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从新闻到电影

一份《南方周末》剪报
　　在拍《寻枪》前，整天给别人写剧本做编剧的陆川，偶然中看到了《南方周末》上一篇关于可可西里“野牦牛”武装反盗猎队的报道（《南方周末》2000年8月20日《谁来保卫可可西里》），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不能忘怀。

　　1985年以前，可可西里生活着大约100万只珍贵的高原动物藏羚羊，随着欧美市场对莎图什披肩的需求增加，其原料藏羚羊绒价格暴涨，各地盗猎分子纷纷涌入可可西里。短短几年间，百万只藏羚羊几乎被杀戮殆尽，残存不到两万只。
　　1993年起，一支名为“野牦牛”的武装反盗猎队，在队长索南达杰的领导下志愿进入可可西里进行反盗猎行动。这支由“临时工”组成的队伍在可可西里腹地和盗猎分子进行了无数次浴血奋战，两任队长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先后牺牲。
　　“在一个物质化的社会里，怎么还有这样一批人？”陆川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在向导演和制片人推荐过几次没有获得回应后，陆川把这篇报道剪下来夹在了剪报本中。
　　几年后，拍了《寻枪》的导演陆川还觉得不可能。“作为一个年轻导演，别人能给我多少钱拍电影我自己很清楚，也就在200万到300万这个价位。这样的一个大题材，也不是时下的热门类型片，我还没有这个资历去拍这样一部冷门的电影。”
　　陆川没想到这个梦想突然就实现了：2002年年初，华谊兄弟的老板王中军应可可西里地方政府的邀请，和一批企业家们一起去了可可西里。
　　在可可西里，王中军目睹到了人在残酷自然环境下的顽强生存状态，触目惊心、感同身受。因为发高烧，加上高原反应异常强烈，走在半路上的王中军被抬了下来，送进医院休养。
　　从可可西里回到北京以后，王中军在公司的选题讨论会上，突然对陆川说，“帮我拍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可可西里》。特别合适你拍。”陆川问：“有本子吗？”“只有这个名字。”陆川想到了《南方周末》的那篇报道：“好，我拍。”
　　陆川开始准备写剧本。在看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报道后，陆川觉得资料不够。和公司打过招呼以后，陆川进入可可西里，找到“野牦牛”武装反盗猎队。

　　两支巡山队
　　此时的可可西里状况已经发生变化。经过多家媒体的报道，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情况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影响波及海外。青海省宣布成立可可西里自然管理局，专门对这一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进行保护（见《南方周末》2001年1月11日《别了，野牦牛队》一文）。
　　管理局成立后没有吸收来自“野牦牛队”的成员，重新组建了一支巡山保护队。
　　于是，在可可西里高原上出现了两支巡山保护队，两支队伍不可避免发生了冲突。因此，想拍一部以野牦牛队为原型电影的申请被管理局拒绝。陆川多次写信给管理局局长：“在我一个汉族人看来，可可西里都是藏族在保护的，我不是为野牦牛巡山保护队拍一部戏，而是想为藏族的雪山拍一部戏，讲述藏族保护可可西里的历史。我确确实实为他们的行为和故事而感动。”
　　陆川的一连串电话和信终于打动了管理局，拍片的申请获得通过。在可可西里，陆川采访了新的藏羚羊保护队的队员，采访到了原“野牦牛队”的全部队员，亲身体验了巡山的全过程。
　　《可可西里》第一稿剧本写完，看过剧本的冯小刚、何平、王中军都不满意，陆川自己也不满意。苦恼之余，陆川又去了一次可可西里。
　　“我发现以记者的角度切入有助于对这支队伍悲剧性的呈现。比如因为没有经费，野牦牛保护队会违法把缴获的藏羚羊皮卖了换钱，添置设备去高原巡山追捕盗猎者。”
　　哥伦比亚公司希望陆川能够拍一部“西部片”，因此，《可可西里》第二稿里有了秘密警察、盗猎者和巡山队员，有追杀、有枪战、有爱情……剧本得到了认可。因为觉得剧本好，哥伦比亚公司、华谊兄弟公司特别允许陆川在这部戏中不起用任何明星演员。考虑到市场回报，两家公司最终确定的预算资金只有600万元。

　　100多号人走了一半
　　为追求绝对的真实感，除了巡山队队长日泰和队员刘栋、记者张磊是职业演员外，电影里的其他角色均由非职业演员出演。电影里最令人难忘的巡山队队长日泰由藏族演员多布杰扮演，他“有鹰一样的眼睛，又带点贵族的感觉，冷峻、坚定、平静，和索南达杰神似。”
　　电影里的女性角色央金的扮演者是新的巡山队队长的女儿更松永措，一个有着一双灵动大眼睛的小姑娘。当队长的父亲在工作中两次路过摄制组，见了女儿也就拥抱了亲一下额头就走了。在拍电影期间，他们破获了一个750张羊皮的大案。缴获的羊皮后来出现在电影中。
　　剧组的大队人马从格尔木出发，经昆仑山口进入可可西里，驱车4小时抵达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这个地方得名于牺牲的“野牦牛队”队长索南达杰，海拔4200米左右。《可可西里》在这里拍下了第一个镜头。
　　五道梁是陆川最不愿回忆的一个地方。当地人说：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然后就下雹子，含氧量仅为正常空气的三分之一。去五道梁拍戏原本不在计划中，但是陆川觉得不真正进入可可西里深处，主创内心的很多东西不能真正激发出来，所以他决定舍弃格尔木地区的景地，将全部重场戏都转移到昆仑山、可可西里无人区一线。
　　真实，还是真实。这是陆川在拍戏时对演员的要求。为达到这个效果，演员的着装、语言、动作都必须接受原“野牦牛”队员的检验，他们觉得可以了，才拍下一个镜头。
　　在可可西里高原最高峰布格达尔峰6200米处，剧组遇到了电影里巡山队经常碰到的事：在风雪中露宿，极度缺氧，头痛、头晕、呕吐、高原反应强烈，有人肺部感染、心脏病发作。一些后勤人员纷纷开小差逃离剧组，一位主创钱也没要就跑回了北京。电影拍到最后，一百多号人走了一半，最后只剩下六十多人。
　　电影的拍摄进行得异常缓慢，原计划3个月，超期一个多月，原预算600万，又追加投资100多万。
　　“电影就是这样，绝大多数人是来养家糊口，想实现精神梦想的只是少数。我死扛着才坚持下来。我想，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好，哪怕就是为了和我一起拍戏的这群人。”陆川说。

