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墓碑竖在人的心里--给小索

　　星期一的下午，《新京报》的一位记者给我打来电话，犹犹豫豫地说“野孩子乐队”的小索出了什么事，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我没听说，请他问问别人，挂上电话，我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晚上去无名高地演出，坐在公共汽车上，城市依旧歌舞升平，下班的车流人潮汹涌，大腹便便的北京依然喧嚣，到了酒吧，从王鹃那儿得知了确切的消息。

　　我想起陶渊明的《挽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我不是小索很亲密的朋友，但敬重他是个认真做音乐的性情中人，我决定今晚为他不唱那些欢乐的歌。

　　先哲说，死生如昼夜，可对于当事者那是通天彻地的黑暗，而生者尽可躲进小屋，点亮灯，死亡在窗外，只能观看，却无法援手，对于逝者我们深深歉疚。

　　1998年，我在斜阳居唱歌，第一次见到小索，再见面是在河酒吧，一个桌上喝酒，那是醺醺的烧热了的黄酒，煮着杨梅，当时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淡忘了。后来，我主编《低岸》，收录了野孩子的几首歌词。那时，感觉他们的音乐里和谐完美的和声，纯净的吉他，有时会消弱民歌本身的颠覆性和张力，但那也只是白璧微瑕。野孩子的音乐仍是中国最朴实、最真诚的音乐，尤其是他们的现场，那种来自于本土的律动，可以破壁而出，直刺人心。

　　多少挑着担子去逃荒的农民，嘉峪关外的驼队，残阳如血的西北大地，把一辈子的爱恨寄托在一只花儿里的人们，在他们的音乐里永生。而今，和声已不在，只留下惟一的旋律，孤独地游向未来。

　　最好的墓碑竖在人的心里，最好的悼念，是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想起他，默默中揪心，一根头发渐渐变白。

　　愿小索点亮他的歌一路照耀，通过死亡，愿他重生于黄河岸边，弹吉他，组建乐队，来北京，去西安、兰州演出，去巴黎地铁卖唱，把几文法郎嬉笑着带给北京的朋友，重建河酒吧，与兄弟们把酒高歌，感叹音乐的魅力，感叹人生无常，感叹我们曾经那样年轻。

　　　　　　　　　　　　　　　□周云蓬(写于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