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什么（上）

    为什么您要知道我想拍什么电影?
    永远都不应该谈电影!因为就其本质而言，一部电影是不能用话语形容的：就像你不能奢望叙述一幅画或逐字逐句转述一份乐谱一样。再说，谈电影的时候，会落入局限、呆滞的假设中，把注意力集中在影像、结构及难以避免被简化了的特征上。如此一来，可能你再也认不出那是你的电影了，或更有甚者，忘了它是你的电影。
    不久前我念到一篇纽曼写的关于创作，或者应该说关于“创作类型”的发人深省的文章。请容我粗略引述。大概是这么说的：谁是有创作力的人？什么是创作?有创作力的人是能在有意识的、令人宽慰、放心的文化标准，与无意识、千年岩浆、黑暗、夜晚、海底之间泰然自若的人。就是这个能力，这样的居中斡旋，促成了创作。纽曼说，这个人就在这一带仁立、感受，以便进行一项转换，是生命力的象征；而这场游戏的赌注是他的生命或他的心智健康。
    我为我记忆模糊导致专有名词不太贴切道歉，而且我承认我刻意夸张了；我喜欢做过头，我招供，我不知节制，就像闪烁其词和亢奋中多愁善感的人，还令人联想起19世纪邪恶的硫磺研究，所以我可以大言不惭地承认，我刚刚说的可能太戏剧化了，跟这位德国科学家深入分析的条理分明背道而驰。可是当我想到连导演工作也可以在如此晦涩不安的领域中找到避风港，脐身于如此危险和激进的变数中，就得意洋洋、沾沾自喜。希望您同意我就纽曼的思维加上我小小的一点意见：我相信总的来说，创作者对无意识和意识之间的缝合活动是没有知觉的，至多只领悟到协调两者的方式。
    打个比方，我面对这微妙过渡阶段的运作就很不清醒；没有任何疏离的评论能帮我，不像我某些同行片子一拍完，或有时在拍摄过程中就可以对片子进行解读。我真嫉妒他们!我就没办法做到，或许是因为我跟电影之间有一种心理上的暖昧关系，彼此不信任，互相鄙视。我拍一部电影好像在逃亡，似乎它是一种传染病。我按接着性子，充满怨恨地看着它，像要摆脱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幻想着我远离这部片子的那一刻就是我解脱的时候；只是当我逃离开它，当我把它交给别人后，当我在寻找好让我再度生病，再一次觉得需要从中解脱、痊愈，并跟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及更模棱两可的默契时，我又染上另一种病。像梦。梦也是表达我们疾病的一个方式，虽然它跟疾病一样，都在寻找健康。一部电影对我来说，十分接近一个友善却并不令人期待的梦。朦朦胧胧同时又急着暴露身份，有人解释时它羞怯不已，保持神秘的时候则令人向往。
    开始时，一部片子是什么?疑问，假设的情节，模糊的灵感，不确切的感受。尽管那是最初的飘忽的接触，但片子似乎已经自身完备、齐全、生气蓬勃、纯真无理。想让它保持如此不沾尘俗的念头十分强烈——谁知道呢，也许一切会更简单，也更正确。但是野心、需要、无聊、使命感、协定及合约条文逼你去拍它。然后就是以下这些在电影场景里的罗马会看得到的仪式、鸡飞狗跳和情况：编预算、律师、租器材、现场勘察、开拍酒会、进度延迟、清晨四点的国际长途电话，而这一切都令人气馁地准时重复出现。美国人也准时到下榻的大饭店，你得去那里跟他们谈话。他们穿着内裤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叼着大雪茄，有气无力，语无伦次，看不出他们到底是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热情又多疑，他们一面跟你说话，一面打电话去东京、斯德哥尔摩，突如其来地建议你在某某地方拍戏，不停地喝酒、举杯祝贺，说明天要去见教皇，然后见这个和那个查理，然后要去彻撤玲的餐厅吃饭，啊，为什么我不干脆打个电话通知她?
    片子逐渐展露出它不清不楚、中庸妥协的个性：但是并不讨人厌。它让你把钱放进口袋里，不管怎么说，这挺令人欣慰的。签完合约以后有一张支票，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接下来是第三阶段：剧本。这是片子走近和远离的时刻。剧本像私家侦探那样揣测片子未来或可能的样子，试图发现该以何种方式将自己具体呈现。混乱，矛盾，最初几个无中生有、嘲讽般清晰的影像，这些是无法寻获的机缘和机会。然后这些影像飞逝而去：剧本得用写的，有它的文学节奏，可是文学节奏不一样，没办法与电影节奏相对照。
    在当导演之前，我写了很多剧本，这是一份常常令我难过、惹我生气的工作。文字、文学表现手法和对话极具魅力，但是会模糊掉一部电影明确的空间感和视觉上的需要。我怕剧本，让人憎恨但不可或缺的剧本。为了工作，我必须跟我的合作伙伴建立起一种同班同学式的默契，相同的回忆，相同的兴趣，相同的笑料，对正要开始的工作带着批判、轻蔑的神情，反对它。和那些跟我工作过的编剧们一起，我很幸运地实现了这个中学生的小集团：无论是皮内利、佛莱亚诺、扎朋尼、荣迪或托尼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