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多重生活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这本书，我早已读过，那是台湾远流出版社的繁体字版，在北京拷贝，在长沙手工装订，隶属于朋友刘江名下。刘江由演员转行当导演，得益于此书多多。

两三年前，我在电影学院讲课，讨论的是安哲罗普洛斯。总有学生期望我来讲基耶斯洛夫斯基，我犹豫着，始终没有讲。《蓝色》感动我的地带很多，尤其是那些黑场，突兀而凝寂，与死亡相接，又在生命的间隙。音乐也无法跨越它。但是，一旦在课堂上分解它，把影音的元素切割成“镜头”，我就觉得走了调。《蓝色》是不能讲述和讲解的，只能去触贴，去触听那里的心跳。

也许可以讲《十诫》。讲《十诫》就必须十部片子都看过，不能只看《谋杀短片》和《爱情短片》，那时我只看过这两部，不敢径下断言。何况，我的朋友戴锦华对这两部影片更有见地，写过出精彩的分析文章，我讲不如她讲，尽管她早已调任北大，种种阻拦，难得回电影学院讲课。

所以，对于基耶斯洛夫斯基，我一直是隔岸观火，哪怕他早已在1996年过世，可以较为安全地盖棺定论。

 迟迟没有走进他的另一个理由，是他的剧情片都有很强的戏剧性，《谋杀短片》自不必说，《白色》和《红色》构思的都十分巧妙，《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在片名上就透出强劲的戏剧性能量。

基耶斯洛夫斯基擅于把握悬念和行动。这是他的长处，正是这些长项，阻碍我向他走得更近。

我生而乖戾，认死戏剧性是一个模式下来的玩艺儿，再了不起的作者被它套住，都只能乖乖就范。既然我不能说基耶斯洛夫斯基反戏剧性，反戏剧规范，就得先躲开他，远远望着。

戏剧性让我们投入，那是有时候。也有的时候，把我们推开，不让我们听到作者的心声。我认为，基耶斯洛夫斯基就多多少少有意把我们投弃到戏剧性的漩涡里，从而一定程度地保守住心中的秘密。他的书，则引领我走近他。

 人们评论他的电影，封许他为世界级的电影大师。他似乎在世界的顶级，风吹雨打不到的地方。他自己却说：“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我还是觉得自己是波兰人。事实上，影响波兰的一切都直接影响了我，我没有感觉自己远离了祖国，可以对他漠不关心，我对所有的政治游戏不再感兴趣，但我对波兰本身感兴趣。这是我的世界，我缘于此，而且毫无疑问，我将归根于此。”他的这种自我定位，源于他的另一个认识：“人的一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吃早饭拍你手的那个人”——对于基耶斯洛夫斯基来说，那就是他的父亲，一位从二十多岁就开始生病，四十七岁就已离开人世的波兰工程师。

基耶斯洛夫斯基说：“很少有人五十多岁时父母双全的。”这话使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没有去关注，我的父亲去世时，其实我才三十多岁，我三十多岁就成了“单亲孩子”，那种失落感，无从弥合。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是一样。

我很年轻就失去父亲，是因为父母亲生育我生育得晚，基耶斯洛夫斯基不同，体会出的简单道理却是相当一致：“我们时常想起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我们不能重现这一连串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中占主角的那些人显然已不在了。”

基耶斯洛夫斯基拍过很多记录片，或者说，先拍了很多记录片，再来集中拍摄那些剧情片。拍记录片，贴近现实，又远离荣耀。这也许是基耶斯洛夫斯基低调人生的基础。他说；“电影制作的含义不是观众，节目，评论与访谈。它意味着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意味着严寒，大雨，泥泞以及举着笨重的灯。这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差使。”

他是个悲观主义者，至少他自己如此看待自己，包括看待自己的导演身份。当今世界的人都在瞩目电影之辉煌，他却说道：“我理解费尼里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在电影厂里建街道，房子，甚至人造海，这样许多人就看不到导演工作的惭愧与渺小了。”

这会让许多艳慕导演冠冕的人吃惊：难道伟大的导演会认为自己的工作令人“惭愧”吗？

他不理直气壮，活在这个世上，他简朴，甚至心怀卑微。他看到的总会是：自己仅仅是在抗拒种种压力，“而其他人却在做真正的付出”。有一段时间，他喜欢寻访旧地。他过去常想，到一个地方看到三、四十年未见面的老朋友的感觉，肯定美妙无比，世界变得完全不同，朋友们变成什么样子了呢？他那样做了，遇见一些老朋友，然后，他终止了这些动机，因为他又在“惭愧”了：他挺富裕，开着一辆好车，一生中总有一两次是很幸运的，但是他开车经过的地方，总是有贫民窟，住在那里的人们，一生连一次幸运的机会都没有，正在和将在贫困中终了一生：他们不幸运，这使我感到惭愧。

