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三)

第三部分：评论方法与论述权位的移转

　　「电影宣言」的出现，彰显了台湾电影势力与论述权力的复杂关系。本来，不同的电影美学观点，当然会引起种种争论；但纠结政治势力或牵扯商业利益，就不免激化冲突。电影辩论常常因此失去焦点，流於意气用事；同时，在对峙的状态中，为求力道，而夸张或简化语意，往往又使论点失於偏狭。

　　八０年代以前，台湾电影的陈述权力主要掌握在几家报纸的记者和影评人手中，当时的陈述倾向於消费指南、导读、或个人观影心得，接近学者齐隆壬所谓「观众电影」影评。「观众电影」影评作为电影消费的媒介，与电影工业较易维持亲切关系，他们勉强有的共同对手，在六０年代是「剧场」杂志，七０年代则是「影响」，但两者的势力都与主流大不相称。八０年代开始，不同评述态度的影评人出现，他们熟谙自林德赛、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维多夫、沙凡提尼、巴赞、到作者论一系相传的古典电影理论，并且将这些理论运用在评述之中，以批判的态度评价电影，将影评写作视若艺术表演评监，而非欣赏指南。这种接近所谓「作者电影」影评，并不为消费服务，经常因为直言评述，而与业界出现紧张关系。

　　八０年代开始，以焦雄屏、黄建业、陈国富为代表的新一代影评人陆续取代了过去的影评人，获得报纸媒体的评述地盘。他们展现出丰富的知识，与旺盛的攻击力，迅速赢得读者接受，建立起新的评述权力。一九八二年四月，以新生代影评人为主的联合报「电影广场」专栏，由於打击火力太强，引起业界不满，片商与报界出现对立，联合报以取消所有电影广告，表示对影评的支持。但电影界继续求告文工会、新闻局，并终由政府出面，压迫报界屈服，「电影广场」专栏结束。评述权力在产业与官方势力的串谋下受挫。

　　评述权力的再度纷争，应在一九八三年，「儿子的大玩偶」一片遭「削苹果」时。当时，「儿子的大玩偶」在未上映时，忽传密告事件；联合报记者杨士琪在报上揭发影评人协会内部以匿名黑函方式，向文工会举发该片描绘台湾社会落後的不当镜头，以致中影畏事而自行修剪该片中的一段「苹果的滋味」。该文刊出後，舆论大哗，批判官方、中影、与影评人协会之声不断，「儿子的大玩偶」终能保持原貌出现。这次的削苹果事件，虽然只是一两镜头的删存之争，但却代表电影自由的重大胜利，并为尔後新电影创作奠定舆论基础。同时，这次事件也使得代表过去「观众电影」影评角色的影评人协会、以及代表政治力量的文工会，明显落入下风。整个事件也被认为是失去地盘的旧陈述势力对新一代影评人的一次失败反扑。

　　一九八四年，张毅的「玉卿嫂」送检，卫道的保守派对影片部份镜头大加鞑伐。过去的影评人开始重回媒体抨击新电影；其中，杜云之以一篇「请不要玩完国片」，将「台湾电影海外市场萎缩及本土市场闹不景气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在新电影和新导演身上」。这篇文章为尔後反新电影的力量制造了标准藉口；同时，这次事件也转变了过去媒体大多支持新电影的态度，旧派的影评人在部份报纸及刊物上，重新夺回对电影的陈述权。

　　一九八五年，金马奖评选活动开始，由於事前宣布的评审名单出现几位支持新电影的影评人，业界大为紧张。当月号「世界电影」杂志刊出「谁是上帝？谁是教宗？」，将新电影导演视为目中无人的电影上帝，而支持新电影导演的影评人也就成为电影教宗。原本对电影意义的争论，成为意气之争与个人攻击，同时也酝酿了一场评述权位的斗争。

　　未几，金马奖会议上，新旧影评势力终於正面对峙。支持新电影的评审为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反覆激辩，但反对一方则坚持投票给「我这样过了一生」。由於辩论过程中，需要态度明确、意见清楚有力，以达到说服之效，但事後则被指责为对人不对事，也因此产生「拥侯派」、「倒侯派」之说。

　　如果不论当时的意气问题，拥侯倒侯之争，其实说明了所谓新旧派影评的基本矛盾。代表旧派的「观众电影」影评重视电影娱乐大众的功能，常以从不在场的观众为人证，强调电影需有商业意义。而新生代的影评则直接检视电影的美学表现与社会意识，无法忍受将乾净的美学标准与票房成绩混为一谈。双方站在不同的位置上辩论，永不会、也不应该有交集。只是，一旦牵涉到生存问题时，捍卫动作便不免出现。新电影的支持者必须努力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中，抵抗他们视之为保守卫道的势力对艺术创作进行压迫；同时，需要加大分贝滔滔雄辩，以建立新观念，争取大众对他们的支持。而相对的，守势的另一方，就需动员过去累积的力量，巩固自己一贯的信仰与位置，抵拒外来的挑衅。在这样的状况下，可以说，台湾电影评述的争辩从没有对话基础，但评述权位的争夺却实践地结结实实。

　　评述之争并未因新电影的结束而停止；「电影宣言」後，一九八八年，陈国富、吴念真、小野、侯孝贤为国防部拍摄一支军教宣导片，在电视上播出。十一月，自立早报副刊连续以四篇文章，对这支宣导片提出质疑。认为新电影工作者和国防部「制造伪时代记忆、制造未来幻象的包装工作」；同时，也以「忍见朋辈成新鬼」的心情，对过去误将「改良者」视为「革命者」的期待表示遗憾。这次事件并未引起太大争论，新电影一方未作正面答辩，侯孝贤从来不愿见意识型态强加於电影创作；陈国富表示「有罪恶感」；小野、吴念真则因台湾电影工作环境复杂，无法以一简单的道德标准解释，而拒作正式回应。焦雄屏以护才的心情，为整个事件作解：「单纯认定新电影工作者为国防部拍军教片便是依附体制，这是不周延的说法...
..，在矛盾环境下，认真，踏实从事电影工作的导演，编剧们，其实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影评界应该深思新电影的本质，帮助在困境中求生存的电影工作者」。这样的调解，自然不能满足担心新电影精神变质的一方，他们认为「既然被称为『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应该禁得起体制外严肃的批评」，但整个辩论至此未再持续下去，表面看来似乎已相忍息事。然而，有别於过去旧势力的这一支论述力量也从此出现，并且开始将台湾电影讨论带到另一种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