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电影运动二十年

光从海平线上来：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发端

　　2001年关于台湾电影的最重要的事情仍然发生在侯孝贤、杨德昌和蔡明亮身上。

　　杨德昌电影《--》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十佳影片。侯孝贤推出了《千禧曼波：蔷薇的故事》，在这部新片中，他用晃动的镜头对着台北这个大都市，在这个视角上与杨德昌形成十分有趣的对比。而蔡明亮这位台湾新新电影的最重要的代表也在2001年推出了最新作品《你那边几点》。这三位导演已经是台湾电影的当然代表，在国际上不仅为台湾赢得了巨大声誉，也为华语电影赢得了尊敬。

　　我们不禁想起1980年代的初期，正是杨德昌、侯孝贤等一批电影人把一束光给了台湾，没有想到这些飘摇的光线至今仍然让人炫目，而时光已过去了二十年。

　　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统战政策和台湾民众反对美丽岛事件的声音持续不断，台湾社会逐步走向一种软性权威的时代。台湾电影政策也开始出现松动的局面，但是这种松动却带来了台湾电影作品的进一步堕落，所谓"国片死亡"，图景已经写入台湾工业史的记忆之中。而与此同时，香港的新浪潮的出现无疑给台湾的电影企业和当时默默无闻的一群年轻电影人一种希望的曙光。

　　1982年台湾"中影"出品的集锦式的电影《光阴的故事》，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分别执导其中的一个故事。这种同时推出多个新人的决策应该是拉开了台湾新电影的序幕。台湾电影史的一片灿烂就此孕育而出。

　　1983年4月台湾"中影"开始拍了《儿子的大玩偶》，由侯孝贤、曾壮祥、万仁执导，影片在市场和舆论上一举击败了当时台影投拍的《大轮回》，后一部作品的导演是当时台湾电影界最重要的三人：胡金铨、李行、白景瑞。《儿子的大玩偶》的超过预期的成功使台湾电影的航船正式起锚。

　　从海平线升起的台湾新电影的光线终于使台湾岛人的生活和历史被胶片记载下来，关于台湾的这段记忆终于不再被KMT的宣传片和通俗商业电影完全把持。

　　台湾新电影人对于台湾近现代史的飘摇感觉和出路的质询，几乎组成台湾社会非常重要的话语空间。尤其当一部电影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关注对象之后，它所具有的引爆力量是惊人的。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奖，一方面使台湾电影正式走向国际一流舞台，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表达构成了对台湾社会的一次极大的情绪刺激。

乡土和都市：台湾的"根"和生存空间

　　台湾的新电影在1982-1986年的五年间作为一个整体贡献出了52部电影，随后他们的电影逐渐成为一种个人化的写作。

　　这个期间，侯孝贤对于台湾自己的"根性"和台湾自己的历史的追问，在乡土这个起点开始发力，他的作品是"台湾意识"强烈外现的重要历史标尺。

　　而杨德昌一直关注的是一个极为"知性"的问题，也是1950-1960年代欧洲电影大师在欧洲战后经济奇迹时代的一个重要"话题"--现代都市里的人的处境。

　　1992年蔡明亮以导演自己的处女作亮相，从一个更为寓言和尖锐的视角开掘着台湾都市一代的困境。

　　这三个人勾勒了台湾新电影和新新电影的基本风貌，构筑了台湾非主流商业电影的话语空间。

　　侯孝贤随父亲造台后参军、而后从专科学校毕业进电影制片厂，在成为台湾新电影人的主力后，逐渐找到一种"静观"的视点。他通过朱天文了解到沈从文的自传和胡兰成的"大自然五大基本法则"，力量由此被激发出来，开始把对台湾乡土人的关怀和对台湾历史命脉的关注糅合在一起。这种关注，迅速成为台湾新电影在国际上的声音。

　　侯孝贤在他的《好男好女》和《南国，再见南国》中对台湾都市生活的描述依旧集中在边缘的、草根的、具有黑帮色彩的人物身上。在《千禧曼波》系列中他开始记录他称为夜空中充斥着让动物疯狂的不可见的"各种电子媒体交谈的声音"的台北。

