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与记忆
陈勇的这本小册子《诗习作》，印了五十册，专门用来赠送给朋友的。
陈勇将自己多年诗作的精选称之为“诗习作”，倒不是因为他的胆怯和谦虚，而是显示了他的一种从容不迫的信心，技艺上精益求精的追求，以及近乎酷刑般的自我精神操练。的确，诗无止境，值得毕生去练习、探索。我想起保尔•瓦雷里，一生追求纯诗（“绝对的诗”），仍感到纯诗的不可能，晚年甚至要把自己一生的作品冠以“习作”之名。显然，像瓦雷里这样的智性诗人对陈勇是深有启发和影响的。瓦雷里说：“我总是一面作诗，一面观察我自己怎样作诗……任何真正的诗人必须同时是第一流的批评家。”陈勇同样意识到：“我在写作的同时，也在看我写作。我是无数个表演者，观赏者只我一个。这之间的关系，有时和谐，有时紧张，但毕竟是一个整体，占领了我全部的地盘。”（《笔记：苦难的现实》）如此来说，陈勇的练习实质上是一种自觉。
在七十年代出生诗群心浮气躁、眼花缭乱的写作氛围中，陈勇是格外耐心、自觉和沉静的一个，是不露声色的一个例外。陈勇不属于诗人中才华横溢的一类，但绝对是一个清醒的修正者和献身者，缓慢的螺旋型上升的诗人，这样的诗人使我们对他的后劲和前景抱有信心。他语调平缓、诚恳，有点自言自语，目光清澈，略带忧伤，对朋友的精神品质格外敏感，而他过分的削瘦总令人牵肠挂肚，暗自担忧。陈勇的天真常使我大吃一惊，他在《未完稿》中写道：“我一辈子讨厌吃饭，如果可以选择死亡方式，我宁愿饿死。”他患了物质厌食症，于是走向精神的暴食暴饮。他的偏执表现为克制，他的疯狂显现为沉静，他的享乐主义基于严格的精神自律，一种瘦修士般的苦行主义。近十年来，陈勇居无定所，漂泊不定，先后在重庆、乌鲁木齐、北京生活过，在地域上跨越了南方、北方和西部，然而空间观念似乎并未影响到他，也未能有效地浸润他的语言，并在诗中呈现丰富和异质。严格来说，尽管陈勇总是走向远方，但一直未能走出童年和出生的村庄。他是一个时间中的诗人，在内心建立起了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隐秘轨道，一个诗意的自足的天地。
迄今为止，我认为陈勇写出的最好作品仍是长诗《陈家坪》和《人工湖》。当然，《未完稿》也是一个独特的文本，打破了文体的界限；语言密度大，叙述从容，有力度，十分结实。《陈家坪》我读过多遍，每次读它都十分感动，这是九十年代抒情诗中出类拔萃的作品。关于《陈家坪》，我曾写过一篇短评，认为它完成了一次诗歌意义的“追忆似水流年”，是一首献给童年、母亲和大地的深情的挽歌。陈勇的一些短诗，由于过分注重智性，在表达上显得拘谨和沉闷，语言的透气性也不够，但《陈家坪》却是一次“意外”，它达到智性和感性的微妙平衡，它是明晰、运动而宁静的，有一种幽微、神秘的气息，诗写得灵动，运作自如。如果说《陈家坪》是线性的，《人工湖》则进入了一个平面，或者说截取了时间的一个断层，长句式，叙事性，复述个人、家族、村庄和时代的命运，深入触及了苦难的悲剧的主题。《人工湖》是一首微型“乡村史诗”，诗人从主观抒发转向客观呈现，将诗视作一门“渐近的人类学”（诺瓦利斯语），同时印证了歌德的一句话：“诗在它的顶峰上显得非常外在。”《人工湖》的结尾写道：“我在苦难中歌唱/歌唱的，是我身体以外的血脉。”事实上，陈勇的血脉仍留在乡村和童年，身体离开了，精神却格外接近——他徘徊在故乡的坟、草垛和山岗边，对时间和虚无有了更多的敏感，对悲剧和苦难有着切肤的体验。他大部分作品正诞生于此。陈勇大量动用最为宝贵的写作资源，铭心刻骨的记忆的资源，也许感觉到了某种程度的草率和对自己的不满，他曾雄心勃勃梦想写一出大型的“乡村诗剧”，背景可取自《陈家坪》、《人工湖》等作品，而人物，父亲、母亲、二表叔、幺爷爷、祖祖、小侄儿等等，已提前在他诗中出场了。
陈勇对抒情诗有综合的理解，在他诗中，轻微的反讽总基于一个肯定的基础，在说“不”的同时紧紧抓住了“是”。他是克制的，深思的，同时也是出神的，玄想的，他为自己设立了一条苦修之路。在他看来，诗人不是一个单独者，而是一个复合人，因为单独是没有结果的，诗人的惊讶中必须加入“集体性的哀伤”。《杂记一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恰当地表达一种令人信服的诗学观点：“为了生活和死亡变得安宁/我记下一些文字/保持一点/对事物的想象//不可预知的份量/惊讶中加入了/集体性的哀伤/整个世界保持静默。”
2002.1.25•••乌鲁木齐北山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