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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我看张艺谋

2004-9-13 13:35  来源:先锋网 作者:陈凯歌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我与艺谋初识是在电影学院。因住在一座楼中,每日碰面,彼此也知道姓名,熟是不熟。
      只听说,在入学考试的当中,他的报名作品让老师们拌了嘴,他当时的年纪又比一般考生大出许多,所以学院方面不予录取。后来还是当时文化部部长亲自发话儿,他才勉强上了学。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事,就算他各科成绩均属优等,又没人为他拌嘴,年龄上也合槽,怕也是入不了学的,这也算因祸得福了。为了什么事呢?我后面再讲。
      艺谋貌不惊人,中等身材,走起路来挺沉重,加上衣帽平常,在人群中显不出他来。要画他的肖像不能再容易了:一个弧线微微向下弯曲的鼻子,两条自鼻翼直奔嘴角沟线,加上一双深沉的眼睛。
      这点特征在其后几年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更看得清楚了,再往后,索性连颧骨下面也塌陷下了去了。
      他在学校中没什么动静,我们至多在球场上做做对手,学生们要自己组织个舞会什么的,永远找不到他,至于后来他曾经做了一年学生会副主席,据说还是因为他的年纪可以作诸同学兄长的缘故。只听说他在班里各门功课都好,同学们敬重他。后来在一个摄影展览上看到他四幅一组的作品,意意思思地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
      其中有一幅印象挺深,作幅长过一米,是百尺危崖上的一个青年,肃然独立,却没有壮怀激烈的意思,想象与制作都好,境界上也是深沉的。因是同代人,便生一片领悟之心,叹了半天。
      后又听说他的摄影作品在报纸上刊出了不少,好评之外,尚有褒奖,其中最奇的是一位女青年,其人待业既久,经艺谋拍摄一张头像刊在《中国青年报》上,竟考中了空中小姐,后又来致谢云云,我倒觉得有点演义了。
      学习期间,因为有了好感,曾同他谈过日后合作的事,可学业未毕,到底是空话一句。
      等到拍毕业作品,他参加田壮壮导演的《红象》组,我其时也在云南,但未见面;后在北影遇见,就是来送样片,我随他看了几本,以为不错,他却认为未敢满意。
      言谈之间感到他志向极高。
      一九八二年毕业,方知他从被分配到广西厂,当时颇感惊讶。因他是西安人,又结了婚,怎么去了广西?后来听说这与他入学时的风波大有牵扯。
      一年以后,他与军钊、肖锋、何群一起拍出了《一个和八个》看了让人犯傻。
      只是这之后的合作中,我才有机会慢慢对张艺谋有点儿了解,了解的结果之一是我和他、何群,还有摄制组的全体人员一块儿拍出了《黄土地》,也让我们之间有了点感情。
      张艺谋比我大一点,一九五一年生在西安,人称古都。艺谋人前寡言语,更不谈家事,后来熟了我才偶知一二。
      他家父辈都是军人,二伯父解放前夕想要率部投向这边,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杀了,可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死人倒背着潜伏的名儿;大伯父也有行踪问题,艺谋和兄弟们身上就背上了"台湾关系"的罪过,一张满是不实之词的纸片竟在他的档案中癌一样地受用了二十多年。
      而他本人因不知情,在遭到冤屈时就自然得不到解释。其父也因是军校毕业生而成了"历史反革命"。这样一个家庭在解放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其情状想是想得到的。
      "文革"开始后,艺谋的父亲去了陕南劳动,作医生的母亲走了"六.二六"道路,他自己也因下乡,照顾不成幼弟。在这期间,弟弟因病失聪,终于成了聋人。
      从一九六八年往后数,张艺谋插了三年队。
      三年间,无非春种秋耘,夏收冬藏,闲时便去修水利,几十个人住一孔窑,一干就是百十天。
      就在这种传了几千年的耕作活动中,他见到了为活着而劳动的农民,他也尝到了穷的滋味。
      一次,他跟我说起夏日里割麦的麦客,一顿吃得下几斤面条,撑得打滚儿了,就用擀面杖自己的肚子。泄过以后,下一顿又再吃下几斤。
      我听了觉得故事道理很深。
      三年之中,他有很少的机会去陕南,一边放羊,一边在父亲的片言只语中明白一点自己的家世,羊不饿的时候就往返八十里路买回自家口粮。
      我们谈起这类题目,只当是说笑话。这是我们的好处--好在不把它当一回事,活着,就是这样。
      三年之后,艺谋进了咸阳棉纺织厂。进厂也费周折,原因还是跑不出家庭的事儿。
      "革委会"几次议了又议,最后还是因为他会打两下子篮球,他才二回吃上"官粮"。
      在厂里,他把百十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让女娃们纺纱织布,剩下的事就是用手指头把四层厚的坚固呢(劳动布)"唰"的一声撕开,如此这般,七个春秋。
