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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翰祥和他的国联制片(上)

2004-11-3 11:13  来源:网易娱乐  作者:珠帘寨主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李翰祥的名字在现在影迷之中大概是宛如羲皇上人一般了,就算知道这位中国电影史上的传奇人物的朋友心目中也多半只有风月大导、宫闱大导的印象,而不知道李翰祥实在是不折不扣的现代台湾电影的奠基人,更是台湾的文艺电影的始作俑者。1963年李翰祥在台湾自组独立的民营国联制片厂,大展拳脚。虽然因为经营不善和发行环节的弊病,只存在了八年左右的时间(实际的拍摄工作不过前后五年),但是却把先进的片场制度和电影理念带到了台湾,也为台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工作者,从而使台湾电影能够后来居上,与香港、大陆鼎足而立,成为华语电影的一大重镇。台湾资深影评人焦雄屏把国联的五年称作“改变历史的五年”,当非过誉之词。笔者不揣浅陋,愿意以手头所有的些许资料,对这“改变历史的五年”作一简述。
  李翰祥赴台创立国联制片,实在是香港两大制片机构国泰和邵氏恶性商业竞争的结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大陆政局剧变,中国电影的制片中心迅速由上海南移香港,到了五十年代,香港成了华语电影制作中心。最初,香港的电影工业是国泰电懋一枝独秀的局面,当时的邵氏父子公司受累于老板邵邨人的俭刻理念,并无和国泰对抗的资本。到了1958年,在新加坡经营院线的邵氏兄弟公司老板邵逸夫携五百万港币赴港接收邵氏父子公司的业务,从而展开了邵氏和国泰电懋之间的血腥搏杀。邵逸夫一方面则从国泰挖来了名导演陶秦、岳枫;另一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邵邨人得经营理念与作风,全力营建大片厂的气势,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全力支持当时崭露头角的李翰祥。

 
60年代的李翰祥
  李翰祥,辽宁锦州人,自幼在北京长大,肆业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西画组。1949年由上海赴香港,做过签约的基本演员,搞过美工、道具,后来为大导演严俊作过副导演。1956年执导第一部影片《雪里红》(王元龙 李丽华)为邵邨人赏识,成为邵氏的基本签约导演。1958年,古装歌舞片《吕布与貂蝉》奠定了李翰祥一流导演的基础,这部黄金阵容(林黛、赵雷、罗维、杨志卿)电影不但创造了破纪录的三十万港元的票房,也获得了当年亚洲影展包括最佳导演在内的五项大奖。接下来,在新老板邵逸夫的支持之下,李翰祥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在以后两年内,连获两个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亚洲影展惯例,最佳影片不参加其它单项奖的争夺)——1959年的《江山美人》(林黛、赵雷、胡金铨)和1960年的《后门》(胡蝶、王引)。1961年,李翰祥的《杨贵妃》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室内彩色摄影特别奖。在票房上,李翰祥的成绩也所向披靡,非但站稳了香港市场,从1960年开始,他的电影几乎每年都能打进台湾十大卖座国语片榜。1963年,国泰电懋为了对抗邵氏淩厉的“黄梅调”攻势,准备拍摄《梁山伯与祝英台》,预定由玉女尤敏和影后李丽华单纲主演,大导演严俊执导。邵氏则以其一贯的竞争手段,同时推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由古典美人乐蒂和李翰祥发掘的新人淩波主演,李翰祥执导。为了能够赶在国泰版的《梁祝》以前上映,李翰祥赶工拍摄,以十五个工作日杀青。(当时李挑头带领王月汀、宋存寿等人以一天的时间赶出四十场的分镜头剧本,堪称空前绝后)而这样一部赶工之作,居然成了电影史上一部“Cult”电影的经典,成就了台北“狂人城”的奇观——此片在台北的出票数达到全市总人口的九成,最高纪录有人连看一百四十一遍。
  全台上映一百八十余天,票房八百余万,一举打破台湾国语、台语、日片和西片的所有记录。而邵氏在整部电影上的收入近三千万。三十刚出头的李翰祥不但在香港被视为和岳枫、陶秦、罗臻同称“四大王牌”;也和老板邵逸夫、高级行政人员邹文怀一同被眎作邵氏“鉄三角”。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传出了李翰祥不顾合约在身,毅然脱离邵氏,远走台湾,开办国联制片的消息的。一方面是国泰电懋想要反击邵氏咄咄逼人的攻势,于是联合了因为《梁祝》的发行价格和邵氏翻脸的台湾发行商联邦公司,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邵氏“挖角”。另一方面,由于李翰祥少年得志,难免恃才傲物,得罪于人。以致在邵氏内部形成了一派“倒李”的势力,不断在邵逸夫面前“进谗”。而邵逸夫其时处理人事尚不够火候,他对李翰祥不计工本的艺术家性格也颇不以为然,天长日久,难免流于言表。而对李翰祥来说,虽然功成名就,但是在经济待遇上依然是按照签约时的基本导演的待遇,与老一辈大导演岳枫等人相差甚多,自然心中不乐。再加上邵对他拍戏往往超出预算颇多烦言,更加深了相互的隔阂。在李翰祥到日本作《梁祝》的后期工作的时候,邵氏开拍了李翰祥一直想执导《红楼梦》,由乐蒂、任洁主演,袁秋枫执导。这对李翰祥来说不啻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黄梅调不是只有李某人一个人能拍,李某人在邵氏也不再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就在这时候,国泰和联邦对李翰祥展开了“策反”攻势,以极其优厚的条件劝说李翰祥出走台湾,自组公司拍片。(当时李和邵氏合约未满,不能在香港开展工作)而李翰祥在得到了淩波和他共同进退的口头保证后,便义无反顾地要和邵氏决裂了。

