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一)
第一部分：
解严与电影的大陆政策
一九八五年，全球沈醉在英美流行歌星共同灌制的公益歌曲「We are the world
我们是世界」的幻梦中；影星张艾嘉也号召当时乐坛歌手，录制「明天会更好」，成为台湾娱乐界的盛事。明天是否真的更好，一直到今天，可能都没有结论；但明天会更开放，倒已是历史事实。
一九八六年十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解严政策；八七年六月，立法院三读完成「国安法」，作为解严准备；七月七日，「国安法施行细则」与解严案通过；十五日，解严生效；自一九四九年五月实施，禁锢了台湾地区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令终於解除。政府与民间都将开始面对没有戒严法的日子，相关的许许多多政策都需检讨，台湾正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自一九四九年後，分流三十八年的中国电影也将开始合流的工作，只是合流的过程非常缓慢，其命运如何亦犹未可知。
解除戒严之後，国民党於九月二十一日核准赴大陆探亲草案，但台北市片商公会已迫不及待地於九月十日提议废止「戡乱时期国片处理办法」和「附匪电影事业及附匪电影从业人员审定办法」，目的在解决近年来台港两地偷赴大陆拍片的问题。结果，片商公会的意见未获答覆，新闻局的无声无息，使得磨拳擦掌的业界惶惶不知应对。八七年九月，林青霞探询赴大陆拍片的可能性，新闻局暗示大陆政策尚未改变。十月，香港导演严浩以其在大陆出外景之影片「似水流年」申请参加金马影展，最後大会以时间不及为由婉拒，整个电影政策似乎并未因解严而松动。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中影以「特赦令」申请检查，其中有大陆风光画面，新闻局破例通过，从此国片开始允许出现大陆风光，但不可有演员在内。隔年四月，信华公司以外片「末代皇帝」叩关获准，结果形成外国公司可以赴大陆拍摄，国片业者则不许可。整个开放过程就这样斜斜地进展了一小步。八八年，新闻局长劭玉铭分别接见徐枫、林青霞，奖励她们「深明大义」，婉拒赴大陆之邀请。资深记者宇业荧说：「所谓『附匪影人』，所谓『深明大义』，是同厂出品而牌子有别的帽子罢了」。
政府的大陆政策一直摇摆不定，在瞻前顾後、戒慎恐惧心理下，电影相关法令也未敢超前。一直到了一九八九年五月，行政院终於宣布「废止动员戡乱时期国片处理办法」，解决电影大陆政策的基本问题；隔周，新闻局公布「现阶段电影事业、广播电视事业、广播电视节目供应事业赴大陆地区拍片、制作节目报备作业实施要项」，赴大陆拍片的计画，终於在解严两年後实现。
然而，电影业持续不景气，票房的不稳定使片商出钱买片的信心或有，但投资拍片的意愿则非常低落；加上几家先行前往大陆拍摄的电影业者都出现困难，例如沟通的不良、制度的差距...
..，造成制作上困扰不安；而影片勉强上映後，也不见票房起色，赴大陆拍片的热潮，几乎还未开始，就很快冷却下来。一九八九年六月，大陆学运演变成六四天安门事件，台湾商人赴大陆拍片的勇气就更低了，两岸电影合流的工作几乎终止。倒是港片在六四之後不久，又恢复络绎不绝，从而节省不少制片成本，也更提高了在台湾市场的竞争力。
英国影评人汤尼雷恩（Tony Rayns
托尼Rayns）对六四後香港电影的看法是：
「我认为一般香港电影反而是想赶快忘掉这一切，如张坚庭的『表姐你好』就显示出一些香港与大陆不要相互憎恨以维持长久的想法」；而香港影评人石琪则说：「去年六四之後，香港人特别觉得无助，他们没有力量去和大陆对抗，因此找些机会去取笑，无聊的笑一笑，且形成一种虐待狂的方式。去年香港人对大陆的任何东西都有些抗拒....