 显然，物质分配的不均，生命地位的差异，反映到基耶斯洛夫斯基身上，深化了悲哀抑郁。于是，他在《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1991）中看到的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它导致波兰的维罗尼卡在音乐会上心脏病突发猝死。另外一个维罗尼卡，法国的维罗尼卡，同样有着一副动听的嗓子，同样心脏不好，却似乎要幸运得多。可是，这也是一种假相：她遇到一个恋人，木偶艺人亚历山大，她以为，他就是自己的命运，她可以与他结合，然而，结局是，她离开亚历山大，破灭了爱的希望，回到老父亲的身边。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基耶斯洛夫斯基开始一身在波兰一身在法国的双重生活。看上去如同法国的维罗尼卡——能够感受到波兰的维罗尼卡——波兰的维罗尼卡只是歌唱，选择歌唱还是放弃歌唱，生病和死亡，不知另一个维罗尼卡的存在——如同波兰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作为法国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前身一样。他们互为复本，但是“复制版本”比被复制的版本拥有更多的故事——属于法国的故事：一个空雪茄盒，一根鞋带，一盘录有车站咖啡屋里嘈杂声音的磁带，还有一个男人，还有这个男人制作的两个偶人。

他是电影的牵线木偶，为了拍电影，从华沙来到巴黎。电影是一个造偶艺人，它塑造了两个基耶斯洛夫斯基，他不知道哪一个更真实。于是，“他的表情通常很严肃，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非常专注”，“他厌倦政治，还厌倦波兰对他的期望值太高”，他不想成为波兰的偶人，但是他一生都是。他对此有所觉察，所以，他让波兰的维罗尼卡发心脏病死了。

国家的位置是如此分明，人的地位却又如此摸棱两可。1991年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与十年前在波兰基耶斯洛夫斯基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五年之后，逝世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与生活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又是怎么样地同与不同？

 基耶斯洛夫斯基明确表示，不喜欢“成功”这个词：“成功意味着得到我真正喜欢的东西，那才是成功，而我真正喜欢的东西一般是得不到的”。他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电影么？他说，不。“我永远不会告诉你我什么时候遭受最多痛苦。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最痛苦的总是隐藏在内心最深出。”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

我认为，他真正喜欢的东西与这种痛苦相关。我们无从知晓他的痛苦所在，也就无从把握他的“最爱”。

在《蓝色》中，那个部分似乎跃出水面，闪现了一下，《白色》也是，《红色》也是，像似一些爱情，开始，开展，然后很快就去到尽头；像似一些理念，自由，平等，博爱，提出，进行，有显著成效，但经不起考验和推敲；像似一种艺术，譬如音乐，不可或缺，但仅止是不可或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有很多，不止是艺术。

还好，我们不知他的“最爱”，便不知他所认为的“成功”是什么，便不会把他作为“成功”的典范。

他因此而更加美好，不去引导我们走向“成功”的迷途。在很多人的眼里，他是一个成功者，他不顾情面，冷冷地否定了人们的视线，或者说冷冷地否定了人们关于成功痴迷，关于成功的方法论。

他无聊地过着“天天面对同样事情的生活”。他生了病，死了。但他从来就没有失败过。

 必须谈论的他的电影立场了，否则我们肯定知其不深。

《永无止境》（1984）上映的时候，“当局，反对党和教会，也就是当时波兰的三大权力，对它的反应都非常极端。我们真的感到被鞭打了一回，只有一个因素没有鞭打我们，那就是观众。”这种非常的经验，使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拍摄以后的剧情片时，一直试图与广大的观众相沟通。他把导演当作一个“不可能完全清白”的职业，这个职业要求他顾及自己和朋友圈之外的趣味。不一定是去满足，至少要去理解，然后再定位影片拍摄的方向。

显然，他拍的不是个人电影——电影其实有许许多多种。他不是那一类实验性人物，从拍短片和记录片时开始，他的作品一直都与“公众”发生着相当广泛的联系。那是他的“关系网”，不能破坏。他建立它，既不是“不拍任何电影”，不是“亲党的，亲俄的，亲列宁的以及亲军的”，也不是“有关爱情或大自然的”和有关“美的或丑的事物”的，而是“第四条路”——在“必要的限制和妥协”中产生的创新力和理解——一种“职业的游戏规则”。

由此出发，基耶斯洛夫斯基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接受了两种结局，一是很多观众受益于他的影片，另一个则是“公众审查”。前者常常是“你碰巧触及了某个人的命运”，感动了他们。后者常常是长久不改的观影习俗——“这种公众的审查比我们在波兰时所受的政治审查还要有更多的限制“。对他来说，可能前者比较多地发生于欧洲，后者比较多地发生在美国。

他终究是一个欧洲人，拍摄了在欧洲主流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艺术电影。东欧与西欧文化的交互作用间，碰撞出诸多戏剧性的火光。基耶斯洛夫斯基说：“如果你是个天才，那么绝对的自由只能导致伟大作品的诞生。如果你不是，那么只能导致浮夸，低劣，甚至更糟。花钱只能拍出自己适合自己或最要好的朋友看的电影。”

