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迎来划时代的转折点
对于内地、台湾和香港三地而言，1949年都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两岸三地的电影基本维持着个别经营、独自发展的特异格局，形成了中国电影发人深省的独特奇观。
当我们回首中国电影百年时，整个香江影坛的风雨历程也纳入我们的视野。这个被称作是“东方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基地几乎每一个十年都会创造出一个奇迹般的景观，而香港电影生命力的顽强表现在百年来无数低谷挫折它都能从容走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长城、凤凰等影业公司推出了一系列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品，深受观众喜爱。在电懋、邵氏等公司以娱乐观众为主的商业类型电影暂时还没有成为主流之前，那一段时间，在香港电影人的心目中，或许称得上是一个业已遥远的“理想年代”。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长城为主的影业公司推出了一系列民族意识较强和深具历史使命感的作品。
1950年由长城影业公司改组成立了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
1950年讽刺喜剧《
凤凰早期作品以反映中下层市民生活为主，由费穆、朱石麟参与编导的《
回眸
“旧长城”改组“新长城”
长城影业公司1949年初由张善琨等人创办于香港，1950年夏因经营不善转让给航运界巨子吕建康。吕建康通过费穆的弟弟费彝民的协助，招纳和培植了夏梦、乐蒂、石慧、傅奇等后来叱咤香港影坛的著名演员。
1950年完成讽刺喜剧《
“龙马”变“凤凰”
凤凰影业公司成立于1953年，人员主要来自“龙马影片公司”的电影人(龙马公司由费穆主持，费穆病故后，龙马也被迫结束)，以及一部分离开永华公司的电影人，当时主要负责人是朱石麟和韩雄飞。
公司早期作品大多以反映中下层市民生活为主，1956年后，作品逐渐转向城市喜剧，《
整理：张悦
1949年以后，政治分立使得香港电影同内地的电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政治见解、运营机制、人才格局以及出品的类型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副教授、中国电影史学家李道新先生接受记者提问，在我们开始追寻香港电影五六十年代历史征程之初，梳理出一条寻找的脉络。
截然不同的“娱乐电影观”
新京报：我们知道香港电影其实几乎与内地电影的历史同步，1949年以前的香港电影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发展规模，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自1949年后，香港电影与内地“十七年”电影所走的发展路线却是截然不同的。
李道新：最重要的原因是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香港特殊的殖民地政治环境、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以及东西方兼并的文化氛围，使得香港电影走上一条复杂道路。同内地强烈的政治电影观不同的是香港非常明晰的娱乐电影观，这使得香港电影有意或无意地迈开追寻独特的香港身份的脚步。其实正是在娱乐电影观的促动下，香港的电影工业迅速崛起，很快就成为了中国商业电影的制作中心。
左派中原电影与右翼新马电影并存
新京报：应该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最为明显的就是多家民间投资、私人经营的电影机构的成立，从1949年底到1979年间这些电影机构甚至达到了300-400多家，这是相当惊人的数目，虽然是百家蜂起，但是出品精良的主要还是集中在长城、凤凰、电懋、邵氏等公司，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李道新：我认为从资金、人才以及文化底蕴来看，香港电影在五六十年代大致可划分为左派的中原电影与右翼的新马电影两种势力。中原电影势力主要自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从内地转移到香港，以长城、凤凰影业公司为代表，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拍摄了一系列受欢迎的电影作品，对香港电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真正主导香港电影格局的却是新马电影势力，就是自50年代初期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转移到香港的电影公司，以邵氏兄弟、电影懋业为主，它们立足于商业利益，迎合观众，票房至上，也最大程度地发扬了“娱乐电影观”。
“类型化”考验电影市场
