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二)
第二部分：繁花落尽 新电影结束，另一种电影开始
於此同时，新电影也正进行最後冲刺。所谓「最後」，并非指其接近目标，而是预示其创作好景的结束；而冲刺也没有特定的方向，完全向多元的可能性，或好或坏的直奔而去。
一九八五年，侯孝贤结束了「乡土时期」，开始对历史的透视，拍摄自传体影片「童年往事」。「童年往事」描述个人的成长、家庭的变迁，从中，也寓意了国族的过往命运。观众在影像与私人回忆之间，唤醒了历史情绪，重温四九年後迁台家庭的共同记忆。故事结束时，代表台湾新一代的兄弟凝视著祖母的遗体，彷佛凝视著历史、以及在这历史底下走过的人；因此，就像楚浮的「四百击」一样，「电影找到了最後的观点，而被注目的对象是观众」。
这样的凝视在隔年的「恋恋风尘」又出现，但这次的凝视对象是大自然里的人世。侯孝贤受到胡兰成「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的哲学影响，意欲探寻有限社会里的无限风景，希望在稍纵即逝的电影影像中，捕捉人世可以贻千年之思的感动。他说：「我希望我能拍出天意 /
/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因此，「恋恋风尘」里的人与事不再是电影叙事或镜头的重心，人和环境的关系、人在自然里的悠缓移动、人世的小悲小喜化在大自然的从容游移，这些才是电影记录的焦点；也因此镜头渐渐离开了人，放在一个遥远而豁达开朗的位置，使「人物、自然、与情感，组成从容、和谐的景致，充分显示中国传统那般人世与天地推移的眷恋与风情」。
一九八九年，侯孝贤将历史透视与人世观点运用在当时台湾最禁忌的题材 --
--二二八事件之上，完成了影片「悲情城市」。这个原本计画由周润发与杨丽花合作主演的商业构想，终究因为无法契合侯孝贤对人世已有的新态度而作罢，并回归到创作者对素材认识的忠实呈现。「悲情城市」以多层次叙事观点、多重叙事线、多种语言混用、多重声音的交互隐喻，铺展成一支结构复杂的电影交响曲；同时，又以疏离的窥影构图，将作者认识的历史（或记忆的过去），放在彷佛梦境回忆般不断闪现的纷乱光影中，提供观众一个忽远忽近的窥视历史过去的位置。「悲情城市」呈现出侯孝贤对历史的个人记忆与眼光，正如 Walter Benjamin
沃乐特本杰明所说：「从历史的角度呈现『过去』，并不意味要去辨认过去真实的样貌，而是要去捕捉在那关键时刻，突然浮现在心头的那些记忆....
..」。「悲情城市」以其重见历史的勇气、和精确繁复的电影结构，赢得当年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将台湾电影成就正式推上国际影坛。
同时，杨德昌也在一九八五年推出「青梅竹马」，一九八六年推出「恐怖份子」。这两部影片的影像、声音，或叙事情节，都经过精确慎密的切割，完美的置放在应该置放的位置，显现出杨德昌的工程师训练背景。电影中的角色始终不逾矩地停在他的位置上，由安排给他的空间、声音、事件，烘托出他对现代化的矛盾、紧张、和疏离。理性之外的人性流露，并不出现。现代主义的冷静与中产阶级的控制欲，使影片时时都呈现精致的构图；意象与譬喻也都堆叠妥贴。导演强大的意志力贯彻在影片之中，没有芜杂可以和洁癖并存。
此外，王童在八七年完成「稻草人」，八九年完成「香蕉天堂」，以不同於侯孝贤的美学方式，同样记述台湾历史经验。「香蕉天堂」巧妙地运用四九年，来台难民常用假名字、假身份的事实，勾勒出一个啼笑皆非的动人故事，显示出当时历史的乖谬，与个人身世命运的错乱；在近乎诙谐的语调中，呈现出一种更大的、屈服於命运的无奈。
其他新电影导演也在八五年後陆续完成作品，例如：陈坤厚「最想念的季节」、「结婚」、「流浪少年路」、「桂花巷」，柯一正「我们的天空」，万仁「超级市民」、「惜别的海岸」，张毅「我这样过了一生」、「我的爱」、「我儿汉生」。其中，有文学改编，也有自创；有新风格，也有旧手法；无论如何并陈，都表现出不同的尝试和企图。
不过，八七年後，多数新导演都几乎停产了。除了「我这样过了一生」勉强奏捷外，新电影在票房上连连失利；同时，少数自我艺术耽溺、或不妥协於制片困难现实的龇忤，也使部份媒体舆论不再支持新电影。一九八八年，金马奖将最佳影片颁给香港的「七小福」，首开二十多年来的记录，其余大奖也多由港片获得。新电影声势日衰，连其他仿用相似题材、风格，或改编文学名著的导演，如李佑宁、蔡扬名、林清介也渐渐不为市场所接受。整个新电影，不论是从作者、或从题材形式来看，都在八七年後迅速消失。从八三开始的一种创作风潮，历经短短五年时间，算是结束了。
一九八七年年底，五十位电影工作者在报上发表「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电影宣言」，针对政府的电影政策、大众传播的媒体责任、以及偏颇的评论体系，提出质疑。同时，对新电影五年期间，既得利益阶层结合政治势力，层出不穷地对新电影工作者反扑，表示文化人的抗议。「电影宣言」告知了新电影的结束，但也提出「另一种电影」的希望和想法。不过，电影的持续不景气，使「另一种电影」再也无法像新电影初期那样蓬勃。未来的几年里，「另一种电影」的理想只能在少数形单影只，但仍能坚持下去的导演身上传承下去。台湾电影就这样维持住起码的愤怒与尊严，拒绝成为香港商业电影的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