  然而李翰祥毕竟是艺术家而非商人,他自创事业的第一步就比较失败。先是淩波被邵氏成功的“截留”,未能随李翰祥一起离开。接下来就是国泰要求改变合同,把原来说的包底式的买断版权的发行方式改成完全代理。只是那时候的李翰祥已经和邵氏拉破了面皮,自然不可能再回头了,只有全盘接受了国泰的更改要求。带着演员江青、汪玲,职员朱牧、郭清江、王月汀、宋存寿等人,于1963年十二月到达台北,揭开了国联制片短暂历史的第一页。

  这时候的台湾的电影业甚为凋敝,主要的电影机构是中制厂(隶属“国防部”)、台制厂(隶属“台湾省政府”)和中影(隶属国民党宣传部)三个公营厂,这三大机构的作品除了一些记录宣传片外就是宣扬“反共抗俄”的充满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故事片。其他一些零星的民营机构则大多出品一些品质粗劣的台语戏曲电影。当时台湾的本土电影不但在品质上无法和港片抗衡,在数量上也很少,几乎年产量都是以个位数字来计算的。而李翰祥和他的国联制片带来了香港成熟的片厂制度和带有强烈个人烙印的电影理念,掀起了台湾电影的第一个高潮。

  李翰祥初到台湾之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希望由于我个人在国内的努力,能纠正国内影界人才外流香港的弊病,换句话说,使国片的制作中心由香港移到台湾,却是拍一些属于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电影。”李翰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国联制片的建立完全依照好莱坞的大片厂模式,李翰祥在拍片的同时,试图建立起一个拥有基本演职员、摄制基地、冲印设备和演职员培养体系的电影王国。然而作为艺术家的李翰祥,却缺乏商业操作的能力和经验,更无力也不愿沉溺于行政财务事务,这就埋下了后来国联无以为继的祸根。