他的电影立场十分鲜明：不妥协于政治，但向观众妥协，不把自己看成天才，把自己的“受限”看作一种职业道德，不要个人至上，不追求单向度的艺术自由或探索。

他是一个职业而务实的电影导演，不被政治御用，也不自我崇拜；了解并尊重电影起码的游戏规则，不去破坏，只去遵守；被全世界接受的前提是，他多多少少有些压抑，为职业多多少少牺牲了“自由”。

 比起周边的电影导演，他似乎格外看重影片的“构思”。那些构思，从《永无止境》开始，到“三色”为止，都有很强的冲突，很扎实的戏剧性，甚至都“生死攸关”。譬如《爱情短片》（1988）：一个年轻人知晓“生活的基本事实”里没有爱情，只有性时，企图自杀；想死没有死成的时候，他爱过的人迷恋上了他。譬如《白色”》（1993）：理发师卡罗尔因为性无能被妻子赶出家门，偷渡回到波兰。发迹之后，为了报复，他制造了一个死亡骗局，将妻子从巴黎召到自己的“葬礼”上。他躲在一旁，看到妻子的悲哀。他出现在她的面前，爱似乎复活了，但是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已过去。

他说：“我总是想激起人们对一些事物的兴趣，我是把他们溶进故事中还是启发了他们去分析这个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强迫他们走进某些事情或以某种方式感动了他们。”

电影语言的简省和锐利，使他的“巧思”变得朴素和真挚。不事渲染，准确，鲜明，流畅的剪辑手法，呼应着那些厚重的人性喘息。“抓住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这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目标。然而，戏剧性冲突在于，他认为的那些“内心深处”的东西，他自认为永远也无法拍成电影。他为此努力，沉稳执着，但不无沮丧。

他认为，电影难得拍出隐喻：在电影中，一瓶泼出来的牛奶就是一瓶泼出来的牛奶，一个点燃的雪茄打火机就是一个点燃的雪茄打火机，“没有别的含义，永远没有别的意思”。他的努力目标，就是脱离这种“彻底的写实主义”，而去“描述我的主人公真正的内心世界”。他自认为，他“永远达不到这个目标”。

在我看来，《蓝色》做到了。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些中断了现实的黑场，有的5秒，有的7秒，有的3秒，连同音乐一同中断，深刻地体现了朱莉在失去丈夫帕切斯和女儿安娜之后的痛苦和挣扎。那些黑场可以说是她在同一场车祸中短促的“失忆”。是失忆和记忆中的斗争，黑场的消失是意识的胜利，是生命的灵光重现。与此“本义”相冲突的是，朱莉宁愿自己永远处于黑场中，不再“醒来”，因为她挚爱的人都永远地呆在那个黑场中了。可惜，她必须面对死亡与痛苦的记忆，她拥有无法摆脱的东西——帕切斯或者说是她自己的音乐。于是，一部“独角戏”，一部本来走向封闭的故事，在一个又一个黑场过后，走向了绽放。她不能控制这个进程，那不是她“自由”的限度。

 从《十诫》到“三色”，基耶斯洛夫斯基花去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时间，去探讨影响着欧洲人生活和社会的一些“重大”命题“：爱，博爱，崇拜，拜偶像，家庭，家庭的责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真相和谎言，财产，信任危机和信任重建。

在《十诫》中，有一个与剧情不相干的小伙子作为“贯穿人物”在四处走动，游游荡荡，无所事事。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只是东看看，西遛遛，态度莫名其妙，只是在第七诫和第十诫中没有他的出现，“他对故事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但对那些他正在观察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注意到他的话，他就是某种暗示或警告。” 基耶斯洛夫斯基让他的游走来切割和旁观影片中多重价值观的交锋与转移，譬如是否存在彻底的诚信，譬如一个人太爱自己会有怎样的结果，譬如人是否应该生活在对罪恶的恐惧中，譬如追求自我现实是否会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感情、生物及生理现象的囚徒。

拍摄《十诫》时，基耶斯洛夫斯基“创造”了一个抽象的“最后权威”——《旧约》中的上帝形象：非常威严与残忍，从不宽恕别人，无情地要求人们对他所规定的原则绝对服从。基耶斯洛夫斯基认为，是这个上帝“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自由与责任，他在观察我们如何利用它们，然后做出奖励和惩罚。没有哀求与宽恕。这是一个长久的，明确的，绝对的（而非相对）的东西。”他以监狱与囚犯做比喻，说明囚徒比自由的人更少选择的机会，因此更自由。他的影片在这样的悖论中完成。

我不能去评判它们的优略，因为他相信它们。

 有一点更为重要，那就是这些充满戏剧性的影片其实都很形而上。我这样讲，不仅仅是说它们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些大而不化的概念，更是在指涉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思想焦点——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譬如人为何早上要起床？

 同样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导演，我对他羡慕至极，仅仅因为他的抽屉里没有他想拍但由于诸多原因没拍的剧本，除去一个例外，他没有什么写出来却没有拍的剧本。而我，总是有太多的剧本放在抽屉里，等待拍摄，而且永无穷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