈中，弄的一个个象希腊神话中死在自己的水中倒影中的美少年菲尼克斯，美则美矣，但是虚幻虚假，不实在，不真实。
这不仅是方法问题，也是智力问题。
张艺谋的影片的成功秘诀之一就在于，他几乎总能够把形而上的内涵和下里巴人的老百姓的语言，把诗意的高尚的语言和粗俗的甚至低级下流的语言，进行成功的转换，成功的融合。
尤其是在影片的创意时期，更应当掌握这种技巧，一个问题一个说法一个现象一个故事，尝试着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来，如果能够达到统一，这个影片毫无疑问就是又叫好又叫座，即是艺术精品又是票房宠儿。
不能做爱，好故事。
既可下里巴人，作好了也可阳春白雪。
先从原因看起吧。为什么夫妻俩不能作爱呢？这有许多种原因，让我们看一看有哪些影片表现过，还有什么没有表现过。
如果想到了而别人还没有表现，那就是我们的机会了。
以前的电影曾经表现过的，因为战争中受伤如日本电影《
如果再加上一个最有中国文化特点的因素，那就是面子问题，就更有意思了。
当然不能这么直说，应当变化一下表露方式，成为“给一个说法”这样包容度极大的影片的主导语，一个有可能成为社会流行词的短语。
故事的背景当然放在农村了。而且要放在张艺谋最熟悉的北方农村，当然是他的老家陕西了。
农村是不仅是张艺谋所熟悉的，更重要的是，国际电影节人士根本不相信中国城市电影能够有什么意思，中国的城市才多少年？
好了，故事有了雏形：
一个农民被一个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人（村干部）踢伤了鸡巴，（一定要一个社会地位比他高的人，否则很多社会含义就出不来），原因一定要设计为村干部有一定的合法理由，这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村干部没有理由，那就显的小儿科了，仅仅是一个违法乱记事件了。反映违法乱纪现象，其结局当然是观众早就已经明白的，因为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结局。如果要形成一个悲剧，就必须象黑格尔所说的，悲剧矛盾的双方都要有合情的道理。
因此最好的设计就是，村干部因为遵守国家的一项规定（影片中设计的非常好，选择了农民文化底蕴最强烈的房子-自留宅基地来说事），与违反国家规定的这个农民发生了争执口角，在拉拉扯扯中无意中踢伤了这个男人的鸡巴。
这个男人倒是老实，不吭不哈，（这让人想起中国男人的品性），但是农民的老婆（巩俐饰演）不干了，一定要让村干部道歉（这里面能让评论界找出个人人意识、平等意识等现代化时髦观念）。村干部倒并非是毫不讲理，（否则难以体现出中国农村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和特殊的文化传统，不了解这一点就是不了解中国农村，也就是不了解中国文化），但是他觉得自己没错（当然是了，因为他是代表着党和政府的，他认为自己可以承认工作中的小失误，可以居高临下的象征性的道点歉，但是要让他彻底道歉，他是绝对不干的，因为这不是否定了党和政府了吗，这不是说让他这个忠实地执行党和政府指令的人，违反党和政府的指令吗？）。
于是黑格尔就出现了，一出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掩藏的中国特殊的悲剧就上演了。
因此，故事就这样设计，“巩俐”找到村长，希望他给自己一个说法（其实是希望村长给自己一个台阶，也给村长自己一个台阶，双方都保全了面子，就皆大欢喜，什么事也没有了。（“面子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突出的核心之一）。
但是人物性格的力量在这儿显出来了，这也是编剧的看家本领。
张艺谋让这两个人都是倔性子，谁也不让谁，在两个人的阴差阳错中，两个人彻底闹掰了。
于是，巩俐一倔之下，就开始了一次次的仪式样的上访活动，名意上是为自己和丈夫讨一个说法（编导幸亏没有让她为村里的人们讨一个公道）。活动的仪式化，即“巩俐”上访活动的其中一个环节（影片选择了“巩俐”出村口的段落，并且在其中进行了一些变化，即逐次表现了交通工具的提高，由人力车到畜力车再到大机动车，表现了历史的变化和停滞），同时也是西方人对东方艺术的共同看法，一种康定斯基和墨西哥壁画似的观赏效果。在这里，集中的体现了张艺谋综合多种要素的超凡功力。
本片的创意核心环：中国文化核心特点之一的“面子”，道歉，告状；巩俐量身定制，怀孕期告状的一根筋，农村妇女新形象；鸡巴被踢伤不能作爱，性，最强烈的商业因素和潜在的文化因素，形而上和形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