  而负责国联的影片发行的国泰和联邦两个公司则欺李翰祥不谙商务,又没有合格的经理人才,一味推诿片款的结账,只提供每部片子的基本成本(由于李的艺术家作风,几乎每部片子都超出预算,这一部分的款项就要李翰祥自己筹措)。据李翰祥后来回忆,国联在1964年到1968年之间所拍摄的十几部电影没有一部结账,而这些影片中很不少都有不错的票房成绩。而对发行方面来说,李翰祥对影片质量苛刻的要求而导致的交片迟延也大为光火。1964年,国泰老板陆运涛和国泰、联邦两公司的一大批高层行政人员在台中丰原空难中丧生,接手人对国联的支持大不如前,双方的成见更加深刻。在这种情况下,李翰祥依然不改初衷的坚持其电影理念,及至1968年拍摄《地下司令》一剧时,由于李翰祥和发行方在使用导演洪波的问题上严重对立,国泰和联邦未支付成本费,而李翰祥也拒绝在结帐以前交付该片的拷贝,以致四十万港元的拍摄费血本无归,国联制片从此一蹶不振。其后虽由国民党政府出面组织“辅导小组”帮助国联重建,但是却逐步剥夺了李翰祥的主导地位,最终把国联制片变成了统一影业。李翰祥本人则遭人诬陷为“匪谍”,受到政治迫害,于1971年到日本制作《缇萦》之时转道回香港,结束了八年的台湾电影生涯。

  国联的历史虽然短暂,但是对台湾电影的影响确实深远的,全方位的。首先就是民营片厂的建立。前面说过,在国联制片创办以前,台湾只有三大公营的电影机构和一些小规模的民营公司。国联制片给台湾电影界带来了先进的民营电影机构模式。李翰祥心目中国联制片的标杆时好莱坞式的大片厂,他非但从香港带来了基本的演员和管理、技术人员,也从台湾本地吸收人才,而且动手建立自己的拍摄基地,还试图建立彩色影片的冲洗中心和自己的发行网络,把一个独立完善的电影王国蓝图呈现在台湾电影人的面前——后来的台湾电影机构往往不脱李翰祥的模式,前面提到的统一影业就是从国联发展而来。而后联邦公司的自属片厂也是按照李翰祥的模式建立,当时的联邦老板沙荣峰从香港挖来了以《大醉侠》名动一时的胡金铨,在台湾拍成了武侠电影的经典之作《龙门客栈》。李翰祥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买断版权的制片人。在李翰祥之前,从名著和畅销书改编的电影并不少,但是李翰祥却是第一个直接向作者买断电影版权的制作人。国联出品的电影中,名动一时的大作家无名氏、司马中原以及琼瑶等人的作品改编而来的所占比例极大,同时李翰祥也招揽了一大批文艺作家最为国联的创作团队,其中的姚凤磐和高阳都是名重一时的人物。

  李翰祥也为台湾电影贡献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他初到台湾,就签下了空军大鹏京剧团的女小生钮方雨、福建戏演员李登惠和女作家章凤的女儿甄珍(当时叫章家珍),与从香港带来的江青、汪铃号称“国联五凤”,一扫台湾无明星的尴尬局面(当时台湾除了张美瑶之外几乎没什么提的起来的电影明星,稍有建树的演员皆往香港发展)。李翰祥从香港带到台湾的二流小生杨群也在国联崛起,成为台湾的首席男星。而李翰祥依照香港的模式虽设置德国联演员训练班培养出了秦汉(当时名叫康凯)这样的未来巨星。李翰祥更注重对制作人员的培养的。当年李翰祥未执导筒之前颇受打压,所以他成了导演之后一心扶助新人,与当时其他“大导演”的作派大相径庭。他在香港就有过力荐副导演高立执导《手枪》的佳话,到了自办国联,更是不遗余力的帮助有才华的年轻电影人。在国联崛起的年轻导演中,有李翰祥从香港带到台湾的演职员宋存寿、王星磊、朱牧,台语片导演林福地、郭南宏,以及台湾公营电影机构供职的杨苏、张曾泽、刘惟彬等等,这些编导人员未来都成了港台电影界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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