　　突然就死了
　　电影终于拍完了，陆川在机房3天剪出了样片。看完样片，哥伦比亚公司要求重拍电影，理由是完成片和当初的剧本在情节上有根本性的改变。
　　陆川改剧本的念头是在去了可可西里之后产生的。拍了两场戏时，陆川发现，演员念的台词都是普通话，不如当地人说的玉树藏语来劲儿，表演时的状态也不对。陆川的法子是让呆在摄制组里的原“野牦牛”队员领着演员一起玩牌赌钱喝酒聊天，学习当地人说话，自己则开始改剧本。
　　20天后，演员们站在搭建的外景大院里，穿着当地人的破旧衣服，头发蓬乱，皮黑眼亮，扛着枪站成一排，看上去顺眼了，摄影师给他们拍了张全家福，后来用在了电影里。
　　陆川说，“当他们活生生站在面前，脉搏在跳动，看着远处的山脉，我就跟摄影师讲，以纪实的手法去讲这个故事，原剧本里的戏剧性、传奇性都不重要了。”秘密警察的一条完整的故事线被彻底放弃了，最后的激烈枪战被取消了。
　　给电影带来变化的还有葛路明之死。在电影拍到一半的时候，哥伦比亚和华谊兄弟两家公司探班组在可可西里发生车祸，哥伦比亚工作人员葛路明身亡。
　　“在青海藏区车祸是常常发生的，我亲眼见到了好多次，但是前一天晚上还在一起吃饭的朋友，突然就躺在自己面前，永远地离开了。那天晚上，我看着车灯下裹在白色布里的葛路明，他的生命终结在这部电影中，给我和我的电影注入了新的生命，我开始反省自己所做过的一切到底哪些是真实的。有一天我也会躺在担架上的，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完全按照我的想法去拍一部电影呢？”
　　葛路明的死决定了影片悲剧式的结尾：队长死在盗猎头头的枪下，“我们在城里会觉得生命很顽强很坚韧，但在这里你会觉得生命很脆弱，突然就死了，生命就像蝼蚁，一阵狂风过后你就死在戈壁上，烟消云散。”
　　王中军从不理解到理解：“导演在拍摄时对故事如此大的修改，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是不允许的。但是，导演在前方的感觉是我们在后方感受不到的。在这个剧本改动最大的地方，我认为陆川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但哥伦比亚方面仍然希望陆川将结尾改为大团圆。应哥伦比亚公司的要求，陆川对样片进行了六次修改，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陆川坚持不改，“我决不会损失我要表达的东西。”
　　哥伦比亚公司把片子拿给美国的影评家看。结果是那些影评家一致地表示了对这部影片的肯定，“很难用某种类型片去界定《可可西里》，它有类似于纪录片的风格，但是充满剧情片的悬念，从一开始就扣人心弦。”最后哥伦比亚公司也认可了陆川的修改。
　　最后公映的电影的结尾仍然是队长死在盗猎分子枪下，但是以字幕的方式加了个光明的尾巴：“记者的报道刊出以后，震惊世界，中国政府为保护可可西里，专门设立自然保护区，配备人马，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和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这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2002年底，“野牦牛”队因为上级主管单位被撤消，经费困难，被迫解散。可可西里管理局下属巡山队最后收编了“野牦牛”队，但是不久，队员们又纷纷选择了离开。原“野牦牛”队长梁如今在西宁开出租车。
　　9月19日，《可可西里》在成都上映，当地的电影院和热情的成都影迷现场向可可西里保护区捐款。陆川表示，这些捐款，一部分将转给可可西里管理局，另一部分将用于资助为保护可可西里付出了生命和健康的原“野牦牛”队员以及他们的亲属。
　　“可能将来我不会再去拍这样一部电影了，因为每个人的青春期只有一次，《可可西里》对于我来说好像一次毕业考试，我相信这会是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最新出版的一期《读书》杂志中，研究现代哲学和美学的学者赵汀阳，以《可可西里的最后一枪》为题撰文，认为陆川的《可可西里》表达了对观众智力水平的尊重，没有一个情节可以预料，没有一句废话，像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或《落水狗》一样利索。赵汀阳总结说，《可可西里》所表达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回归品质的美学观点，品质意味着创造了一个有力量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