　　"现代/当下"对于侯孝贤来说构成了一个不同于以前的"存在"，他的历史的时间之线终于出现断点，也许这个断点会给他一些逃避和隔离，他的电影凸显出台湾这艘雾海航船的迷惘。 杨德昌的最初作品对台湾都市生态进行理性的分析，这使他一开始就具有了另一种凝视。几乎紧接着《悲情城市》，1998年杨德昌开拍了自己的一个里程碑作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个以个人命运为线索，记录1950年代台湾转型的历史的杰作诞生了。随后杨德昌的作品充分发挥了诸子百家中惟独儒家没有的irony（反讽），又将一种放任和浮夸带入了对台北的第二次解析中。最新的《--》可以说是一个新高度，这种反讽被纳入到对此众相纷呈的人物描写中，一种冷静再次出现，一种对现实毫不逃避的接近使他的作品在对都市关注上超越了侯孝贤。

　　蔡明亮的电影视角有着很深的舞台剧的观念，隐喻性和寓言性深刻地写在其作品呈现的各个层面。蔡明亮的戏剧性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是来源于"现代主义"小剧场封闭空间的张力系统。这一点在蔡明亮1998年的《洞》中表现得极为显著。如果说杨德昌还只是在台北的实景中构筑"戏"，在蔡明亮那里台北本身就是影片，他是彻底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拥趸。

　　台湾新电影和新新电影的巨大魅力就在于这些导演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来自于"根"和"生存空间"，这两个主题在台湾电影中的呈现最终是含混不清和不知所终的。

暗盒里的拷贝：非独立和非商业

　　台湾的新电影运动是在台湾意识形态领域逐步走向解冻，台湾的电影市场还没有完全向外国（主要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彻底开放前，台湾本土电影业的一次自我革新的救亡运动。

　　台湾新电影运动最主要的贡献是让台湾极具才华的一批电影人找到了发泄自己才华的空间，这个契机来自于对台湾史的重写欲望，或者说是来自台湾自身的复杂性。这种倾诉欲望对于各种背景的年轻创作者来说都是极大的刺激，而后又获得台湾当局的"辅导金"政策的保驾护航。台湾的乡土和都市于是生动而且日益深邃地展现在银幕上。

　　台湾新电影运动在国际上的成功还对台湾当局的电影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直接影响了台湾新新电影的出现。台湾这批电影人，在政府和电影业的双败中成为惟一的赢家。

　　对于台湾电影，1989年极为重要的年代。"政府辅导金"护送了一批导演走向国际，1994年辅导金电影《喜宴》、《爱情万岁》和《饮食男女》在国际上大放异彩，辅导金政策下的台湾电影企业更是完全依赖政府资助，到了1991年台湾本土电影的产量就有33部了，整个商业电影生产体系几乎崩溃，对于台湾电影工业的这个补血政策彻底断绝了它自身的造血功能。

　　台湾的新电影和新新电影在台湾的电影工业结构中影响甚微，而新电影人们所自创的独立制版公司在飘摇中也偃旗息鼓，比如最早的由侯孝贤成立的"万年青公司"几乎是昙华一现。侯孝贤、杨协昌这些导演现在的拍片资金完全依赖于国外，不是日本就是法国。他们的作品在台湾大众甚至是小众的视野里逐步消失，成为暗盒里的拷贝，即使还有一些渴望的眼光也没有机会使得这些胶片上的影像得以乍现，这已经成为台湾电影发生机制的一大问题。

　　其实一个国家（地区）的电影政策在无力保护这个区域的电影工业体系的时侯，首要考虑的应该是支持电影作为一种民族话语权利的价值。台湾的辅导金政策所扶持的商业电影在资金回收上还不及艺术电影可能是一个生动有趣的例证。

　　目前台湾辅导金政策被要求有很大的变革，就是从只资助电影生产转变为资助电影生产、发生和放映的全过程，让本土电影赢得自己的空间。台湾新电影和新新电影就是这样存在在一个非独立非商业的环境中，一旦电影作为话语权利受到保护成为台湾政策的核心后，也许还会产生更为新的电影人，也会产生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光柱把暗盒里拷贝上的影像投向银幕，投向一直存在的眼睛，即使眼睛的数量永远像晨星一样寥落。

结语

　　侯孝贤在几年前还对记者追问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后对处于飘摇之中的台湾人一直没有给一个落实的出路。现在国民党已经下台，台湾仍然处于飘摇之中，在那些不时传来的摄影机的马达声中，投向底片的依然是那种飘摇的光与影吧！而这些光和影对于我们大陆是那么的切近和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