..，今年香港人已经可以重新和大陆民间来合作。」
相对於香港电影界现实、务实的态度，台湾业界的反应显然就犹疑许多。因此，台湾电影西进的脚步，也就远落在香港之後。而紧接著解严之後，一九八八年一月，蒋经国逝世，电影院停业三天以为悼念。随後，李登辉接任总统，大陆政策丕变，本土化意识跃升为主流，中原反成为边缘，台湾开始走向另一个新的局面。
僵屍、大哥、电影秀：歇斯底里的社会
解严造成了台湾各个环节的失序，政治抗议事件日增，各种社会运动也蓬勃发展。因为解严而挪空出来的权利与利益空间，吸引多重势力的争逐。在失衡的状态下，自立救济频仍，群众与警察对峙街头的景象也时时发生。社会人心一方面因自由的空气而雀跃，一方面也因秩序的紊乱而浮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台湾电影也出现心浮气躁的现象。既得利益阶层为了巩固地盘，结合政治力量与新兴势力对抗，造成政治与文化的纠结扭曲；作陪其中的是艺术与商业的永恒对峙。此时期整个电影界的混乱演出，忠实呼应了当时社会的相貌。而这种文化著急，商业急躁的现象，一直要持续到九０年代。
如果一定要将解严前後混乱的电影状态加以划分，那么只能这样归类：一九八七年解严前，台湾电影基本走在两极道路上，一边是以爱国政宣影片、加上类型总复习片为主，另一边则是新电影导演的最後冲刺。而解严之後，电影生产便面临全面瓦解，除了短暂的色情洪流冲过外，台湾电影仅剩少数几位作者，高傲而孤寂地在电影的创作路上踽踽独行。
爱国政宣影片其实在一九八四年就已经失势，刘家昌以二十五天完成的「洪队长」和「圣战千秋」先後惨遭滑铁卢，显示爱国政宣电影走进了死胡同。同时，中制的「战争前夕」、「细雨春风」，台制的「大地的呼唤」也分尝败绩，八０年代初盛行的爱国政宣片几乎可以告终。但是，八五年起，政府为了抗衡中共日益强化的和平统战工作，仍积极鼓励政宣片的制作。十月，文工会首先提议拨款三千万给公营公司，支持拍摄政策影片；十二月，国片融资办法审核小组考虑对符合国策之电影，加强优惠贷款。
在政府的支持下，八六年，中影、台制、中制、以及民间的第一（大大）公司，相继拍摄了「八二三炮战」、「唐山过台湾」、「日内瓦的黄昏」、「国父传」。结果「八二三炮战」涉及抄袭作家朱西宁的小说，其他影片由於成本过大，也多有赔累。一九八七年，中影再与汤臣、嘉禾合作「旗正飘飘」，反应冷淡；七月，台湾解严，政治形势改变；八八年七月，台制改组为台影；八九年八月，中制厂改为「汉威」，公营片厂时代形同结束；此後，爱国政宣片就算淡出银幕了。
另一方面，主流商业影片在琼瑶电影失势，许不了过世，校园青春片、社会写实片又相继失利的情况下，陷入六神无主的状态。电影界只能盲目跟拍香港卖座片「暂时停止呼吸」、「警察故事」、「英雄本色」....
..等类型影片，影坛顿时充斥各款僵屍与大哥。然而，在技术条件与成本均不如港片的情形下，这些跟风电影的获利也有限。
唯一在这混乱中称得上异数的，是由廖峻、澎澎主演的「电影秀」。这一系列影片结合了台湾秀场里的脱口秀、饶舌演唱、综艺、以及桥段情节等形式，杂陈出解严前的社会乱象，以及大家乐的狂飙状态。形式虽然粗略，但扣紧了社会底层的生活现实面相，以致能席卷整个北中南市场。放映时，常常引起戏院观众的鼓噪呼应，对个性基本保守的台湾社会而言，不啻为一种奇观现象。「电影秀」引起了 Herbert Blumer
赫伯特Blumer所谓「乌合群众」（casual crowds
偶然人群）的集体行为，显示出解严前後，台湾底层社会共同存在一种轻微的歇斯底里情绪。
然而，这样的影片限於表演者特质，并不易复制，且未真正建立类型所需的语言和叙事模式，以供依循；当题材用尽时，也就不免词穷。整个电影界的制片方向仍然无绪，粗制滥造以搪塞戏院需求的影片日渐增多。八五年五月，送审影片水准持续恶化，无以名之之余，乃有人建议将电影分级制加列一「愚蠢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