      他也见着了有一天算一天在织机前头劳动的工人,他也尝到了艰难的滋味。
      我听说,艺谋是在当搬运工的时候弄起了业余摄影的。都知道这是个花钱的事儿,他得吃饭,他又有家,家里有的是没工资的父亲、年过八旬的祖母和两个兄弟。可是他偏想有一台照相机。
      后头,他卖了血,用自己的血换一台相机,不犯什么法。相机有个套子,是他没成亲的媳妇做的,外面是劳动布,里面裹着棉花。那以后不少年,他成了摄影系的学生和专业摄影师,也没有用过比他自己的"海鸥"更好的相机。他觉得"海鸥"不错,"海鸥"可以拍出很像样的相片。相机的好坏不是最重要的。
      西望长安绣成堆。张艺谋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后生。不是因为名字,而是他打了实在的主意,为艺谋,不为稻梁谋。为这,他拿着用血换来的相机去物华天宝的秦地。
    曾经十次登临华岳的张艺谋,远望天地人烟,想到更多的怕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万家忧乐吧。
      艺谋的创作,师辈和评论界同志们谈得多了,我就不再赘言,对于他的工作态度倒有几件事可以说说,我想他的成绩是跟这个有关的。组内人员都以"张大师"戏称艺谋,还有一个绰号叫"张黑脸"。听见有人说"艺谋又黑脸了",意思就是"拍摄有问题了"。
      一次,选择一个山坡景地,要求是坡上有一颗零零的杜梨树,树下有白色的小路,蜿蜒向上。此景遍寻无着:不是树不合适,不是路不合适。艺谋自然又黑了脸。
    最后决定:踩出一条路来。于是摄制组全体人员从下午二点开始,用卓别林的步伐鱼贯而上,只留艺谋在对面山梁的机位处指挥、观察。四小时后才成功。这条路白且平滑,不落脚印痕迹,极像多年踩踏成的。这时他的脸也就渐渐变白了。
      另一次,在窑内拍日景。为使光效真实起来,艺谋就须调整内外光比。一镜拍过,他站在那儿不出声,半晌才说,外面毛得太厉害了,要是窑外有一座灰楼就好了。
      众人都笑:外边除了土坡就是山峁,这窑洞本身还是何群打的,何来灰楼!他不笑,只是发呆,身上的黑粗布大襟棉袄的衣襟吊着,像一块大擦嘴布。
      我对他说:"下一镜机位不动,这样......"
      他说:"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
      照明组长对他说:"怎么,大师,灯就不动了呵!"
      "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
      演员掩口而笑:"行了,魔症了。"
      十天以后,样片来,看完以后,我问他的感觉如何。
      "还行!"他说。
      他说完了,我心里念佛。
      艺谋衣着简单,除单衣裤外,拍戏两月,就穿一双胶鞋,又不穿袜子。一脱鞋,非让人窒息才罢。不得已,那鞋每晚提入浴室放置,次日清晨取出仍臭不可闻。
      这双鞋引起另一段故事: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我们在陕北佳县补完最后一批镜头,急欲返回北京冲洗,以决定摄制组是否撤离。事先约好了,有车在绥德等我们,然后,乘车经吴堡过黄河大桥,入山西境直赴介修,夜间乘火车奔北京。
      我们早上七时出发,因天雨公路禁行,不得已绕个大远儿到绥德,到时已行八十公里,时间是下午四时。连忙换车过河,一行除了司机,有演员薛白、艺谋、制片主任和我。
      进了山西地面,天已擦黑,这才发现山西全境修公路,红色"菲亚特"在泥泞中像船一般走,走走停停不说,还得不时下车推进。午夜十二时许,天降大雨,离介修二十四公里处车辆堵塞,通行无望。我们下来勉力推车掉头,决定直取太原。
      掉头后,已是一身泥水,车走到一铁道路口,公路平得像镜面,都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凌晨前稳抵太原。
      艺谋便唱令停车,其余人都觉惊讶。只见他下得车去,脱下那双胶鞋,恭恭敬敬地放在公路中央,口中念念有词:你跟我不易,现在戏拍完了,我把你留在这儿了。
      说罢上车,喊声"走"。众人笑完,他对我说,《一个和八个》拍完,他也照此办理过。这是第二回。
      我心中好笑,等到车进文水,发现此县境内也在修路,路面比前头更烂,又有石子遍布,下车推进时,只听得一阵阵呻吟,又听见说:"二次大战,二次大战,德军进攻莫斯科。"
      四野漆黑,只见三个小小人影在奋力推车,腰部以下,都是黄泥。我突然想到:"我想表现天之高远,地之深厚,黄河之东流到海去不回......"便笑出声来。
      我这么猜:艺谋当时一定十分怀念那双臭不可闻的胶鞋。
      凌晨五时二十分,泥车飞速驶抵太原火车站,下来的人以"赤脚大仙"为首,使晨起的太原市民瞠目。
      四十分钟之后,车行北京。
      张艺谋于当日下午赤足径奔电影洗印厂。
      我常和张艺谋不开玩笑地说,他长得像一尊秦兵马俑,假如我们拍摄一部贯通古今的荒诞派电影,从一尊放置在咸阳古道上的俑人大远景缓推成中近景,随即叠化成艺谋的脸,那么,它和他会是极相似的,或许因为艺谋是真正秦人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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