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真:纪录片是一种精神
著名导演田壮壮拍摄的纪录片《
从央视的《
人文类题材的持久诱惑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首先祝贺你导演的《
陈真(以下简称“陈”):是啊。进来一看,原来中国电影那么不景气。去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才10亿多。
记:可能《
陈:对。你想中央电视台去年光广告收入就是70多亿。这是一个电视台啊。要是全国的电视台算下来,数字更惊人。可是票房呢?所谓票房,是电影院卖电影票的钱,还不是利润啊。可见中国电影业的萧条。可是呢,拍电影的手续又特别复杂。再到发行,也是非常困难。发行是要拿走百分之六七十的。比如说,你的片子票房是1000万,发行方就要拿走600万,剩下的你还要付拍摄成本、印制拷贝、人工等等。而且发行好坏和拷贝多少是非常相关的。一个拷贝要挣10万的票房,才能抵得上成本,不可能赚钱的。刚才说的还不包括其他的运营成本,比如说广告。人家田壮壮的《
记:其实我觉得你在发行上可以尝试一下其他方法,比如说走学生路线,还有到电影节去参赛。
陈:对,也有人跟我这样提议。我们这个片子在上海电影节上反响还是很好的,估计总票房我们超不过田壮壮的《
记:但是就我的了解,纪录片的市场还是存在的。某个片子好看,比如《
陈:应该说中国这20年里,前10年纪录片发展很迅猛,后10年本身发展并不大,但是纪录片的观众的确是比以前多了。但是这个推动,主要是电视,而不是电影。中国最早的电视纪录片栏目是上海的《
这些片子着重于日常生活和凡人小事的记录,不那么官样文章,所以有人喜欢。还有呢,这些年各个电视台都注意成本,很多节目都是访谈啊对话啊什么的。真正是出去拍摄的,少之又少,成本太高。这就造成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人文历史题材的大型纪录片近年来有点衰退,投入大,耗时长,回报小。但就我本人来说,我更喜欢对人文历史进行探求、思考、表现的纪录片,而且我也一直没有放弃做这样的纪录片。
记:作为新纪录片运动已经有20年的历程了,这个运动的整体处于一个怎样的状况呢?
陈:我觉得我们从事新纪录片运动的这一拨领军人物吧,随着年龄的增长,锐气减了不少。还有呢,活儿也少了。不像以前,白天黑夜地干。现在呢觉得可以歇一歇了,还要考虑一些实际的问题了。现在的DV青年多了,一年下来优秀作品也有那么两三部。但是整体上看水平不高。主要是创作方式和手段都比较老套,甚至有的还在模仿电视台的节目。
记:你觉得纪录片中值得注意的方面有哪些?
陈:一个是原生态的多,吃喝拉撒,全记录。一个就是长,极其地长,一个镜头好几分钟。这些作为纪录片的一种形态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只会这个,好像纪录片就是这个样子的。要知道记录只是手段,我们要抓的是纪录片的本质。大家往往本末倒置了,关键是镜头的选择。你得组成一个有效的文本。我曾经对人说过,纪录片是一种精神。你的选择代表了你关注的对象,代表了你的态度,你的思考,这个是最重要的。要不然那种猫啊狗的家庭录像也可以算纪录片了。
《
记:忙完了《
陈:一个当然是继续做《
记:尽管你很早就从事纪录片这一行,在业内名气不小,很多人都尊你为老师。可是普通人并不一定注意到你,《
陈:这话就长了。大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推出了许多关于西藏题材的影视作品,最有名的有两部电影,一部叫《
记:怎么会选择一名老喇嘛作为纪录片的视角呢?
陈:也就在前期的策划采访中,一位老喇嘛,叫强巴格桑的,引起了我的注意。他13岁就进了布达拉宫,与布达拉宫有60多年的不解之缘。人长得很有特色,也很有故事。我把他的故事和布达拉宫一联系起来,历史就活了,有人性了。
记:西藏的自然条件不大好,其他条件也很差,拍摄过程中一定碰到了很多困难。
陈:的确比较困难。布达拉宫始建于松赞干布时代,后来是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中心。可是关于布达拉宫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不是很系统,很多资料也显得支离破碎,加上我们又不懂藏文,所以难题不少。我记得当时的布达拉宫管理处负责人告诉我,至今没有人明白布达拉宫到底有多少殿堂。刚到布达拉宫的时候,我经常在里面迷路。拍完后,哪个宫殿如何行走,位置在哪儿,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我是了如指掌。但是不要以为我对布达拉宫的了解有多深,远远不够。要想进入一种深层的文化,非常困难。
西藏的恶劣气候条件对我们也是一大考验。你想,拍电影的摄影和照明器材数量之多,分量之重,在那样的环境下的确是件烦恼的活儿。到过布达拉宫的人都知道,汽车只能到半山腰,我们每天都要来回三四趟,那是和自己的体力和极限做斗争。我们和布达拉宫的管理部门签了协议,拍摄当中绝对不损坏一件文物,不影响游客和香客的正常活动。他们还规定我们每天必须在晚上8点以前收工。我们要抢时间,又要回避参观的人流,还要小心不让我们的器材损伤文物,难度很大。
纪录片电影的大众化尝试
记:正如你所谈到的,《
陈:这还得从我的经历说起。我是搞了好多年的纪录片嘛,20年前我从大学毕业到中央电视台,第一部参加拍摄的是当时中日合拍的大型电视纪录片《
记:著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好像就说过,他当时制作纪录片的时候就深受你的影响。
陈:现在吴文光做的纪录片比较有影响。可是包括吴文光的作品在内,现在的纪录片虽然在业内为大家熟知,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些片子。这些片子也很少在电视台播出,更没有机会进入电影院。总的来说,这些片子比较边缘,我也拍过这样的。其实包括吴文光他们也在为电视台做一些片子。这些片子和他们自己拍的片子区别就很大了,甚至可以说完全不一样,连拍法都不一样。几年前我就有一个想法,与其做一个大家都看不到的,为什么不做一个公开发行公开播放的,大家都看得到的东西呢?往往就是这样的,你自己先选择了边缘,然后才被社会边缘化了。其实,你说谁愿意边缘?所以我想能不能拍一部面对普通观众的,而不是仅仅针对专业人士或者某个特定话题的片子。
我想《
不少从国外回来的朋友也给我讲,国际上的纪录片节上放映的DV和胶片没什么区别。可是没人说我就是不拍胶片,非拍DV。尤其是像我,年纪也大了,告诉人说我在玩DV,那算个什么事?必须得拍胶片的。(笑)
记:看来你骨子里还是理想主义的东西。
陈:就是太理想主义了。
陈真简历
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著名纪录片导演,新纪录片运动发起人之一,中央电视台《
采访手记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电视纪录片有了飞速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电视台成为推动纪录片创作最主要的力量。当时出现了许多好的片子,多次在国际上获奖。学术界有人把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纪录片的这种现象称之为“新纪录片运动”。从那时起,纪录片在题材上有两个显著的分支,一种以人文历史为主要表现题材的纪录片,像最早的电视纪录片《
而陈真不仅见证了中国新纪录片的历程,也是这两条路上的实践者与探索者。他参与拍摄了《
然而,每天短短8分30秒的时间也局限了陈真的梦想。这个自称“理想主义者”的人,仍然对长纪录片一往情深。这就是电影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