新京报：您上面所反复提到的“娱乐电影观”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李道新：我认为它不仅体现在这些电影公司老板的切身行动上，或者是表现在公司旗下主要编导者的一贯意识里，更主要的是通过一大批各种类型的电影出品而得到充实和完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同样也是香港粤语片的“黄金时代”，这些本土的粤语电影植根于民间中下阶层，令小市民有所娱乐、宣泄。
而由于商业的需要类型化的制片策略就成为考验电影市场的有益尝试，于是家庭伦理片、喜剧片、歌舞片、戏曲片、古装片、武侠片、功夫片等多种类型的片种应运而生，并发扬光大。
我们回首同时期的内地政治电影观、香港的娱乐电影观以及台湾政娱合一的电影观时发现，尽管发展路线相异，其实还是存在着内在精神的一致性。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电影笔记
奔向未来的日子
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的状态还是一个整体的起起落落。抗战时期上海沦陷了，电影人就跑到香港去避一避，但仗打完了，终究是要回去的。而那个时候的台湾电影，仍然是一片混沌，刚刚处于萌芽状态。
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电影欣欣然直奔着意识形态而去，一种火红的时代激情也曾相当纯真地出现在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中，当然，在逐渐复杂的政治风向下，电影人也变得愈加谨小慎微，逐渐远离了原本纯粹的电影，但在最初，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来的风雨飘摇。台湾电影和内地电影的状况其实如出一辙，就像一个镜子的正反两面，它也没有意识到电影被一种更庞大复杂的力量控制住时，所产生的后遗症会是多么绵延不息、如缕不绝，在以后五十年台湾电影的历史上，会成为一个无法医治也无法根除的阴影。
只有香港电影，在一个身份尴尬的处境中，生存成为它惟一的目的，却因此意外得到了自由创作、娱乐至上的前提，从而走上了一条与内地电影、台湾电影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不求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求能从你的口袋里掏出钱来去买电影票，只求你看电影时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这维系的却恰恰是电影与人之间最原始的关系。所以才长久，才兴盛不绝。
在观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老片时，我常常会不自觉地想要去选择粤语，却发现属于那个时代的语言只有国语，我甚至纳闷难道那个时候的香港人看的竟然是国语电影？在八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熏陶下走到今天的人，大概都和我一样存在着如此天真的误解。实际上大批初去香港的人带着各式各样的方言、固执着原有的生活习俗在那片土地上磕磕碰碰地共存了许久，上海话、潮汕话、四川话、客家话，林林总总，粤语一度是低下阶层的共同语言。在茶楼里唱着粤语苦情戏出身的艺人，即便后来成了大红大紫的明星，但站在台上一招呼仍然摆脱不了早年跑江湖求大家行个方便的谦卑。
粤语文化在统一的国语里一度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就像港人面对遥远的故乡一时不知如何自处。
所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最初开始，香港电影界也是经历了一番“左翼”势力和商业利益的此消彼长，从长城、凤凰等影业公司的历史舞台逐渐被电懋、邵氏占领，从五十年代的自由电影界逐渐转变为六十年代的大公司对垒，香港电影在去国离家的迷惘和安身立命的急切里张皇了许久，才终于在时代的大潮里确立了前行的方向。一直到七十年代许氏兄弟的市民喜剧和由许冠杰兴起的粤语流行歌曲终于成为主流娱乐时，一种属于香港的自我身份才在悄然中正式确立。这也正是香港经济迅速腾飞，港人对生活、对未来都充满了信心的年代。而初来香港的那批人在这二十年里渐渐变老，他们的下一辈成为香港的主人，关于故乡的回忆也不再鲜明，变得朦胧。
内地电影和台湾电影都未曾出现过香港电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面腾飞，那时候整个亚洲都为小马哥或周星驰疯狂。内地电影和台湾电影都在追寻厚重的历史意味里失去了电影最原始的活力，辉煌的第五代成就不了电影工业，而台湾“新电影”也更像是后来奄奄一息的台湾电影最后一丝的回光返照，只有香港电影在看似芜杂、粗俗的外表下，保持着最旺盛的生命力。即使它如今风光不再，沉入低谷很久，让人心存忧虑，但是对于香港电影的希望，却始终不息。所有这一切，都从最开始那奔向未来的脚步，就已经决定。
策划：本报娱乐新闻部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