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莓

    在如今还保存下来的当时照片中，我们四人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彼此文雅地微笑著。我们那时正专注编写一本书，书名叫《伯格曼论柏格曼》（Bergman on Bergmann）。全书的构想是要由三名学有专精的年轻记者，来问我有关我的电影的问题。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事，我刚刚拍完《羞耻》（The Shame）。
    我今天翻阅这本书时，发现它扭曲了真相。这是一项谬误吗？诚然。这几位年轻的发问者怀抱著唯一真实的信念，他们也知道我已遭到年轻一辈的新美学论者所轻视、低贬与嘲弄。尽管如此，我也绝不能怪这几位记者不客气或不专心。我在和他们交谈时，并没发觉他们正谨慎小心地重新塑造一只恐龙怪物，而我还客气地帮了他们的忙。我在书中看起来不太坦诚，防卫心理太重，而且相当害怕。连只有些微挑衅意味的问题，我都以讨好的态度回答。似乎我正痛苦地想要籍回答问题来博取同情，我正恳求谅解，而谅解却是不可能的。
    三位记者中的一位史提格

网友评论...

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